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3岁的张大千在日本求艺。18岁的山田喜美子来到他的画室，羞涩地说：“千桑，拜托了。”随后褪去衣衫，做了他的模特。 画室里只有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张大千画几笔就停下看她一眼，目光很静。喜美子垂着眼，呼吸放得很轻。 “累了可以动。”张大千说。 喜美子摇摇头。 那天画到傍晚。喜美子穿好衣服，把画具一样样收齐。张大千看着画稿，没说话。 后来她每天都来。除了做模特，也帮他磨墨、铺纸。张大千画得快的时候，她会盯着看，眼睛亮亮的。 一次她问：“千桑画的我，不像我。” “哪里不像？” “画里的人……好像在笑。我没笑。” 张大千看看画，又看看她。“你觉得该是什么样？” 喜美子想了想。“不知道。但千桑画的，一定是对的。” 张大千笑了笑，把那幅画搁到一边，换了张新纸。“再来。” 日子久了，画室里的沉默变得不太一样。有时喜美子摆姿势久了，会不自觉地抿一下嘴，张大千就停笔，等她缓一缓。有时张大千找不到某支笔，还没开口，喜美子已经递过来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雨打着窗户。喜美子做完模特，没有立刻走。她跪坐在垫子上，看着墙上未完成的画。 “千桑要一直留在日本吗？” 张大千洗着笔。“下个月去巴黎办展。” “还回来吗？” “回来。” 喜美子点点头，起身收拾东西。走到门口时，张大千叫住她。 “明天不用早来。下雨，路滑。” “好。” 第二天她还是准时到了，头发梢沾着水汽。那天张大千没让她做模特，而是教她调一种青绿色。喜美子学得很慢，手指上沾满了颜料。张大千握住她的手，带她勾了一条线。 “手要稳。”他说。 喜美子盯着纸上那条颤巍巍的线，耳根红了。 巴黎的画展很成功。张大千回来那天，喜美子在画室插了一枝梅花。他没提巴黎的事，她也没问。一切照旧，只是张大千开始画更多写生，喜美子出现在画里的次数越来越多。 一次友人到访，看见满墙的画，玩笑道：“张先生找到了缪斯。” 张大千只是倒茶。友人走后，喜美子轻声问：“缪斯是什么？” “是灵感。”张大千说。 “那我……是千桑的灵感吗？” 张大千看了她很久。“你是很好的模特。” 喜美子低下头，继续磨墨。墨圈一圈圈散开，很圆。 冬天的时候，喜美子感冒了，几天没来。张大千画不下去，对着空画纸坐了一下午。第四天她来了，脸色还有些白。 “不该来的。”张大千说。 “怕千桑没模特。”喜美子说着，就要解衣扣。 张大千按住她的手。“今天不画。你坐着。” 他破例给她画了幅肖像，穿着整齐的和服。画完后，喜美子看着画里自己沉静的脸，忽然说：“我父亲说，女孩该嫁人了。” 张大千的手顿了顿。“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喜美子抬起眼看他，“千桑觉得呢？” 画室里很安静。远处有电车驶过的声音。 “你该听你父亲的。”张大千说，声音很平。 喜美子没说话。她站起来，朝张大千深深鞠了一躬，离开了画室。门轻轻合上。 那之后，她有一个星期没出现。张大千照常作画、会客，只是经常画到一半就搁笔。第八天，喜美子回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摆好姿势。 只是从那以后，她不再问关于未来的问题。 春天，樱花开的时候，张大千接到巴西的邀请。临行前夜，喜美子帮他整理画具。她把颜料一支支排好，动作很慢。 “明天不用来送了。”张大千说。 “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回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布袋，放在桌上。“给千桑路上用。” 里面是手工做的笔套，针脚细密。 张大千收下了。“谢谢。” 喜美子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又鞠了一躬。“一路顺风。” 她走后，张大千在画室坐到天亮。晨光透进来时，他铺开纸，画了最后一幅素描——一个少女侧影，眉眼低垂，脖颈的线条温柔地没入衣领。 画完，他提笔想写什么，悬了半天，终究只签了个名字。 去机场的车来了。张大千最后看了一眼画室，关上门。走廊里，他遇见房东太太。 “山田小姐今天没来啊。”房东太太说。 “嗯。” “那孩子，每次您出门，都在街角站到看不见车才走。” 张大千顿了顿，朝街角望去。空荡荡的，只有樱花飘落。 他坐进车里，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