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台灣經濟並沒有因爲失去中國市場而衰退，相反卻成為亞洲的排頭兵，中華經濟研究院最新預測：台灣2026 年上半年 GDP 保守估計增長10.69%， 市場機構如國泰台大團隊、瑞銀等，將台灣全年經濟成長預測大幅上修至10% 左右，反映 AI 投資與出口需求遠超預期。

【外交部：希望韓國政府切實踐行一個中國原則】有記者問：中方策展團隊因韓國光州雙年展涉台錯誤做法宣布撤展，表達強烈抗議。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已就此發聲。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中韓建交公報明確指出，大韓民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尊重中方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立場。今年以來，韓方多次明確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沒有變化。 此次韓國光州雙年展主辦方頑固堅持錯誤做法，縱容中國台灣地區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稱參展，公然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已向韓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有關方面立即糾正錯誤做法。我們希望韓國政府恪守政治承諾，切實負起責任，以實際行動踐行一個中國原則。 民進黨當局借文化交流、會議展覽等場合搞政治操弄，進行謀“獨”挑釁，用心險惡，手段卑劣，其政治圖謀不會得逞。

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巴西僑胞圓了“龍舟夢”】粽子飄香，龍舟競渡，當地時間6月14日，“中巴文化年·傳承中華情” 第三屆巴西華僑華人龍舟聯盟競渡活動在巴西聖保羅瓜拉皮蘭加水庫舉行，吸引兩百餘名旅巴僑胞和巴西友人參與。 #聖保羅# 是 #巴西# 最大城市，旅巴30餘萬華僑華人有約26萬聚集在當地。中華傳統龍舟活動方興未艾。去年僅兩支隊伍參賽，今年由巴西瑞安商會、巴西青田同鄉總會、巴西閩商聯合會、巴西華人華僑青年聯合會與巴西洪門南美總會聯袂舉辦，各遣一支中華傳統龍舟隊參賽。

當地時間9月2日上午，埃及總統塞西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羅太陽宮舉行會談。 開羅晴空朗照。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乘車抵達太陽宮時，馬隊和禮兵列隊致敬，軍樂團奏迎賓曲，鳴21響禮炮。塞西和夫人依緹薩爾熱情迎接。 塞西為習近平舉行歡迎儀式。兩國元首共同登上檢閱台，軍樂團奏中埃兩國國歌。兩國元首分別同對方陪同人員握手致意。兩國元首夫婦步入太陽宮大廳，在兩國國旗前合影。 歡迎儀式後，兩國元首舉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國家中率先同新中國建交。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帶領兩國人民在追求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道路上並肩奮鬥，淬煉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誼。70年風雨兼程，培育並見證了中埃兩國關係“平等互信、友好互鑒、和衷共濟、合作共贏”的鮮明特徵。近年來，在我們共同引領下，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雙方在實現發展振興、增進人民福祉、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的事業中理念相通、戰略契合。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和地區形勢，兩國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斷推進中埃命運共同體建設。 習近平強調，中埃雙方一要堅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層交往勢頭，密切各領域各層級交流合作，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互鑒。二要推進互利合作，加強發展戰略對接，釋放基礎設施建設、電力、農業、通信技術等傳統領域合作潛能，打造綠色能源、電動汽車、航空航天、數字經濟、現代農業技術等合作新亮點。三要促進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交流合作，擴大人員往來，增進民心相通。四要強化安全合作，共同打擊跨國犯罪，深化反腐敗國際合作，堅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維護兩國共同安全。五要加強國際多邊協作，進一步密切在聯合國、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的協調和配合，攜手推進中阿、中非合作論壇建設，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 塞西表示，熱烈歡迎習近平主席在兩國建交70週年之際對埃及進行歷史性的國事訪問。埃中建交以來，兩國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各領域合作取得豐碩成果。埃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致力於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得到更大發展。埃方願同中方一道，密切貿易投資、製造業、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領域合作，加強軍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員往來，造福兩國人民，助力地區發展繁榮。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埃方願同中方在多邊平台加強協調配合，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攜手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兩國元首就中東局勢深入溝通。習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區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係，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構建中東安全新架構。習近平就此提出4點倡議：一是激發地區共同安全的內生動力。堅持中東地區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支持地區國家加強和平和安全對話，探討域內安全架構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運。二是推進地區共同安全的綜合治理。中東熱點問題多、內在關聯性強，應當探尋綜合解決方案。巴勒斯坦問題仍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任何時候都不應該被忽視和邊緣化。三是築牢地區共同安全的發展根基。實現中東地區長治久安根本上靠發展。中方願同地區各國一道維護國際航道安全，推進發展合作，促進地區國家利益融合，逐步增進互信、消除衝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強地區共同安全的國際協同。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是處理中東事務的基本遵循。國際社會特別是域外大國要摒棄雙重標準，尊重地區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地區安全穩定。要支持聯合國在地區事務上切實發揮作用。 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讚賞中方在中東問題上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埃方致力於推動地區局勢降溫，通過政治途徑化解矛盾衝突，實現地區安全與發展。埃及願繼續同中方加強協調，緩和中東局勢、維護中東穩定，探索地區安全架構。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簽署共建“一帶一路”、人工智能、經貿、產供鏈合作等領域多項合作文件。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國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訪問期間，雙方還簽署了數字經濟、科技、教育、交通等領域20餘份合作文件。 當天中午，塞西和依緹薩爾在太陽宮為習近平和彭麗媛舉行歡迎宴會。 蔡奇、王毅等參加上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