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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擔任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東道主成果清單】 (共75項) 一、會議成果文件(18項) (一)領導人會議成果文件 1.APEC領導人關於建設亞太共同體的深圳展望 2.APEC貿易數字化合作框架(2027—2030) 3.APEC互聯互通藍圖 4.APEC關於亞太地區新興技術促進就業和繁榮的聲明 (二)部長級會議成果文件 5.APEC第37屆外交和貿易雙部長會議聯合聲明 6.2026年APEC婦女與經濟論壇主席聲明 7.APEC第32屆貿易部長會議聯合聲明(蘇州聲明) 8.APEC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主席聲明 9.2026年APEC數字和人工智能部長會議聲明(成都聲明) 10.APEC人工智能高級別論壇關於促進亞太地區人工智能發展的聲明 11.APEC數據促進增長高級別圓桌會主席聲明 12.APEC第6屆林業部長會議聯合聲明 13.APEC第11屆糧食安全部長會議聯合聲明 14.APEC第32屆中小企業部長會議主席聲明 15.APEC第16屆能源部長會議聯合聲明 16.APEC第8屆人力資源開發部長會議聯合聲明(南京聲明) 17.APEC第12屆運輸部長會議聯合聲明 18.APEC第33屆財政部長會議聯合聲明 二、中方推進亞太共同體建設重大舉措(3項) 1.成立亞太共同體研究中心(深圳) 2.倡議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深圳) 3.提供2000萬美元資助開展APEC務實合作 三、務實合作成果(54項) (一)經貿板塊 1.發布《關於亞太自貿區的聲明》 2.發布《APEC創新、有競爭力和韌性的服務業路線圖》 3.發布《APEC實施原產地規則促進貿易倡議》 4.發布《APEC海關以技術與創新促進貿易安全與便利化的貢獻措施》 5.發布《APEC海關程序數字化政府決策政策建議》 6.啟動APEC無紙貿易卓越中心 7.發布《APEC數字貿易政策對話和人工智能創新倡議》 8.發布《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深圳倡議》 9.發布《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關於支持亞太自貿區的聲明》 (二)聯通板塊 10.發布《亞太地區智慧旅遊發展報告》 11.發布《APEC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終期審議報告 12.發布《APEC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應對環境挑戰,助力綠色經濟》 13.發布《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關於支持互聯互通的聲明》 14.宣布延長APEC商務旅行卡停留期 15.亞太示範電子口岸網絡擴員 (三)創新板塊 16.發布《APEC數智賦能案例集》 17.發布《APEC關於營造具有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的建議》 18.發布《APEC創新與數字化增強糧食體系韌性原則文件》 19.提出《APEC基於分布式數據傳輸協議模式的跨境數據驗證平台合作倡議》 20.發布《APEC數字智能標準賦能綠色低碳轉型倡議》 21.發布《APEC可持續冷鏈降低環境影響倡議》 22.發布《APEC非木材林產品價值鏈倡議》 23.建立“APEC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最佳實踐自主貢獻平台” 24.設立APEC“人工智能+能源”專項任務組 25.成立中國—APEC數字技術賦能中心 26.成立促進APEC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 27.成立亞太數智賦能創新發展合作平台 (四)發展板塊 28.提出《廉潔促進繁榮APEC倡議》 29.發布《APEC高質量能源普惠願景與行動》 30.發布《APEC人工智能與能源雙向賦能政策推薦(2026—2030)》 31.發布《APEC促進能源安全協同的非約束性準則》 32.發布《人工智能賦能亞太地區就業文件》 33.發布《亞太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政策聲明》 34.發布《APEC健康老齡化行動計劃(2026—2035)》 35.發布《APEC海洋可持續發展報告》 36.發布《推動亞太地區可持續增長的財政政策報告》 37.發布《智聯亞太食品安全,構築繁榮共同體》倡議 38.發布《奧特奧羅亞行動計劃五年期審評成果文件》 39.發布《中小企業創新和韌性發展主席倡議》(廣州倡議) 40.發布《提升電力系統韌性的推薦解決方案》 41.發布《構建適應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電力系統推薦解決方案》 42.發布《共建APEC零碳/近零碳城市合作框架》 43.發布《從產業實踐到區域協同——亞太能源協同共治的實踐與展望》 44.發布《亞太地區普惠金融創新實踐案例集》 45.發布《2026年APEC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項目實施報告》 46.成立亞太清潔能源培訓學院 47.成立亞太人工智能賦能中小企業發展合作中心 48.成立亞太中小企業合作區 49.成立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深圳福田) 50.發布《亞太青年創新創業合作夥伴計劃》 51.發布《亞太民間社會夥伴行動計劃》 52.發布《亞太媒體合作夥伴計劃》 53.發布《亞太媒體高端論壇深圳共識》 54.發布《開放融通 協同創新:中國以科技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與亞太機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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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廉價包裹開徵新稅,中國電商遭遇考驗】 歐洲消費者從中國電商平台購買廉價商品,正在變得越來越貴。 據觀察者網報道,11月1日,歐盟正式開始對來自歐盟以外的跨境電商商品徵收2歐元海關處理費。這項新收費與今年7月實施的3歐元低價商品關稅疊加,意味着一件售價僅3歐元的小商品,可能需要額外承擔5歐元的稅費。 更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官員透露,自7月實施第一輪關稅以來,相關小包裹進口量已經下降約64%。如今第二輪收費接踵而至,中國跨境電商賴以快速擴張的低價直郵模式,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半年內兩次收費,廉價包裹優勢受到衝擊 根據歐盟規定,7月1日起,價值不超過150歐元的境外電商包裹,需要按照不同商品類別繳納每類3歐元的固定關稅。 11月1日開始實施的2歐元處理費,則適用於所有價值的境外直郵電商包裹,同樣按照商品類別計算。 例如,一個包裹裝有10件同類T恤,只需繳納一次相應費用;如果同時包含帽子和T恤兩類商品,費用就需要分別計算。 對於價值不超過150歐元的包裹,單一商品類別需要承擔的關稅和處理費合計達到5歐元,此外還可能涉及增值稅。 這意味着,一件售價3歐元的廉價飾品或生活用品,如果單獨從中國寄往歐洲,相關固定稅費甚至可能超過商品本身的價格。 受影響最大的,正是Temu、SHEIN、速賣通等依靠中國供應鏈和跨境直郵模式拓展歐洲市場的電商平台。 過去,極低的商品價格、龐大的產品種類和直接從中國發貨,是這些平台吸引歐洲消費者的重要競爭優勢。 但固定費用與商品售價無關,價格越低的商品,受到的衝擊反而越大。 歐盟為什麼接連出台這些措施? 一個重要原因是,來自中國的廉價包裹數量增長過快。 據歐盟公布的數據,2025年進入歐盟的低價小包裹接近60億件,其中約93%來自中國。 歐盟認為,大量低價包裹不僅增加海關監管負擔,還給歐洲本土零售商帶來不公平競爭,同時存在部分商品不符合歐洲安全標準的問題。 從目前的數據看,第一輪關稅似乎已經產生明顯影響。 法新社11月1日報道稱,自7月實施3歐元關稅以來,歐盟相關小包裹進口量已下降約64%。 不過,歐盟官員強調,現在斷言進口量下降完全由關稅造成還為時過早。企業調整物流方式、訂單結構變化等因素,都可能影響統計結果。 即便如此,固定關稅對低價值商品的成本衝擊已經十分明顯。 對於中國跨境電商而言,未來可能需要更多依靠歐洲本地倉、大批量進口和本地配送來降低直郵成本。但這種轉型又會增加倉儲、庫存和運營費用。 大型平台或許能夠消化這些成本,依靠薄利多銷的中小賣家卻可能被迫退出部分歐洲市場。 歐盟想保護本土商家,消費者會不會最終買單? 值得關注的是,新收費恰好趕在歐洲黑色星期五、網絡星期一和聖誕購物季之前實施。 歐盟強調,2歐元處理費原則上由電商平台、賣家或相關經營企業承擔,而不是直接向消費者徵收。 但企業承擔費用,並不意味着消費者不會受到影響。 商家完全可能通過提高售價、減少折扣或設置最低訂單金額,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已經表達擔憂,認為一些平台可能在結算最後階段才將新增費用轉嫁給消費者。該組織提醒,按照歐盟法律,商品完整價格必須提前明確展示。 對歐洲消費者來說,政策存在明顯的兩面性。 一方面,更嚴格的監管有助於減少不合格商品進入市場,也可能改善本土零售商的競爭環境。 另一方面,低價商品減少、網購成本提高,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恰恰是依賴廉價消費品的普通家庭。 歐洲本土商家或許能夠因此奪回部分市場,但這些商品是否真的能夠在歐洲以接近中國電商的價格生產和銷售,仍然是一個疑問。 從更深層次看,歐盟正在試圖改變中國跨境電商進入歐洲市場的規則。 過去,中國電商依靠極低的製造成本和直達消費者的物流體系,把幾歐元的商品賣到了歐洲。現在,歐盟則試圖通過增加進口成本,重新拉近中國電商與本土零售商之間的價格差距。 但價格優勢並不只來自關稅制度,也來自中國製造業龐大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效率。 歐盟可以提高商品進入市場的成本,卻未必能夠讓本土企業迅速建立同樣高效的供應體系。 因此,這場政策調整的最終結果,可能不是中國商品退出歐洲,而是中國跨境電商加速轉型、歐洲市場出現新一輪洗牌,以及部分消費者為更昂貴的商品支付更高價格。 歐洲想讓廉價進口商品付出更多成本,最終究竟由中國賣家還是歐洲消費者承擔,將是接下來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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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廣東中山考察】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6日在廣東省中山市考察時強調,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五中全會精神,把全會作出的各項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實處,以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新成效,更好推動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奮力開創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新局面。 16日上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和省長孟凡利陪同下,來到中山市考察調研。 深中通道東起深圳,西接中山和廣州南沙,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交通樞紐。習近平來到深中通道西人工島,登上平台眺望,實地了解通道建設運營情況。他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首先要推進交通一體化。深中通道在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中發揮了開路先鋒作用,要進一步把這一超大型交通工程管理好、運營好,使其更好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隨後,習近平來到位於中山市翠亨新區的灣區未來科技城,走進展廳察看中山市生物醫藥、電子信息、高端裝備等現代產業發展成果,以及家具等傳統產業產品展示,了解當地承接產業轉移、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新興產業等情況,詢問有關創新產品的性能特點和市場前景。他強調,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廣東肩負著重要使命,珠江口兩岸的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等地要發揮先導作用。他希望中山市緊緊抓住機遇,堅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健全區域合作機制,營造優良營商環境,下大氣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不斷邁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新步伐。 習近平對現場的中小企業負責人和科技人員代表說,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氣象萬千。大家身處這個好時代,在這片創新創業的沃土上工作和生活,要倍加珍惜、銳意進取,努力為廣東的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多作貢獻。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習近平前往位於中山市南朗街道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向孫中山先生銅像敬獻花籃,參觀“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展覽,察看故居保護情況,並同紀念館工作人員、孫中山生平和思想研究人員代表等親切交流。習近平指出,孫中山先生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勳,是一代偉人。新征程上,要學習、繼承、發揚他的寶貴精神,激勵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鬥。要深入研究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和思想,講好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教育引導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學習偉人風範、矢志愛國報國。 考察途中,習近平強調要切實做好歲末年初各項工作,鞏固拓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成果,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經濟持續向新向優向好,全面落實保障改善民生政策舉措,確保完成全年主要目標任務,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何立峰及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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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进入历史拐点!!! 当下的日本,企业有订单,也倒闭。 原因是招不到人。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企业经营困难,往往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消费低迷、没有订单。 但现在,一些日本企业即使有生意,也可能因为招不到员工、支付不起工资,最终被迫关门。 先来看看数据: 10月8日,日本东京商工Research公布了2026财年上半年企业倒闭数据。 今年4月至9月,日本共有5373家企业倒闭,同比增长3.8%,连续第五年增加,达到201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达到8561亿日元,同比增长23.5%。 当然,倒闭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 其中,负债不足1亿日元的企业占77%。 2026年上半年,日本因招聘困难、员工离职、人力成本上涨等原因倒闭的企业达到240家,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其中,仅因人力成本上涨而倒闭的企业就达到130家,同比增长75.6%。 当下的日本,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企业经营困境:有生意,但是赚钱越来越难。 主要三重压力。 1、劳动力不足。 日本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长期减少。 尤其是建筑、餐饮、酒店、物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招人越来越困难。有些企业明明接到了订单,却因为缺少技术人员,无法按时完成项目。 这两年我身边不动产开发项目的纠纷,没少看到。 2、工资上涨。 过去,日本长期处于低通胀、低工资增长的环境。不少中小企业依靠相对稳定的人工成本维持经营。 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工资涨幅要超过通货膨胀,大手企业容易实现,而且为了抢人,不断提高薪资,中小企业如果不跟着涨工资,可能员工都留不住。 问题是,中小企业有大手那样的涨薪能力吗,并没有。 3、经营成本全面上涨。 一来原材料、能源、物流、人工费用都在增加。 二来日本银行逐渐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企业融资成本也面临上升压力。 过去依靠低利率、低工资勉强维持经营的企业,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 举个例子。我最熟悉的不动产和酒店领域。 一家酒店,如果过去每个月人工成本是200万日元,现在至少增加到250万日元。一个月增加50万,一年就要多支出600万日元。 如果房价和入住率没有同步提高,这600万日元就会直接侵蚀经营利润。 所以赫尔木兹海峡出事儿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关注石油的价格,因为这与酒店的运营成本息息相关。 房地产行业也是一样。 建筑人工费上涨、材料价格上涨、施工周期延长,都会直接影响开发项目的收益。 有些土地买入时测算的利润不错,但等到真正开工,成本可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如果加价谈不拢,有些小的不动产建商直接撂挑子了,最后反而成了纠纷。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日本很多中小企业,并不是没有市场,而是长期缺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低利润率、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在今天越来越难持续。 未来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可能需要具备三种能力: 一是能够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 二是能够通过数字化、自动化和AI减少重复性劳动; 三是能够创造足够高的利润,支付具有竞争力的工资。 如果一家企业只能依靠员工长期低工资才能生存,那么它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值得重新审视。 最后,企业倒闭也不一定是坏事。 经营效率较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劳动力和资本能够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也可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过去几十年,日本经济最大的烦恼之一是:工资涨不起来。 如今,工资开始上涨,一部分中小企业却承受不住。这说明日本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 过去,企业靠控制工资活下来。 未来,企业必须靠提高效率活下去。 对于日本来说,这既是一场挑战,也可能是产业升级的契机。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企业不断倒闭,究竟是经济衰退的信号,还是低效率企业正在被市场淘汰? 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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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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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许家印说一点公道话: 许家印实际造成的损失没有想象那么大。站在行业视角,要分清账面负债和真实社会损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恒大2.44万亿总负债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经营往来债务,是资产与负债的对冲关系,不全等于实打实凭空消失的现金损失 。大量土地、在建楼盘、物业还属于企业资产,资产可以处置变现,并不是全部灰飞烟灭。保交楼政策托底之下,不少购房家庭最终拿到房子,实物得到兑付,这部分民生损失被最大限度化解。但这不代表危害轻微。真正的伤害,藏在资产折价之外。上万中小供应商被拖欠货款,资金链断裂,不少小企业倒闭;恒大财富十多万理财投资者,资金出现大额兑付缺口;大量家庭遭遇长期延期交房,背负房贷却住不上房,时间成本、精神损耗无法用金钱衡量。法院判决书中也明确认定,案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 。账面债务可以做资产对冲,但对无数个体、上下游产业链带来的冲击,是真实发生的。刑事追责完成之后,追赃挽损依旧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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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天估计都刷到@ADIChain_这个项目了吧,这不,又有新动作了,和@ZIGChain来了一波梦幻联动 其实关注 RWA 久了就会发现,代币化本身早就没有门槛,套一层合约就能完成资产上链 真正卡住行业的,是上链之后的环节 真实资金如何对接、结算如何满足合规要求、怎么避免资产只作为链上收益凭证静止存在 这次合作可以说是形成了互补的闭环: ZIG 负责前端,将应收账款、中小微信贷这类实体资产结构化,做成链上可参与的产品进行分发 ADI 负责后端,依托 IHC 生态提供受监管的机构级稳定币结算基建 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 ZIG,结算层没有真实资产落地 没有 ADI,前端产品缺少机构资金进场的合规通道 市面上多数 RWA 产品,是将美债、票据搬上链,用户买入后持有吃息,资产处于静止状态 ZIG 的底层资产处于持续周转状态,资金对应真实的企业经营与商业流转,直接参与实体经济循环 RWA 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上链资产的名头大小,而是能否真正打通链上资金与实体经济,这套方案指向行业的需求点,就看后续发展了,今天就先说到这! @ADIChain_ #ZIGMarkets# #ADIChain# #R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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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之前的香港,是一座小商人的城市。十个人里就有好几个在做生意:南北行、金山庄、街边商号、小型加工厂,多数是家庭式、小本经营。大的洋行、英资巨头固然存在,但普通市民的商业底色,是千千万万自主的小老板。政府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大体上只维持港口、法治与秩序,不主动挑选产业、不牵头对接国际巨头,生意的兴衰、机会的取舍,全由民间自己摸索、试错。香港商人的气质,是自下而上的:嗅觉灵敏、船小好调头,看重人脉、同乡、临场判断。它的博弈方式,是无数零散个体各自在全世界找生意,像一大群灵活的游鱼,没人统一指挥。 新加坡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国家牵头的资本主义。独立之初资源单薄、没有腹地,它没有寄望于民间自发冒出大批商人,而是由政府充当总策划人。以淡马锡、各类法定机构为抓手,国家资本主动搭桥、规划园区、设计产业方向,有计划地对接世界五百强、跨国巨头,把国际资本、技术、订单系统性地引进来。它不是政府包办一切,而是国家先看清全球棋局,主动找伙伴、造平台,再让企业在平台上竞争。民间中小企业长期存在,但不是经济的发动机。新加坡的博弈是自上而下、精算的大棋局,像一支训练有素的舰队,由领航者看准航道,集体出击。 简单来说,香港是很多商人各自找世界做生意;新加坡是国家出面,把世界的大生意请到家门口。香港商业的长处是民间活力、随机应变;短板是容易零散、难形成宏大的产业布局。新加坡的长处是战略长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板是本土草根商人的生长空间相对有限。两种模式各有得失,代表了滨海城市参与全球贸易两套截然不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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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将推出天翼 Token 币和 Token权益,这是什么,为何三大运营商开始全面推广Token套餐? 中国电信推出系列试商用Token套餐,分为三类: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推出基础版、专业版、旗舰版三档Token Plan,每个月资费价格分别为39.9元、159.9元、299.9元,分别对应每月1500万Tokens、7000万Tokens、1.5亿Tokens;面向个人及家庭客户,推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Token Plan,每个月资费价格分别为9.9元、29.9元、49.9元;面向Token生态合作伙伴,中国电信即将推出天翼Token币和Token权益。 上海移动推出Token通用服务,实现 “一号通用、跨平台使用、话费支付”,并联合腾讯推出AI原生工作台,以低成本、便捷化方式让市民与小微企业轻松用AI能力,1元40万Tokens,实现 “一个额度、一个价格、任选模型”,还可支持话费账单支付。 上海联通发布政企全栈AI产品体系,推出多元化算力服务、多档Token产品及融合套餐,启动算力普惠行动,并升级模型服务、数据平台与智能体超市,覆盖数据治理、模型调用、应用开发全流程,助力企业轻量化、低成本实现数智化转型。 上海联通发布政企全栈AI产品体系,推出多元化算力服务、多档Token产品及融合套餐,启动算力普惠行动,并升级模型服务、数据平台与智能体超市,覆盖数据治理、模型调用、应用开发全流程,助力企业轻量化、低成本实现数智化转型。 AI浪潮下,大象能否再次起舞 2026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这一天,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不约而同地扔出了同一枚棋子——Token套餐。 中国电信推出系列试商用“词元(Token)套餐”,面向个人用户每月9.9元起,含1000万Tokens;中国移动上海公司推出“魔力算”Token通用服务,1元可购40万Tokens;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发布多档Token产品及融合套餐。 这意味着什么?AI算力,正式进入“话费化”消费时代。蛰伏多年的通信大象,终于在AI浪潮中迈出了起舞的第一步。 一、黄金时代:曾经,大象是草原之王 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那时候,中国移动的短信拜年能让系统瘫痪,中国电信的固话装机要排队三个月。运营商的黄金时代,卖的是语音通话时长,卖的是短信条数,卖的是数据流量套餐。那是大象的巅峰时刻。 2012年,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增长超过70%,中国移动的数据流量增长率超过150%。运营商手握网络、计费、用户三张王牌,是整个数字经济的“税吏”——所有互联网公司的业务,都跑在它们的管道上。但危机,也在这个巅峰埋下了种子。 二、管道化陷阱:大象沦为“搬砖工” 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了。微信替代了短信,微信电话替代了语音通话,抖音和快手吞噬了流量,但运营商只收到“过路费”。互联网公司吃肉,运营商喝汤。 数据不会说谎。2025年,三大运营商营收增速全部跌至1%以内——中国移动增长0.91%,中国电信增长0.07%,中国联通增长0.68%。这是近年来最低的一年,行业彻底告别规模扩张时代。 更扎心的是利润。2026年一季度,中国移动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4.21%,中国电信下降17.08%,中国联通下降17.99%。传统业务ARPU值持续走低,流量红利已吃到尽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6年1月1日起,流量、宽带等服务的增值税税率从6%上调至9%,年均税负增加数十亿元。运营商沦为了“哑管道”——用户用你的网,但不知道你的存在;互联网公司用你的网,但不给你分利润。大象被困在了自己的领地上。 三、Token时代:大象看到的新草原 转机出现在AI大模型的爆发。2026年3月,中国日均Token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每一次AI对话、每一段AI生成内容、每一个智能体执行任务,背后都是Token的消耗。 Token是什么?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它有三个核心属性: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这三个属性,恰好是运营商最擅长的领域。于是,从“卖流量”到“卖Token”的转型逻辑浮出水面。 中国移动董事长陈忠岳提出,要将Token打造成连接算力、模型、应用与用户的“通用货币”。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则强调,“Token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AI服务”。这不是简单的计量单位替换,而是大象从“管道工”向“智能服务组织者”的角色跃迁。 四、三个有利:大象起舞的底气 第一有利:账户与计费体系——天生的“收银台” 运营商拥有全国最成熟的账户、鉴权、计费和清结算体系。10亿级用户、话费支付通道、按月结算习惯——这些能力是任何互联网公司都不具备的。当Token可以像话费一样按月购买、话费支付、跨平台使用时,运营商的天然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第二有利:政企客户与属地服务——深耕行业的“地头蛇” 运营商拥有覆盖全国的地市、区县服务网络,以及庞大的政企客户基础。AI落地的最大场景不是C端娱乐,而是B端产业赋能——智慧工厂、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每一个都是运营商深耕多年的领地。 第三有利:云网边端协同——算力时代的“基础设施之王” 运营商拥有从网络到算力、从边缘到中心的完整基础设施。中国移动的“云、管、端、边”一体化运营能力,中国电信的“智能云即Token经营体系”,都指向一个事实:在算力成为新水电的时代,大象本就是水电网络的所有者。 五、三个不利:起舞之路的荆棘 第一不利:定价混乱与标准缺失 目前,各家运营商的Token套餐定价差异悬殊。同样是1000万Tokens,中国电信定价9.9元,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定价24.9元。更核心的问题是,Token跨平台流通体系尚未建立。中国电信的Token主要适配自家星辰大模型,切换到其他模型后,可用额度会变动。Token要成为“通用货币”,先得解决“汇率”问题。 第二不利:平台公信力的悖论 运营商想做AI能力的中立组织者,但自己也在做大模型。中国移动MoMA平台既接入了DeepSeek、通义千问等外部模型,也接入了自研“九天”模型。这是一个经典的平台悖论:你既想当裁判,又想当运动员。外部模型厂商凭什么放心把客户关系交给运营商?这是大象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三不利:从“卖资源”到“卖能力”的基因转变 过去二十年,运营商擅长的是卖带宽、卖流量、卖专线——卖的是标准化的资源。而Token经济的核心,是卖模型调用、智能体执行、行业场景能力——卖的是非标准化的服务。从套餐思维到编排思维,从单边经营到多边生态,这需要大象完成一次基因层面的蜕变。 六、悲观还是乐观? 我的答案是:谨慎乐观。 悲观的理由是真实的:运营商的转型已有前车之鉴——云计算时代,它们也喊过“云网融合”,最终市场份额远不及阿里云、腾讯云。如果Token经营只是把“GB”换成“Token”,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乐观的理由同样坚实:Token经济的核心是“服务组织”,而不是“资源售卖”。运营商在这条赛道上拥有互联网公司无法复制的优势——账户体系、政企关系、属地服务、合规能力。 最关键的是,这一次,大象不再单打独斗。中国移动联合阿里云、火山引擎等8家伙伴成立“Token应用生态联盟”,计划3-5年投入百亿级生态资源;中国电信也成立了覆盖产业链全环节的Token生态联盟。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从语音到流量,从流量到Token,这头大象正在学习新的舞步。舞姿或许还不够优雅,步伐或许还有些踉跄,但这一次,它至少踏上了正确的舞池。星辰大海,征途在前。大象起舞,好戏才刚刚开始。 #AI# #AI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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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为什么不可能搞好? ——兼论“国企改制”在朱镕基时期和胡温时期的不同 朱镕基去世的消息传来,刘仲敬等一批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全盘否定朱镕基,造谣说朱镕基的国企改制,导致从晚清张之洞时期开始的中国军火自给,被断送。 而实际上当年朱镕基的“国企改制”,根本不包括军工企业。朱镕基操盘的国企改革,非命脉经济的民用国企,如轻工业和中小国企,才能改变企业所以制(产权卖给私人),或者关闭(所谓的“抓大放小”、“关停并转”);军工企业是一律不准改变产权(不准卖给私人)、不准关停的。朱镕基治下的军工企业改革,是国有资产重组(产权不变),引入“竞争机制”(不准吃大锅饭)。 经过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军工国企不仅没有减少,军火产能还开始大幅增长(因为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大幅增长,军工国企的保障更有力)。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出现刘仲敬所说的朱镕基的改革,断送了自张之洞以来,中国军火自给的局面? 而且刘仲敬所说的自张之洞以来,中国军火自给的说法,本身都包含着造谣,如经过蒋介石八年的容共抗日,中国军火工业完全被打残,根本无法自给。如果二战后中国军火能自给,大陆中华民国还会因美英的禁运和制裁亡国吗? 许多人搞不清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制,与胡温时期的国企改制的区别,其实“国企改制”,在朱镕基时期与胡温时期,是有着重大区别的: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制”,包含着大量的国企所有制的改变,即产权发生改变,国企卖给私人。 而胡温时期的“国企改制”,则主要是改变国企的经营管理方式,引入所谓的“竞争机制”、实行所谓“高管年薪制”。而国企产权不变(不再卖给私人)。 也就是说,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革,是真改革;而胡温时期的国企,是假改革。温家宝在经济上其实是非常保守的(保共产党的守),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中共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胡温上台后就已经停滞了(虽则大规模的倒退,习近平上台后才开始发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胡温时期的国企不也在“改制”吗?胡温时期的国企,的确也在“改制”,但改变的不是所有制,而是经营管理的制度,这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如果不改变国企的所有制,无论如何引进私企(资本主义的)的经营管理制度,国企都是搞不好的(虽然能够暂时提升效益)。 为什么?因为企业的经营者,不用为企业的经营结果承担责任。私企搞不好,老板就会破产,甚至跳楼,因此私企老板,不能不紧盯企业高管,毫不犹豫地解聘经营不力的高管。而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国企效益好不好,与国企的监管者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国企高管也不用承担国企亏损的后果(最多拍屁股走人,反正企业不是自己的),因此,国企高管与监管者,就存在着共同腐败的强大动机,包括国企高管行贿监管者,联手造假;国企高管虚报企业效益等等。 而且,包括“高管年薪制”、“绩效制”、竞争上岗、末尾淘汰制等等“竞争机制”,会对企业员工形成极限压榨。所以胡温时期造就的“新国企”,其内卷程度甚至超过许多私企(习近平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要立竿见影地降低成本、提升效益,最简单的方法,莫如加大对国企员工的压榨!所以,从胡温时期开始,高管“年薪制”的新国企,员工生态迅速奴工化,普遍呈现“社会主义的工资,资本主义的管理”。 但是,反“大锅饭”社达化的极限压榨,能够保证压垮员工的健康和生育,却不能保证企业的前途:由于企业不是自己的,国企高管不能承担后果,因此当然不顾企业长远利益(更不顾员工利益),只顾不择手段梭哈一把,真真假假地完成“绩效”,把几十万/上百万年薪拿到手再说。 再引进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国企也是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那些翘首盼望习大大“返祖”能够让自己吃上国企大锅饭的粉红习粉们,是在蠢梦连霄——习近平所扩大做大的国企,是社达奴工园式的国企,只有“嘎腰子”,哪来大锅饭? 曾节明 2026.8.17 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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