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50周年随笔 （3） 美国教授支持自由发展 虽然喜欢美国，但开始总是觉得应该回中国去参加改革。我在纽约奥本尼念了一年书的时候，我在中国的同学们都进入政府机构，我也想回去参加改革。于是跟我的指导教授说，我不念博士了，念一个硕士就回到中国参加改革。我的教授有点吃惊，说中国访问学者或留学生都希望从短期或硕士课程转为博士课程，而你却相反，你还是再想想吧。 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我的指导教授说，你看，幸好你还没回中国，否则你就成为精神污染的源泉。 我当时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对经济发展不利。当然，后来学了人口学以后才明白，中国经济落后并不是人口过多所致。当时想学人口学。而现代人口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是普林斯顿大学。于是我和我的指导教授们说。我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因为我当时在系里功课好，考博士资格考了历史最好成绩，我的教授不愿意我离开。 后来普林斯顿录取了我，给我打电话说由普林斯顿出经费，请我先去看一看。我到普林斯顿看的时候，教授们跟我说，你的奥本尼的教授们给你写了非常有力的推荐信。 “普林斯顿三剑客” 1987年，中共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总书记被迫下台。我的父亲李洪林，当年也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反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曾公开倡导读书无禁区，受到胡耀邦重用，在这场运动中也被免职。 我与杨小凯、于大海两位同学，在普林斯顿发起公开信，抗议这场运动。我们的信获得上千名海外留学生签名支持，后来被称为“新公车上书”。这也是海外民主运动史上，中国留学生第一次集体联署公开信抗议中共政治迫害，影响非常大。这件事很快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刊登了我们三人的照片，我们也被称为“普林斯顿三剑客”。当然，如果没有美国的言论自由，我们根本不敢公开发声。 在美国读书，越读越反动、越读越右倾。当时我就想，美国的政治光谱是从左派到右派，而我是右派。而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上，是从左派到极左派，我这个右派就掉到光谱外边了，于是就决定留在美国了。我在普林斯顿的教授听了我的决定，都很支持。和奥本尼的教授一样，他们尊重和支持学生个人的发展意愿。 （左图：杨小凯、于大海、李少民（和小凯的女儿），右图：纽约时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