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微博 sven_shi 我讲讲我关于男女关系的一些见闻。我不认为“中国男人”是一个特殊的物种，而是我们的舆论让男女关系变得很沉重。你去身边找找那些不愿意谈恋爱的男孩子，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谈，是不是对女孩子没兴趣。经常的回答就是觉得谈恋爱很累，压力很大。讲难听点就是一提到谈恋爱就想到未来要生孩子。所以结婚买房都要花很多的钱。想起来就累，干脆就不去谈了。勉强相亲都很难维持，因为觉得花费太多，“不合算”。 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接触各类案件的时候，看到的社会完全不一样。男女关系里面很经典的是“锜振东案”。事情过去很久了，也可以仔细给大家讲讲是怎么回事了。这个人家庭条件很差，勤工俭学在学校里给人修手机。我们几个人当时看到他被人诬告强奸被判刑这个问题，大家看完第一反应都不是案件，而是他怎么修个手机能修出这么多女朋友来。 他的套路很简单，就是女孩子送手机给他，他修的时候和女孩子聊天。接着女孩子约他拿手机，再聊聊就发生关系了。这些女孩子很多都是有男朋友的，甚至有的已婚。就是要死缠着他，之前就闹出过很多矛盾，所以他习惯就是和女孩子发生关系的时候录音“保护自己”。 他不给女孩子花钱，家境也不好，从录音来看那方面能力也不行，长相我很难觉得帅，但是为什么就是有那么多的女孩子愿意和他一起？ 当时案件发生的情况也很简单。女孩子有个家境很不错对她很好一心一意想和她结婚的男朋友，找锜振东修手机的时候聊了聊天，双方谈的很开心，接着就去找锜振东发生了关系。然后她就想和锜振东交往了，回去和男朋友分手完再找他的时候。锜振东就不愿意和她继续了。 接着她精神崩溃了，就想到去告锜振东强奸。接到案件的警察也知道这个不是强奸案，开始的时候也没想抓他，因为知道是诬告。后来调查发现锜振东女人实在太多，觉得他是个祸害，就一定要判他。结果做了套案卷，一审给他定了强奸罪重判了六年。这个定罪其实是远超一般的强奸案的。 到二审期间锜振东把整个录音全拿出来，证明他没强奸就导致整个案子僵死掉了。最后是特殊处理，抓住他家没钱耗不下去，给他一个强奸罪但是缓刑当庭释放的特殊处理，把案子了结掉了。 案子是属于经典案例。后期也引发过很多争议，年纪大点的都觉得是这个男生特别坏，虽然没违法，但是肯定要判他。认为是他在引导诱惑这些女孩子，毁了他们的生活。我接触到的比较年轻的，包括女生在内，很多反过来觉得他没错。是这些有男友的女生有错，出轨和他发生关系。 一个普通的案子，情绪对立很严重。 但是很统一的，都是觉得女孩子应该去选那个愿意给她“稳定生活”的男生，而不是锜振东。那么锜振东给这些女孩子的是什么？ 就是轻松啊

为什么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这种观念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说关心社会正义仍然是必要的❓ 香港中文大学政务与政策科学院副教授周保松发文《市场秩序与社会正义：对哈耶克理论的一个反驳》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以下是部分精彩选段： 哈耶克认为，“正义”这个概念根本不适用于“市场”，市场交易的过程本身并无所谓正义或不正义，故此将市场导致的结果视为不正义，是犯了“范畴错误”。他甚至很不客气地声称，“社会正义”根本是个“空洞和没有意义”的概念，是人们建构出来的“幻象”和“迷信”，背后反映了一种“知性上的不诚实”。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评，用词之强烈以及态度之鄙夷，确实令人惊讶。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前言”中，解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见到许多人对“社会正义”有一种宗教狂热式的追求，因此必须尽全力去否定这个概念，让人们看到它的虚假和荒谬，以免它成为“摧毁自由文明所有价值的工具”。 为什么哈耶克会有这种担忧？因为当代对资本主义最猛烈的批评，往往来自各种社会正义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放任市场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正 义，而正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我们因此有理由要求政府约束和改革市场，建立更加公平的政经制度。 哈耶克担心，一旦这种论述获得广泛支持，政府就很容易将它想要的分配模式强行加诸社会，藉此限制个人自由，结果 “这个过程就会逐步走向极权主义体系。”哈耶克深信，要解除这种威胁，就不能满足于单单驳斥某一套特定的正义理论，而必须从根本处揭示“社会正义”概念上的错误和危险。这个策略如果成功，便可以一劳永逸地消解所有的社会正义论述。 哈耶克的立场，主要基于对两个问题的回应。其一，在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社会正义”的概念是否有任何意义？其二，假设我们接受某种分配模式为正义的，例如以人的“需要”或“功绩”来决定资源分配，那么这些模式有可能和市场秩序相容吗？哈耶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皆为否定。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析。 当我们谈论“正义”时，通常所指为何？正义是个道德概念，用来描述和评价某种事态，同时指引和约束人的行为。一个广为人接受的说法是，正义就是给予一个人其所应得（due）。哈耶克指出，使用“正义”的场景有以下特点。一，只有人的行为才有正义或不正义可言。先天残障或者自然灾害，虽然给人带来不幸，却与正义无关，因为它并非由人造成，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二，正义的主体，可以是个人、组织或者政府。他们的共同点，是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作出行动，影响他人的自由、财产和福祉，因此须就自己的行为负起应有的责任。三，正义的应用对象，可以是个人行为、公共政策、法律条文，以至社会制度。四，要判断某个特定环境下，什么是个人所应得，以及人该如何行动才符合正义，我们需要一组关于正义的规则。这组规则要获得充分证明成立，就既要满足某些形式条件（例如普遍性），也要体现某些道德价值（例如给予所有人公平对待）。 那么什么是“社会正义”呢？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将正义的概念应用到整个社会，并基于某些我们认为合理的分配原则，给予每个成员应得的回报。既然市场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人们的机会和所得，那么它自然应该受到正义原则规范，也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尽力满足正义的要求。 哈耶克指出，在这种论述中，市场其实被想象成具有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可以基于特定的分配模式将社会组织起来，并按其所设定的标准，将资源和产品分发到指定的个人和团体手上。就此而言，市场和政府的角色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运用权力去实现一个已经事先知道的正义目标，因此是“意志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作的行动”(deliberate acts of will)，而这是一种将市场“人格化”(personification) 的表现。 哈耶克观察到，一旦人们对市场有这样的想象和期待，就很容易指责市场秩序极为不义，因为无数像张先生那样的家庭，正在承受这个制度带来的苦果。既然如此，要求用另一种看来更公平或更人道的分配模式，似乎便顺理成章，并很容易得到群众支持。哈耶克却指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因为它彻底误解了市场：“在一个容许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体制中，‘社会正义’的概念必然是空洞和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意志可以决定市场中不同人的相对收入，又或阻止它们部分地受到机遇（accident）的影响。” 简单来说，市场不是一个独立行事的组织，而是由无数自由的个体组成，每个人的目标、兴趣、技能、知识都不一样，所做的选择因此也不一样。市场中既没有组织可以指导和控制人们如何做决定，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千变万化的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至于每个人可在市场得到多少回报，完全视乎当时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张先生之所以失业，部分是由于缺乏市场技能，部分是由于运气不佳。即使我们很同情张先生的处境，也找不到任何要为此负责的人，因为这是市场秩序中无数参与者基于各自的选择并互为影响所导致。 哈耶克因此总结，那些指责市场不正义的人，其实问错了问题。诚然，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不平等，可是这样的结果却没有所谓的“义或不义”（neither just nor unjust）可言，因为要作出这种判断，需要一组大家都接受的分配正义原则，同时须明确知道是谁在过程中违反了原则，我们才能确定责任谁属。问题是，市场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市场本身并没有任何特定的分配正义原则，例如按需分配或按贡献分配，而是建立一套交易规则，容许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作出决定，包括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以及从事什么职业等。只要交易过程没有人违反市场规则（例如不可欺骗和掠夺、尊重财产权等），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无论是什么，都应被视为道德上可接受（morally acceptable），虽然这个结果无关“应得”和“正义”。其次，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由无数人在交易过程中的决定所致，可是这些决定不是出于任何不良的意图，因此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 哈耶克因此声称，既然上述两个条件在市场中都不存在，而市场的运作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给予一个人所应得的为目标，那么以“社会不正义”来形容及批评市场，就是概念混乱和没有意义之举。哈耶克视“社会正义”为“海市蜃楼”(mirage)，原因正在于此。哈耶克的观点如果成立，像张先生这样的人，似乎就没有道德投诉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既然没有人需要为市场的后果负责，失败者便只能接受自己的不幸是“命运”（fate）所致，而不能要求国家以正义之名去干预市场。当然，国家或他人仍然可以出于同情而向赤贫者施以援手，可是这却不是他们的道德义务，因为这无关正义。以下我将指出，哈耶克的论证并不合理，而张先生事实上有合理的投诉理由。 ------ 有关《市场秩序与社会正义：对哈耶克理论的一个反驳》：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这是女权系列的第四期。 前三期梳理了三次女权浪潮的历史。我做这些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通过历史来展现女权实现的路径，试图回答一个最最基础的问题：中国的女权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 而这一切的起点在于我跟一个朋友的分歧，就是他认为“女权归根结底是人权”这种论调是荒谬的，是虚无缥缈的大道理，是对现实问题的视而不见。而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价值，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互联网女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最根本的那个。所以这一期我将回到这个最初的问题上，通过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来回答女权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这是一种女权版的青天大老爷情结。 我就用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女权事件铁链女来举例子。铁链女中暴露出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最直接的是行政和司法不作为，从事实上包庇施暴者。这里的人口拐卖和非法囚禁完全是写在脸上的，但是接连几个通告都不拒承认此事，通告和通告之间还相互矛盾。这是什么？行政权没有制约嘛。先是丰县方面为了掩盖自身问题随便糊弄公众。公众舆论爆炸，但事实上毫无办法，只能指望上级徐州市政府来解决。但徐州市政府也没有动力解决，因为相互之间有利益和立场的绑定，出通告只是为了安抚舆论，缺乏彻查的动机，自然还是糊弄。所以新的通告弄出来毫无诚意，大家还是不买账，只好让更高一级的江苏省政府来调查。那省级就有意愿解决这件事了吗？当然没有啊。 这个问题还不典型吗？行政权（政府）一旦缺乏意愿解决某件事，舆论怎么样作用都很有限，难以干涉和监督行政权。行政权本来应该由立法机构（国会/议会）和司法来监督，但中国的立法机构人大是橡皮图章，司法更是行政的下属机构，没有制约必然导致行政权的滥用。连饮料泼烟头都要脱光衣服裸捡，把人用铁链锁了那么多年竟然都不用调查？ 然后就是司法。这么严重的犯罪行为，司法在干什么？因为没有独立司法嘛，司法要看行政权的脸色。你还能背着上级自己调查起诉？是不想干了吗。最后董志民判了9年，5个人贩子判了8到13年，几个官员给了处分，这说到底还是为了平息舆论，没有舆论人家受害者还在用链子拴着呢。 再然后是，铁链女身上发生了什么？铁链女虽然精神上可能有问题，但没有完全失智，完全能通过询问来获得很多信息。但是舆论爆发这么久，直到今天都没有调查记者能跟她说上话，为什么？因为没有媒体和新闻自由嘛。这么炸裂的社会新闻，正常地方的记者早就排着队去了。没有新闻当然也就没有真相，事实只能靠猜，也不会有后续追踪。四年多过去了现在她怎么样了？没人知道。 还有删帖禁言封号抓人，各种降权软封禁就更不用说了，不让你们讨论此事。只身前往现场的网友什么下场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言论自由啊。 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独立司法，媒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再加上不受侵害的自由和投票权，这不就是现代政治里的人权概念吗？这事情一开始就是和人权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会有这种事情啊。 实际上隔壁韩国就有几个类似的例子，上网早的大概率听说过。一个是素媛案。2008年12月，57岁的赵斗顺在京畿道安山市，对一名8岁女童实施性侵，造成受害者终身残疾（消化系统永久损伤，需造瘘手术）。赵斗顺被捕时声称案发时醉酒、记忆不清，最终只判了12年。 这件事在2013年被拍成电影《素媛》，引发轩然大波，立刻就推动了立法层面讨论。随后韩国就强化了性侵相关的法律，取消了醉酒减刑的条款。 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铁链女能拍电影吗？事情发生后有什么法律层面的推动？ 还有很有名的N号房事件。2018年起，一个以Telegram为平台的性剥削网络逐渐形成。核心运营者”博士房”主谋赵主彬（조주빈）以及多名协从，通过威胁、诱骗等手段，强迫数十名女性（包括未成年人）拍摄性剥削影像，并在付费的封闭Telegram频道中分销。 2020年初，两名女大学生记者经长期卧底调查将案件公开。消息一出，韩国舆论震动，数十万人联署请愿要求公开所有参与者身份。主谋赵主彬被捕时，电视台进行了直播，民众自发聚集在警局外。主犯赵主彬被判42年有期徒刑。韩国随后修订法律，大幅提高非法拍摄和传播性剥削内容的刑罚，并将观看此类内容也纳入刑事追责范围。 韩国的女性地位在国际社会里也是很糟糕的一档，但人家这种事就能电视台直播，能联署情愿，能修订法律。这些事在中国哪一件是能做的？所以韩国再烂身位也是甩中国一条街的。这不是人权是什么？ 所以这件事在我看来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你首先得先有作为人的权利，然后才能讨论其他的。我之前在女权浪潮的文章中写了，西方女权要的第一样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投票权。你首先要在法律和政治上被当成是一个人，然后才能谈其他的。 我这里再重复一遍，女权是人权的子集。先有人权再有女权。虽然有了人权不一定就有女权，但在没有人权的情况下单独获得女权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女权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答案是，在中国当前语境下，推进女权的主要障碍就是人权层面的障碍。 （1/2）

分析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 一、从“干预成功”到“多空拉锯” 2026年7月31日，国际外汇市场见证了一场历史性事件。美日两国宣布时隔15年首次联合干预、28年来首次实施“买入日元”干预。此前，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4附近，创下1986年以来近40年的历史最低点。干预消息一出，日元瞬间从164拉升至155附近。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8月3日的市场给出了更冷静的答案：当日日元盘中一度冲高至155.20，创下5月以来新高，但随即遭遇抛压，快速回落至156.70上方，全天在155.2至157.8之间巨幅震荡。多空拉锯正式展开。 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淳用“日美货币同盟的完成形”来形容这次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明确表示“将毫不犹豫参与进一步干预”。但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抛出惊人言论：“干预是为了赚钱。”这句话让市场更加困惑联手稳汇率，怎么变成了生意？ 今天，我们从历史视角、最新数据和机构预测出发，深度剖析这次干预的真实效果与隐藏风险。 二、事件全貌：一次历史性的联合行动 2026年以来，日元持续走弱。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央行6月加息后政策利率仅为1%，而美联储基准利率维持在3.5%至3.75%的高位。巨大的利差持续为美元提供支撑，市场做空日元的套利交易极为拥挤。 7月31日，日本财务省与日本央行分阶段进场买入日元，带动日元兑美元一度回升超过5日元。美国财政部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同步进场，通过卖出欧元、买入日元的方式间接配合。据估算，此次干预总规模约8.45万亿日元，合528亿美元。特朗普也在空军一号上公开表示，这是“友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 但真正引发市场热议的，是他第二天补充的那句话，美国参与干预有“经济利益”。这究竟是事实还是话术？我们稍后详析。 三、历史镜鉴：干预的“有效期”有多长 要理解这次干预的后续走向，必须回顾历史。 第一次：1985年广场协议。 美、日、德、法、英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联合干预协议，诱导美元有序贬值。协议签订后不到三年，美元兑日元从250跌至120，日元升值超过50%。但代价是巨大的，日本为应对升值压力大幅放宽货币政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泡沫，最终泡沫破裂，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第二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美日同样实施了“买入日元”的联合干预。干预首周，日元从130升值至127，但仅仅两个月后就跌回了147。联合干预并未逆转趋势，效果极为短暂。 第三次：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七国集团联合干预，但方向相反，是卖出日元、买入美元，以阻止日元过度升值。 历史清晰显示：联合干预短期效果立竿见影，但若基本面不变，效果通常维持不过数月。1998年的案例与我们今天极为相似——同样是买入日元、同样是美日联手，结果却是短暂反弹后重回贬值通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市场在干预后迅速进入拉锯状态：市场参与者都读过历史。 四、特朗普“赚钱论”：事实还是话术？ 特朗普的“赚钱论”引发巨大争议，他说的“与阿根廷货币互换赚了250亿美元”确有其事，但那是货币互换，也就是国家间的信贷安排，和本次的外汇干预，直接买卖货币，是完全不同的操作。外汇干预的目标是调节汇率，而非赚取利差。 至于“在委内瑞拉赚了几千亿美元”，几乎所有分析师都表示费解。美国对委内瑞拉有经济制裁，官方并无公开记录显示有此等收益。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随口举例或夸大其词。 那么，美国真正参与干预的经济考量是什么？主要是间接利益： 第一，防止日元无序暴跌引发全球套息交易踩踏，进而冲击美债市场。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若日元持续暴跌迫使日本抛售美债筹措美元，将推高美国融资成本。 第二，配合“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防止日元过度贬值抵消关税效果。 这些都是战略利益，而非直接“赚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对此有精辟评价：外汇干预本质上是一场信心游戏，将干预包装为“赚钱”生意，最终反而可能削弱市场对美元的信任。 所以，特朗普的说法更多是政治话术，为干预行动赋予通俗易懂的“赢家叙事”，但事实依据薄弱。市场不应据此判断美国的干预动机。 五、五大核心风险 结合最新动态，我们逐一梳理本次干预的五大风险。 风险一：干预效果递减，市场“抗药性”增强 8月3日的冲高回落已经给出信号，第一次干预能拉9日元，但三天后市场就敢反向抛售。瑞德资本首席投资官Gerald Gan指出：货币干预仅在短期内有效，随着干预次数增加，效力只会逐渐减弱。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更警告：美日协调一致的干预最终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增强人们对日元的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也指出，今年4月日本单月就用700多亿美元干预汇率，但反弹只维持了约一个月。历史证明，市场对干预的“抗药性”会越来越强。 风险二：套息交易平仓的“双刃剑” 日元长期处于全球套息交易的核心位置，投资者借入低成本日元，投资高收益美元资产。此次干预引发的日元急升，可能触发大量套息交易集中平仓。 关键在于：一旦日元转向升值，套息交易平仓将带来美债被动卖压；若日元持续暴跌，又迫使日本抛售美债筹措美元。无论汇率朝哪个方向剧烈异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正是美国财政部最担心的系统性风险。 风险三：美债市场的潜在冲击 这是美国此次同意干预的核心考量之一。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国，如果干预长期化、规模继续扩大，日本可能减少新增美债配置，甚至出售存量美债。恰逢美国长债收益率处于高位，华盛顿不愿看到日本的“日元保卫战”反过来成为美债市场的又一股抛售力量。 风险四：结构性贬值因素未消 美日利差短期内难以缩小，套利空间持续存在。日本70%的石油依赖中东进口，能源价格冲击严重。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面临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日本央行加息至1%后便显露踌躇，而美联储基准利率仍在3.5%以上，利差鸿沟依旧。基本面并不支持日元趋势性升值。 风险五：政治与信誉风险 日本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批评政府，这“可能会沦为单纯的拖延时间”。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必须认真思考日美利差和财政膨胀问题，而非一味依赖干预。 此外，IMF规定自由浮动汇率国在六个月内最多允许三次同类干预，才能保留相关资质。这意味着日本的干预空间并非无限。若多次干预无效，政府信誉将严重受损。 六、中期展望：重新跌回163需要多久？ 那么，日元下一次挑战163需要多长时间？综合了一下主流机构观点： 高盛预测6个月内跌至163，核心逻辑是美日利差难以缩窄。 汇丰预测2026年底升至162，2027年中升至164，认为美元太强，日本干预门槛越来越高。 花旗认为短线可能先回升至160附近，但中期仍看贬。理由是日本央行不急于加息、财政信誉低迷。 法兴银行和三菱日联持中性立场，认为短期干预能托底，但趋势扭转必须靠基本面根本变化，比如日本央行大幅加息或美联储降息。 美国银行则相对乐观，预测2026年底反而会升值至152，认为日元最坏阶段已过。 主流共识是：若不再出现大规模联合干预，日元在3至6个月内（即2026年底到2027年初）重新挑战163的概率较高。 但若日本央行超预期加息、美联储意外转向降息，或全球避险情绪骤升，日元也可能提前升值，延缓跌势。 七、结论 2026年7月31日的联合干预，是历史性的——15年来首次联合、28年来首次买入日元干预。它把日元从164拽回了155，向市场释放了强烈信号，短期内效果立竿见影。 但8月3日的震荡、特朗普的话术争议、以及机构对中期贬值的普遍预期，都在提醒我们：干预可以赢得时间，但无法替代基本面。 从1998年的前车之鉴到今天的结构性困境，历史反复证明：只要美日利差持续、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未解，日元贬值压力就难以根本消除。 特朗普的“赚钱论”更像是政治烟幕弹，真正的博弈在于美债市场稳定、贸易利益和全球金融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 美日联手能救日元一时，但救不了日元一世。 真正的答案，不在外汇市场的买卖盘中，而在东京和华盛顿的政策选择里。未来3到6个月，155至163的区间将是多空争夺的主战场。投资者需警惕每一次干预后的反弹都可能成为新的做空窗口，同时也需防范套息交易逆转引发的黑天鹅事件。

斯奎奇大王（牢 A）的视频不提供直接证据，为什么仍有很多人无条件相信他？ 因为反驳他的理由居然是“西雅图那没有野狗，吃高达是郊狼才对”这句话一出来我第一次有了所谓的“大脑褶皱被抚平的感觉” 其实，牢A的视频其实有一个绝佳的佐证，但是很少看到有人提，那就是老中每年发布的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只不过数据本身就没故事动人。就像美国是最大的血制品出口国这件事一样，好几年了，放那也就放那了。 其实细想一下，中国印度这种人口大国都做不到第一，美国能是第一，一定是有某种原因的。但一直到英国毒血事件爆出来，才让人惊觉问题之严重。 记得以前看汶川大地震的新闻，知道很惨，但是也没有太大的触动。直到我看了一个现场照片，整个村子被填平了，死了好几百个人，然后他们村子的人在那抱头痛哭… 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就是巨大的损失往往只能体现在数字上，细节才能真正触动人。 牢A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托福作文最推崇的部分 —— specific details 要具体，要“触手可及”。 有些东西不是亲身经历过，是编不出来的那种 ，如同施耐庵水浒传里的一些杀人场景。 这点来说，白皮书、报告确实体现不出来。 再比如美国卫生部的报告“美国在疫情期间有150W人死于新冠”，我们一直都认为这是保守数据。 但如果结合牢A视频里的信息，那么150W这个数据可能与“保守”两个字根本不沾边，真实数据很可能是150W再翻个两三倍。 牢A还不止一次强调了自己收到的推荐信的巨大作用，并且反复表示十年寒窗哪能比得上教授力推。 就冲着这一点，我就愿意相信他后来的种种见闻，他敢这么直白的表示自己进来靠的不是学术，现在能如此坦诚的真不多。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中共成立10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三重力量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文章，大谈所谓”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信仰可以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真理能够穿越风雨、烛照征程；人格足以激浊扬清、直抵人心。 然而，一个已经存续105年的政党，虽然号称拥有上亿党员，却早已难言真正的信仰，也谈不上真理，更缺乏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至于理想、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建党时反复宣扬的价值，更早已沦为政治口号。 因此，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还要入党？如果对今天高校、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乃至公务员系统的党员来源做一次真实调查，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加入共产党，首先是一种现实选择，而非精神选择。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在今天的中国，党员身份依然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公务员晋升往往将党员身份视为重要条件；国企领导干部几乎清一色要求党员；高校辅导员、行政岗位优先录用党员；不少事业单位的重要职位，也默认党员身份是基本门槛。 于是，入党逐渐从一种政治信仰，演变为一种政治资格认证。许多年轻人在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很少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更不了解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他们甚至并不关心那套理论是否成立，只是在权衡一个现实：入党意味着更多机会，不入党则可能失去竞争资格，甚至被边缘化。 一个本应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政党，越来越像一个依靠利益维系的共同体。这也意味着，中共赖以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实际上已经严重流失，维系组织运转的越来越不是共同信念，而是共同利益。 中共自身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因此已经很少要求党员”相信什么”，而是越来越强调党员”服从什么”。政治忠诚、组织纪律、“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不断被强化，本质上指向同一个要求：服从组织、保持一致、绝对忠诚。 越来越多的人入党，不是为了改变国家，而是为了分享资源；不是为了追求理想，而是为了获得机会。 一个政党的衰败，往往并非始于组织规模的大小，而是始于精神内核的空洞。当一个政党越来越频繁地高喊”绝对忠诚”，恰恰说明越来越缺乏自信。 真正强大的政党，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允许公开讨论，甚至接受内部批评；只有缺乏安全感的政党，才会执着于整齐划一的口号，不断强调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把忠诚置于能力之上，把服从凌驾于真理之上。 历史有时充满绝妙的讽刺。1949年前夕，随着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衰败，大批党员退党、倒戈，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年轻人在那个历史节点选择加入国民党。今天回头看，人们很容易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当一个政权进入衰败周期，个体的命运往往会随之被裹挟。 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今天加入共产党，会不会像1949年加入国民党？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今天的中共，无论组织能力、社会控制能力，还是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都远远超过当年的国民党。它仍然拥有庞大的财政资源、严密的官僚体系和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 但是，再强大的组织，也无法摆脱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当组织逐渐老化，制度日益僵化，利益集团不断固化，意识形态失去感召力，而权力只能依赖纪律和控制来维系时，一个政党的衰败，便已经悄然开始。 真正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从来不是党员数量，也不是宣传机器的音量，而是是否仍然拥有能够赢得人心的价值、制度和未来。 @baodiantimes

「医学科普：杨天真切胃后又胖了 减重手术真的没用了吗？」 这两天杨天真再次因为体重登上热搜，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切胃都能胖回来，那手术还有什么意义？！ 我之前在科普司美格鲁肽的时候也提到过我对减重手术的观点，这里我更想提醒大伙儿的是减重手术从来就不是失败or成功的二元选择，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治疗！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很多人仍然把切胃理解成一种快速减肥的方法，事实上，在医学上它的正式名称叫代谢与减重手术（Metabolic and Bariatric Surgery），目的不仅是减轻体重，更重要的是改善肥胖带来的代谢异常。 对于重度肥胖患者来说，肥胖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疾病，会显著增加2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心血管疾病＆部分癌症的风险，以上这些大家应该都清楚。 所以减重手术并不是为了让一个普通人瘦十几斤那么简单，而是它能帮助那些已经因肥胖严重影响健康的人降低疾病风险并延长寿命。 根据「中国肥胖及2型糖尿病外科治疗指南（2019）」，只有符合BMI及相关疾病标准，并经过多学科团队综合严格评估后，患者才适合接受手术。换句话说，它是一项非常严格的医疗行为，而不是消费项目。 明确这一点后，再回答为什么有些人术后还会胖回来？我看不少人把原因简单归结为胃又撑大了……其实，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有研究发现，术后胃确实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张，但通常不会恢复到术前大小。真正影响长期体重维持的，是人体复杂的生理调节机制。 首先是人体食欲激素的变化。 减重后，人体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饥饿激素Ghrelin增加，食欲增强；与此同时，基础代谢率下降，身体消耗的能量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吃得和以前一样少，也更容易储存脂肪。 其次是减重后生活方式并没有同步改变。 如果术后依旧频繁摄入高糖饮料、甜食、零食、酒精或高热量液体，即使胃容量变小，总热量依然可能超标。还有一些患者缺乏规律运动、长期熬夜、压力过大，这些因素都会促进体重反弹。 最后就是长期随访不足，这一点非常非常常见。 减重手术并不是做完就完了。在国际指南中都普遍强调，术后需要长期接受营养指导、心理支持、运动干预以及定期复查。必要时，还可能联合GLP-1受体激动剂（譬如司美格鲁肽等）药物帮助维持减重效果。 我们要正视的是肥胖本身就是一种容易复发的慢性病，近年来，国际肥胖学界也越来越强调一个观点，肥胖不是意志力差，而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 事实上，大脑一直在努力把体重拉回到原来的水平，这就是近年来业界广泛讨论的“体重设定点（Set Point）”理论。减重之后，身体会通过增加饥饿感、降低能量消耗等方式，试图恢复原来的体重。 因此，无论是靠节食、运动、药物还是手术减重，都可能会面临反弹风险。真正需要我们长期管理的，不是胃，而是你的整个身体的代谢系统，手术仅仅是个工具，而不是终点，医学的发展不断给我们提供新的有效工具，减重手术、GLP-1受体激动剂、双重激动剂、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创新疗法……但任何治疗都无法替代健康生活方式。 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心理健康以及长期医学随访，始终是维持体重最重要的基础。 很多人总是希望找到一种“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 医学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扇门，却不能替我们走完后面的路……减重手术能够降低食欲、改善代谢、帮助患者迈出最最困难的第一步，但真正决定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期结局的，依然是每天的饮食选择、运动习惯、睡眠质量，以及对自己健康持续负责的态度……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尿性 托这次盛大活动的福，我和大崽有了人生第一次关于历史和世界观的讨论。 他们学校布置课题，要求观看活动+写读后感，结果我吃午饭（其实是早饭）的时候他突然过来问我，当年日本打我们的时候俄罗斯有没有帮忙？ 我愣了一下，然后告诉他当时的俄罗斯叫苏联，他们被德国打，顾不上帮我们。等到他们把德国打败后，腾出手来还是帮我们打了一下日本，然后日本就投降了。 他似乎对苏联和德国有了兴趣，我就概要性的给他介绍了二战简史。讲完欧洲战场讲亚太战场，当听到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美国参战，他又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为什么美国会帮中国打日本，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我说他们现在是一伙的，以前不是。国家和国家很像学校里的同学，今天他两关系好，明天他两闹矛盾，关系分分合合一直在变化，不是固定的。就好比我们50年前和俄罗斯也曾经有过矛盾。 我在讲中国战场的时候提到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他都没听说过，不过等讲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他眼睛一亮说知道台湾的事，说那里有坏人要分裂国家。我点点头说国家没有统一就是当年留下的历史问题，那里的人和我们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字，是同族兄弟，但是社会制度有些区别。 他问有哪些区别，我挑了他能听懂的部分讲给他听，间中他还问了一些我觉得蛮有质量的问题，父子就你来我往的聊了差不多15-20分钟。 孩子今年10岁了，开始有好奇心了，未来他一定还会来找我问问题，我会帮助他了解历史，认识世界。 …… 今天的行情是拉胯的，成交量萎缩到了2.36亿，比前几天少了将近5000亿，市场中位数下跌2.08%，除了创业板指外几乎所有宽指都跌了1%以上。 很多股民感到沮丧，因为觉得一个喜庆盛大的日子被a股扫了兴致。其实你要真是成熟的股民就应该学会把投资和现实情绪剥离开，a股从来就不是助兴的祥瑞，我很早就深刻理解了这一点。 我是2007年入市的，先赚了些钱，然后在第二年的熊市都被跌回去了。整个2008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8月8日，那一天是奥运会预定开幕式的日子，当天大盘大跌4.47%，次日再跌5.21%，我当时重仓的香溢融通连续2天跌停。 白天亏的一脸死灰，晚上看到林妙可演唱《歌唱祖国》，又感动的热泪盈眶，这种剧烈的情绪起伏构成了我对那一天的深刻印象。不过也是从那一天起，我就理解了a股是个不讲觉悟，只讲利益博弈的市场。 如果有新股民还领悟到，那么今天中证军工-5.44%的长阴会补上这一课。 今天收盘后很多人在讨论会不会本轮行情就此结束，我个人的看法比较乐观，我昨天也说了9.3是中场哨，休息时间进一段广告，后面是下半场。你要问我包对吗，那包不了的，我之所以比较淡定是因为现在贴水率年化接近9%，除非真涨到风险很高的点位，否则止盈出去我还真不好找性价比更好的标的。 投资从来不是单一维度上的非黑即白，而是全维度的综合评估，我很喜欢说值博率这个词（机会收益/潜在风险的比率），虽然股市里的很多人都唯结果论，但输赢这件事有时候是带点随机的，所以我也很重视过程中的值博率。 …… 1、顺丰控股回购a股118.5万股，涉及资金4978万，公司股价近期表现不佳，所以回购来提振信心。这也是中美股市的一个显著差异，a股公司的回购都是维稳、安抚性质的，通常出现在股价大跌之后用来护盘，而美股只要上市公司挣钱了，哪怕今天刚创历史新高也会巨额回购。 顺丰这次的回购是2025年4月28日宣布的计划，5-10亿，时间区间12个月，但之前一直没买，最近股价跌的多，开始买了。 2、今天很意外的是光伏设备板块竟然大涨1.21%，成为a股表现最好的行业。其中板块新大哥阳光电源暴涨15%，逼近历史前高。很多读者以前也留言问过为什么光伏板块里别的公司都亏炸了，阳光电源业绩一直很不错。因为大部分光伏企业做的都是组件，产能严重过剩，内卷到全行业亏欠。阳光电源的主营是逆变器，属于储能业务，这一个细分产品的竞争没那么激烈，它的技术准入门槛高，迭代快，而且主做海外市场，让阳光电源逃过了这一轮光伏行业的残酷内卷。 3、comex黄金继续刷新史高，突破3600大关，联动黄金板块今日再涨1.1%。目前境外机构普遍给出了3800的年内目标价，乐观一点的已经看到4000美元。话说有色板块今年也很牛，大家对芯片的讨论度比较高，但国证有色指数今年上涨幅度已经51%了。不只是黄金牛市，整个有色都很强劲。 4、特朗普在他的账号上提到了中国的盛大活动，说当年有很多美国人协助中国作战牺牲，希望中国人民也能记住他们，另外还祝中国人民度过一个美好的庆祝日。当然他频繁发推的另一个目的是辟谣自己生重病的传闻。 就这些吧，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