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我第一次静下心来，仔细欣赏了窗外枫叶，一点点由全绿到慢慢泛黄，再到全部变黄，最后变红的全过程，感受着季节的渐变和气温一天一天的下降。 以前总是不知不觉天就暖了，不知不觉天就凉了，不知不觉天上就飘雪了…好像在关心天下大事，评说古今之变，唯独忘了关照自己此刻流淌出来的感受~~ https://t.co/1gnrBqy0LI

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我特别反感有人把中共建政以来的表达成「新中国以来」这个说法，你说它「新」在哪里？国体是一党独裁，领导人除了江、胡都是终身制，财富都掌握在权贵手里然后子承父业，甚至连基层干部跟帝制时代的胥吏也没什么不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说它到底「新」在哪里？！！ https://t.co/lt2tcc3zVI

在很多人的一生中，运气太重要了。 比如荣氏兄弟刚开始创业，正需要融资时跟他家有点关系的中级官员被罢官了，该官员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荣氏兄弟的面粉厂。在此之前，荣氏兄弟在上海钱庄当了三年学徒后，回到家乡自己开钱庄。 刚开了一年多，荣宗敬开始对面粉厂感兴趣，但他们的钱庄太小，利润也不够开面粉厂，于是就找亲友融资。正在此时跟他们有点关系的官员被罢官了，正在找投资项目，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个官员投资了面粉厂的一半股份，还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顺利解决了地方乡绅抵制来办工厂的诸多事宜，于是面粉厂得以顺利开业。 也因为有这个官员的投资，其他亲戚才相继入股。一年后，这个官员要去其他地方上任，退出投资。荣氏兄弟接过了他所有的股权，成为面粉厂的大股东。当时面粉主要是用来出口的，而且全国也没几家面粉厂，荣氏兄弟开面粉厂主要是因为面粉厂的竞争小，而且免税。在当时看来，算不上特别有前景。只能说比钱庄的利润率稍微高一点吧，没办法跟大型的官督商办比。 谁能想到，就在他们收回股权几个月后，日俄战争爆发了，面粉价格蹭蹭蹭地涨，面粉厂的利润很快就超过了资本金。荣氏兄弟就开始扩大规模。 开第一家面粉厂时，因为资本金有限，买不起8万银元的磨机，他们就花了2万买的发动机和石磨，用发动机拉动石磨来生产面粉。后来面粉厂在日俄战争中赚钱后，他们还是不敢冒进，低价购买了英国公司刚研发出来的钢磨。 这个产品下了生产线都没经过试验，失败的概率还是很大的。结果就是这批低价钢磨，运营非常好，荣氏兄弟的面粉厂很快就成了当时全国产量最大的面粉厂，日生产量超过8000袋。 然后荣氏兄弟就不断利用面粉厂的利润，在上海、武汉等地开新的面粉厂。还用面粉厂的利润投资面纱厂。但了1930年代，荣氏兄弟已经是全中国的面粉大王和面纱大王，成就了百年传奇家族。 而荣氏能成就财富神话，当然跟谨慎的嗅觉和投机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但并不是每一个精于投资的精明商人都能成就财富传说。在起步阶段的每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决定着家族命运的走向。但幸运的是，每一次他们都抓住了上天赐予的好运，才奠定了了这个荣氏家族的财富神话。

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也开始有人去日本留学，民间也开始编写留学指南。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张之洞和刘坤一等改革派明显得势，他们的呼吁让中国学子出国留学更加紧迫。留学生的人数也随着政策面的支持而快速增加，到1905年达到了顶峰，从1896年的13人快速增加到1905年的两万的人。 这不仅是因为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更重要的是，出国留学代替科举成为进入政府工作的基本条件。 即便后来清王朝覆灭了，出国留学依然是进入政府工作的基本条件。后果的国民政府高官，除了军阀出身的大都有留学经历。

读史读到中华帝国修长城的必要性也是有意思，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决策者是怎么思考的。 一说起统治者花费巨资修长城，历史教科书都告诉我们，是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烧杀抢掠，事实上这只是部分原因，甚至不是主因。 不少喜欢历史的朋友或许知道，长城跟400毫米降水线几乎是重合的。游牧民族南犯跟400毫米降水线南移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当西北连续干旱，他们在草原上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向农耕地区移动求生，但这就势必会很边境居民发生冲突。 朝廷当然也会出兵驱赶游牧民族，当然驱赶外敌与其说是保护自己的国民，不如说是保护税源。作为农业帝国，自耕农一直是帝国的主要税源。若土地被游牧民族占据，居民被游牧民族蓄为奴隶，就意味着帝国税源的缩小，这是不能忍的。 所以中华帝国从战国起就开始修长城，到秦朝时更甚。400毫米降水线南移时，长城可以阻挡游牧民族长驱直入；400毫米降水线北移的时候，可以防止自耕农去草原谋生，损失税源。 因为把自耕农固定在土地上是帝国存续的基础，所以帝国不仅要修长城，还禁止农民自由流动。作为中华帝国的雏形，秦汉时期，帝国就制定了一整套限制居民流动的政策。比如保甲、里甲制度，路引制度等。在秦汉时，一个人要想离开自己的县乡，就得到乡里县里层层上报，乡里出具了「无犯罪证明」之后，才能经过各个关卡。 所以说，帝国把居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家乡，并不是为了治安管理的需要，而是管理人口和控制税源的需要。如果居民可以随便迁徙，收税的时候找不到人，官员们交不了差，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一定要制定一整套的规定，把居民固定在土地上。若有人要出远门，也一定要经过繁琐的审批程序，非必要不放行。不得不出门的时候，才会开个随时可以收回的通行证，还严格限制流动的区域，这样税源就稳定了。 而这些限制居民流动的手段和措施，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到了中共治下，技术更先进了，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共更厉害的地方在于，想让你流动时，火车汽车可以免费坐；不想让你流动时，你连村子都出不去，对人口的控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直到税源从税农转到税商，才逐渐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但即便如此，孙志刚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技术似乎进步了，但历史好像一直在循环。。。

看到押沙龙的一句话，觉得说的既文艺有准确。他说：「当整个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时，已露出末世的征兆了。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终究会流到现实里，菜市口的血也终究会流到围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