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时，最初的葬礼方案是按副省级待遇操办。但有些老同志提出异议：这位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曾经的革命伴侣，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的英雄，难道不该有更高规格的送别？ 提议修改规格的信，在送出的第四天早晨被送到了中南海。治丧办公室的负责人李新民在走廊尽头等到了一位工作人员，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时，手有点抖。 信被送进办公室。当天下午，邓小平同志看完了信里列出的那些经历：井冈山第一位女红军，长征路上的弹片，还有那句“这样的同志，按副省级送行，我们想不通”。他沉默了一会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贺子珍同志是革命的老同志了，她这个待遇问题，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这句话很快被传回上海。 老红军们听到消息后，集体去了龙华殡仪馆。负责具体安排的人正在办公室里确认流程，门被推开了。那位缺了一条胳膊、拄着拐杖的老红军站在最前面，他没再顿拐杖，只是问：“批了吗？” 负责人点了点头。 老红军转身对身后的人说：“成了。按正省级办。”人群里有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人抬手抹了把眼睛。 规格确定后，具体的安排开始推进。遗体告别厅从原本计划的一号厅换到了更大的三号厅，花圈和挽联的数量也重新调整。几个老同志自己凑钱，订做了一个特别的花圈，上面的挽联是他们一起想出来的：井冈星火照前路，弹片铮铮见忠魂。 追悼会前一天，一位白发老人从江西赶到了上海。他背着一个褪了色的布包，包里放着一双用油纸仔细包好的旧草鞋。他找到治丧办公室，说想请他们把这双鞋带给贺大姐。工作人员询问缘由，老人说，1931年在井冈山，他的草鞋磨穿了底，脚都磨出了血。当时是宣传员的贺子珍看见了，把自己脚上那双半新的草鞋脱下来递给了他。“她光着脚走了十几里山路，”老人说，“这双鞋，我留了五十三年。” 工作人员收下了草鞋，把它放在了准备随遗体火化的物品箱里。 1984年4月25日，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来的人比预计的多，大厅里站满了，外面还排着队。有老干部，有附近工厂的工人，还有听说了消息自发前来的市民。悼词念到贺子珍体内残留弹片的部分时，底下响起压抑的抽泣声。 那位老红军站在第一排，他的拐杖立在地上，空荡荡的袖管垂在身侧。他挺直了背，从头到尾没有哭，只是嘴唇抿得很紧。 追悼会结束后，按照贺子珍生前意愿，骨灰被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运送骨灰的灵车从殡仪馆驶出时，许多老同志站在路边送行。老红军用他仅剩的那只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灵车离开后，有人问起他胳膊的事。他看了看自己空荡的袖管，说：“不是这次。这条胳膊是西路军的时候没的。”他顿了顿，“但背上的命，是贺大姐给的。长征过草地时飞机轰炸，她把我从弹坑里拖出来，自己背上挨了那块铁。”他拍了拍自己的右胸下方，“医生说，有一块离心脏就差两指。” 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她的名字被刻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墙上，和许多她曾经的战友放在了一起。 那七块从她体内取出的弹片，后来被送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它们被陈列在一个单独的展柜里，旁边的说明卡上写着弹片的来历。其余的弹片，随着她的身体化为了灰烬。 老红军在第二年春天去世。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把他的一部分积蓄捐给家乡的小学，剩下的，买些花种，撒在当年贺子珍救他的那片草地上。“到了春天，”他说，“让她看看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