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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乔本乔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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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雀春深·一缕春风为君来 📷青纱轻垂,烛影摇曳…… 我便是那深锁铜雀台的大乔,玉足轻抬,薄雾般的裙摆在指尖缓缓滑落。浴室水汽氤氲间,我侧卧于温热池中,长发湿润贴着锁骨,眸光如丝般缠绕着你,仿佛在低语:“公子……今夜的春色,你可愿来共赏?”这层层叠叠的纱衣之下,藏着怎样的秘密? 你最想先为我轻轻解开的……是哪一处呢?📷 #铜雀春深# #二乔本乔# #古风魅惑# #春宵秘语# #湿身遐想# #私密邀约# #深夜轻语# 📷 若你也心动了,❤️关注我吧——每天都有更多让人脸红心跳的古风故事与画面~ 📷转推让更多有缘人一起沉醉这梦境~ 📷 转推后私信来吗?我在纱帐后,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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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经类语》由明代梁宇乔编撰。全书共八卷,前七卷分修齐、治平两门,修齐门有六十二子目,治平门八十七子目。修齐治平出自《大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卷八为杂著拾遗。其内容为摘取五经之语,并加以阐述。此本应为清康熙时期果亲王府精钞本。介绍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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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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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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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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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和周瑜,加起来只活了 62 岁。 你没看错,一个 26 岁遇刺,一个 36 岁病逝,两个加起来的寿命,还没司马懿一个人活得长。 可就是这短短六十多年的分量,压过了汉末多少活过花甲的碌碌诸侯。 年轻时总羡慕他们英雄少年,意气风发同娶二乔,简直是小说里才有的开金手指人生。 人到中年再看,才懂这对江东双璧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运气,是乱世里找不到第二份的信任。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史书里写得简单,只说周瑜慕名去拜访在江淮游历的孙策,聊了几句就觉得这个人值得交。 他当即把自家路南的大宅院让出来给孙策家人住,还拉着他去拜见自己的母亲,当场就同榻而眠,聊了一整夜天下大势。 谁也想不到,这一夜的长谈,定了江东半个世纪的基业。 初平二年,孙坚战死襄阳,十七岁的孙策抬着父亲的灵柩回江东。 一夜之间,那个跟着父亲骑马射箭的少年没了,只剩下一个背着血海深仇、要捡起父亲旧部的孤子。 那段日子孙策过得难,屈身依附在袁术帐下,打了无数仗。 他拼了命赢下城池,袁术转头就把地盘赏给了自己的亲戚,连一句兑现的承诺都没有。 远在庐江的周瑜没闲着,一边收拢本地宗族部曲,一边悄悄攒着粮草舟船,等着孙策出来的那一天。 兴平二年,孙策终于抓住机会,向袁术讨了一千多兵马,说要去江东帮他平定地方,实际上是要自己抢地盘。 走到历阳的时候,他给周瑜写了一封短短的信,没说太多求助的话,只说我要来了。 周瑜收到信,当天就带着自己攒了好几年的数千部曲,拉着满船的粮草兵器,顺流而下到历阳接他。 史书里写孙策见到周瑜的时候,笑着说了一句话:“吾得卿,谐也。” 说白了就是,我得到你,这事就成了。 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谈股份分地盘,甚至没说将来打下江东给你什么封赏。 你说要闯,我就把全部家当都拿出来陪你闯。 这就是少年人的交情。 孙策是天生的领袖,悍勇果决,敢打敢冲,领着兵马一路往江东打。 遇到硬骨头他亲自冲在最前面,招降纳叛他敢用人也信人。 周瑜是天生的副手,沉稳周全,帮着孙策筹粮草,守后方,出计谋。 打了硬仗他冲在前头,分功劳的时候他退在后面。 孙策刚拿下江东,就封周瑜做建威中郎将,给了他两千人马,还把自己的鼓吹仪仗分了一半给周瑜。 那时候孙策自己才是个会稽太守,整个江东刚打下来一半。 他对周瑜的封赏,连《三国志》都忍不住写 “恩荣莫比”。 有人说孙策待周瑜太厚,孙策只笑着跟旁人说:“周公瑾和我是总角之交,骨肉至亲,当初在丹阳给我发粮草、带部曲,这份恩情,我怎么赏都不够。” 连攻破皖城得到的桥家二女,都是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 兄弟一起打天下,一起成家,连娶亲都要做连襟。 这种坦荡,在尔虞我诈的三国,简直是异类。 史书说 “江东人称孙郎周郎”,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喝彩。 可惜天不假年。 建安五年,孙策打猎遇刺,重伤不治,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临死前他把印绶交给弟弟孙权,说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他没说出口的后半句是,我把弟弟和江东,都交给你了,公瑾。 那时候孙权才十八岁,一个刚成年的孩子,接过江东六郡。 他镇不住那些跟着孙策打天下的老臣,地方上的太守蠢蠢欲动,北边的曹操虎视眈眈,整个江东随时都可能散架。 消息传到巴丘,周瑜二话不说,立刻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日夜兼程赶回吴郡。 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 周瑜手里有兵,又是和孙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主少国疑,他会不会自己掌权?会不会另立主公? 周瑜到了吴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臣子的礼服,对着孙权行跪拜大礼,口称臣。 他这一跪,所有人都不敢再乱动,江东的局面一下就稳了。 他知道,这是孙策把江山交给他了。 不是交给他周瑜,是交给孙权,要他周瑜帮着守着。 他和孙策当年约定好,要一起守住江东,一起逐鹿天下。 现在孙策走了,他就得替孙策把这个约定守下去。 然后他和张昭一起,接过了所有军政大权。 对内压服了不服的老臣,对外稳住了相邻的诸侯,硬生生把摇摇欲坠的江东政权给扶稳了。 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孙权,是为了那个十五岁就和他同榻而眠的少年,是为了两个人当年一起约定的江东梦。 你死了,没做完的事,我替你做完。 你放心不下的弟弟,我替你守着。 这一守,就是八年。 之后的八年,周瑜再也没有过以前的闲情逸致。 他以前最爱听曲,军中宴饮的时候,乐师弹错一个音,他哪怕喝得半醉,也要回头看一眼。 江东人人都知道 “曲有误,周郎顾”。 可孙权继位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军营里,处理军务到深夜。 偶尔帐下的乐师奏错了音,他也再也没回过头。 周瑜帮孙权坐稳了位置,训练了水师。 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整个东吴朝堂一片降声,连张昭都劝孙权投降。 只有周瑜站出来,力排众议,说曹操必败,我们和他打。 这一仗,就是赤壁之战。 周瑜一把火烧了曹操的战船,大败二十多万大军,稳住了江东,也定下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他终于完成了当年和孙策约定的事,守住了两个人一起打下来的江东。 可打完赤壁,拿下南郡之后,周瑜在准备取益州的路上,染病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三十六岁。 临终前他给孙权上书,举荐鲁肃接替自己的位置,还在叮嘱江东的防务,半句没提自己的私事。 他终于能去见孙策了,带着赤壁的风,带着江东的六郡土地。 虽然没完成他们当年的约定,可他尽力了。 现在人说起他们,只说一句 “江东双璧”,只说二乔配双璧,是千古佳话。 可你仔细想想,这哪里是什么佳话,这是两个人用命守出来的约定啊。 他们是少年相知,倾家相助,死而后托,托孤不负。 你没钱,我把我的钱给你。 你要创业,我把我的兵给你。 你死了,我帮你守着你的江山,辅佐你的弟弟,至死都没有一句怨言。 他们没有熬到功成名就,没有活到勾心斗角的那一步。 所以这份情谊永远停留在最完美的样子。 没有权力倾轧,没有兄弟反目。 永远是两个穿着粗布短衣的少年,坐在城南的大院子里,对着满天星斗,说要一起打下江东,成就一番事业。 永远是那个,最亮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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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让你失望了,大概率不存在对簿公堂的机会。 百科来说几个点: 1️⃣第一桶金 之前说过,2017那会楼霁月动用他老爹楼伟中作为中信银行萧山支行行长的特权,直接给楼霁月用房产抵押的形式借出来了1000多万人民币。 这个就是当年雌雄大盗易理华楼霁月的币圈启动资金来源。 这个资金,一资金体量远超正常数额之外,二属于严重违规操作。 包括抵押贷款审批的内部操作(涉及审批上下游整条线的相关人员)、明知贷款资金去向(进币圈炒作)仍作假用途等。 这一行为,足以把楼伟中送进去。 当年你自己嘴瓢说的贷款事儿,用勇气说没勇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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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vergalxy 浙江金融贪腐重灾区,我爸爸这种两袖清风,到退休了还没什么钱的,我觉得不需要自证清白,你可以去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只要去了,用你真实的身份去举报,对簿公堂之后,如果说没有任何证据,我就再做我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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