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网友提问，但二战结束以来对启蒙、启蒙理性、乃至理性本身的批判，多到简直没办法做文献综述，但大致上可以梳理出这样几个脉络：1）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神话和工具理性批判；2）后系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等）批判围绕启蒙产生的知识、元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普遍性、文明等等；3）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复古派（政治哲学领域）；4）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复古派（道德哲学领域）；5）以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前理性主义派（科学哲学领域）；6）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中的建构主义流派；7）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8）以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 对“批判”的质疑或再批判，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几个脉络：1）以斯洛特戴克为代表的犬儒主义批判（揭示启蒙批判的无效性）；2）以利科和费尔斯基为代表的后批判派；3）以布迪厄和卢曼为代表的社会学家；4）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现实主义转向；5）以波尔坦斯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批判社会学转向…… “启蒙”、“批判”、乃至“理性”本身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想当然拿出来标榜进步的话语权了。但是问题在于：不管是批判，还是对批判的批判，都一样严重脱离社会和实践——它们都一样既无法影响社会，也无法影响实践。就像我们中国网民一样，大多数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很多人读的依旧是100多年前的“经典”。这些“经典”成了许多人的信条，普通人非但意识不到这些“经典”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意识不到他们的“信条”存在什么问题。 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经院主义”：一边是普通人大量接受源自经院理论的经典教条；另一边是新的经院理论不断地推进对经典教条的批判和反省，同时自身又与社会和实践脱节，变成新的经院主义。 这种诡异的“经院主义”显示出社会有种滞后性和再蒙昧化趋势——因为新的经院理论几乎无法有效影响社会了。要破除这种局面，可能需要在实践领域重新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这是目前高度学院化、高度建制化的经院理论，还做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