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什么容易左翼横行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 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曾经出现过一幕横跨二十余年的奇特景观：有一个人几乎是独自一人，用手中的笔与整个法国左翼为敌，在整整一代人视他为魔鬼的舆论环境中，坚守一个最终被证明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个传奇，就是后来被称为“法国人的良心”的雷蒙.阿隆。 这段思想对抗，常常被描述为阿隆和萨特两个人的世纪之争，当时的法国知识界流行一句话：“宁可跟着萨特错，也不跟着阿隆对”。这句话后来被许多阿隆当年的批评者承认，是他们平生最令自己尴尬的一次自白。 因为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萨特在希特勒问题上错了，在抵抗运动上错了，在战后欧洲问题上错了，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问题上错了，在极权问题上错了，在法国的未来问题上也错了。在哲学和文学上当时几乎无可匹敌的萨特，在社会学、政治实践上得了零分， 而萨特的老同学，那位孤军奋战的对手——雷蒙.阿隆拿了满分。阿隆所具备的，不仅仅是深刻的思想洞察，正确的价值判断，更难得的，是他那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阿隆所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当年的好朋友萨特，而是萨特身后的整个左翼阵营。 在一个“左”被默认为正确的国家，在一个习惯性用道德激情取代理性判断的民族，在二战后的法国，阿隆的所作所为，几乎就是在与全世界为敌。 战后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正在文化领域迅速扩张，因为苏联被视为击败纳粹的重要力量，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也作出了实际贡献，而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记忆，让资本家和保守派们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甚至是共谋。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获得巨大的正当性，很多满怀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理念上转向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路径跃跃欲试。而在法国，共产党PCF一度称为最大的政党，甚至被称之为“7万民烈士”的党。 整个法国知识界全面左倾，当时最有魅力的文化人物萨特，一手高举原创的存在主义，一手高举拿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法国思想界迎风飘扬的左翼旗帜。支持左翼就是站在正义一边，反对左翼就是冷酷和反动。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拥有选民基础、工会控制权、覆盖整个文化界的出版网络，所以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不只是论战，而是组织化的全面压制。 从1947年开始，随着杜鲁门主义提出“遏制”政策，冷战拉开序幕，法国知识界在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上迅速两极分化，左翼阵营出身的阿隆，越来越明确反对苏联模式下的极权主义，拒绝接受萨特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对民主无情，对极权宽容”的双重标准，与昔日的同窗好友萨特公开决裂，成为冷战时期法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声音。 对于萨特而言，他并不认为阿隆具备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力，刻意对阿隆视而不见，不愿接受在公共媒体上与阿隆进行公开对话，多年也不回应任何来自阿隆的批评。他甚至说：“宁愿和女人谈琐碎的事，也不愿和阿隆谈哲学。” 被贴上“右翼”标签的阿隆，在1948年尝试争取巴黎大学教授一职时，遭受左翼把持的学术圈的政治打击，整整7年，这位法国当时最伟大的政治分析家，没有获得任何顶级学术职位，被迫以记者身份在边缘维系自己的影响力。法国历史学家，也是前共产党员的拉迪里多年后坦诚：“在我的青年时代，阿隆几乎就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亲资本主义、亲美国的，因此令人怀疑”。社交晚宴不被邀请，学术会议不被邀请，著作颇丰的阿隆出版了新书之后，不是被恶意批评就是被沉默对待，当时的法国充满一种在民主国家很难出现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认真对待阿隆，本身就需要付出社会代价。 所以当后来萨特的另一位昔日好友加缪站到阿隆这一边，反对苏联斯大林，反对萨特时，被另一位历史学家托尼.贾徳在《责任的重压》一书中，说加缪与阿隆一样，是极少数展现了政治勇气和道德诚信的人。 1955年，雷蒙.阿隆出版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是一本向整个时代宣战的书，也是阿隆对法国左翼最直接最全面的还击。在书中他仔细分析了左翼在法国盛行的原因，直接针对当时欧洲知识界普遍推崇马克思主义，看好苏联的潮流，尖锐批判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盲从。书名借用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和精神鸦片。该书现在被公认是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论战之作，也是社会学的里程碑。 托马斯.索维尔等后来者从中汲取灵感，讨论知识分子的“虚妄”和“异化”。它永远在提醒知识分子，真正的“介入”不是拥抱幻想，而是直面现实的复杂性。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以及相关著作中，阿隆将法国左翼强大的原因，归结为是“历史记忆”加“道德文化”加“国家结构”这三者叠加的结果。先说“历史记忆”，阿隆反复强调法国大革命是“左右对抗的祖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