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的时候，我正在基层政府工作，所以对当时的一些情景印象特别深。那段时间，我亲眼看着一些平时非常熟悉的村民，一个个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乡政府。白天审查，晚上就关在办公楼下面的会议室里，由民兵守在门口。那时候正值夏天，天气闷热，蚊子又特别多，会议室里条件很差，人被关在里面，一晚上不知道要挨多少蚊子咬。 有一天晚上，我看他们实在难受，就找了几根那种长长的蚊香，点燃后送到会议室去。因为里面灯光很暗，我进去的时候把点着的蚊香背在身后。没想到，那些跪在会议室里的村民看不清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以为我拿着烧红了准备打人的铁棍，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 那个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 其实以我当时的了解，其中不少人并没有犯什么大事。有的好像只是跟别人吵了一架，甚至没有动手，就被抓了进来；有的是因为穿着当时很时髦的喇叭裤，在街上跟女孩子开过几句玩笑，也成了被整治的对象。现在回头看，这些事情很难想象会招来那么严重的后果，但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多少辩解的余地。 我有一个本家，师专毕业后在中学教书，人长得很帅气。他当时跟一个高中毕业班的女孩子谈朋友，也被抓了起来，后来竟然被判了18年，发配到新疆。一个刚刚走上讲台不久的年轻教师，人生就这样改变了。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记不清他的罪名是什么，但“18年”和“新疆”这两个细节，我一直记得。 后来每当有人提起1983年的“严打”，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被绑着押进乡政府的熟悉面孔，是夏夜闷热的会议室，是满屋子的蚊子，也是那些人误把我手里的蚊香当成铁棍时瑟瑟发抖的样子。 那场严打究竟处理了多少真正严重的罪犯，我也不知道；但就我在基层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那些事情而言，在从重从快、人人紧张的高压气氛之下，出现了大批量刑过重乃至明显的冤假错案，不少人的一生，就在那几年里被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