第一，余永定把消费完全内生化、因而轻视短期促消费，容易把增长核算和需求管理混在一起。短期产出缺口、通缩压力、资产负债表衰退式行为下，转移支付、社保、债务置换、稳定房价预期，都可以改变收入预期，从而改变消费路径。投资启动增长、增长再带动消费，是中国过去常用的循环；但在地方债务高、房地产存量未消化、部分基建边际回报下降时，同样的循环效率会变差。 姚洋说“不能拿长期手段解决短期问题”，这一点比单纯“再搞一轮投资”更准确。 第二，鞠建东把顺差主要视为国际分工结果、而非扭曲，有一半道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完整产业链是真实的。 但另一半不能抹掉——国内要素价格、社保、土地、国企与地方竞争、汇率与金融抑制，都会放大顺差。用顺差“抵押”大规模对外发人民币债来换发展资金，理论上是把外部净资产转化为可动用的国内需求，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实践上，姚洋的批评成立：规模、定价、投资者结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都是硬约束； 李迅雷赞成方向但把量级压到“一万亿已经不错”，更接近现实。 八十年代对日债务的记忆不必神话，但“舍近求远”的风险是真实的——国内中央加杠杆、置换地方债、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往往比先把债发到海外再借回来更直接。 第三，“世界列车停在中国站”“很多国家绝望”“产业转移终点站”这类表述过满。中国在新能源、部分制造环节确实处于领先，但技术扩散、友岸外包、关税与安全审查、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追赶，都会让“终点站”变成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不平衡是常态，追求绝对平衡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国内收入分配、社保与公共服务不足，会让顺差在政治上更难持续。 第四，中央加杠杆几乎是这批学者的最大公约数，我同意方向：中央财政空间相对大于地方，用国债置换隐性地方债、提高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比继续让地方加杠杆更可持续。问题仍是“发债干什么”。高质量公共投资、人力资本、社保与消费能力、处置房地产存量，需要同时做，而不是在“投资派”和“消费派”里单选。

达利奥是个绿茶婊，对企业家责任狗屁不通。 你作为一个AI平台，到处观看用户的数据，还讲出来，以示自己圣洁如天使。 你特喵不是上帝，你是个企业家，责任就是运营好公司。 AI是否会毁灭人类，中国是否邪恶，不是一个生意人关心的事。 生意人就是要抱着“把绞死自己的绳子”卖给刽子手的精神，去努力做生意，直到脖子上套上吊索。

这是Dario自找的。他发的威胁报告，虽然揭露了国家安全隐患，但也告诉所有的客户，我的确会仔细分析所有人的访问记录，并且我会认真判断用户的意图。这种对很多高净值用户来说是极其不舒服的。

达利奥与奥特曼等人有着愚蠢的坏心思，在无法实现盈利目标的现实压力下，编造AI会失控毁灭人类的谎言，来避免资本市场的失败。 即使如此，你如果听到中国领导人在金砖会议上的讲话，会明白中国将坚定的走下去，虽然中国大模型多数采取蒸馏claude,chatgpt的方式，但还有个豆包，在张一鸣的坚持下自力更生。 那么等一等豆包也好。 等中国人赶上来，把各位全干掉。 蠢到死！

大仲马不是懂男人，而是懂女人。 梅塞黛丝在听闻男盆友失踪后，就嫁给男盆友的发小了，很简单，她要生活下去。 在发现丈夫是坑害自己男盆友的人，也不过是认命。 夫妻感情早已缔造了二十年，根本不是当初一个情窦初开的男盆友可以比拟的。 因此，两人如果复合，必定是悲剧。 海黛不仅仅是尊敬崇拜基督山伯爵，还有相依为命的羁绊，基督山伯爵也已经情感上依赖海黛。 这才是一对真正的苦命鸳鸯。

我从未因为宗教支持过川普，自始至终，我都知道川普在伪装信仰基督教，他是个什么都不信的人。 不要给我乱扣帽子。 我从未支持过任何美国领导人，我只评论。 而华人在海外从政的任何人，我都支持，哪怕是李洪志。

离开了北京，高铁票极其难买，不知道周末这些家伙都回上海干嘛，难道是北京上班，上海周末？ 只好买了商务仓，贵三倍，进闸口跟难民一样，总有一批不肯排队的非商务仓试图插进我们这只难民队伍，好节约几分钟，害得服务生紧张兮兮，不停观察，别丢了客人，别混进其他人。 好吧，座位很舒服，可以躺着睡觉😴。 餐食一般，怀念望京的牛肉面，下次为这口面，也得再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