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中共八一建军节之际, 习近平就解放军的问题出来讲话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主持并讲话, 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第一, 反覆强调军队要听党的话, 提出了军队建设要“强化政治引领”. 习近平提出: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打牢官兵听党话, 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确保枪桿子永远听党指挥. 军队是不是听话, 这可以说是习近平, 或者说歷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最在意的事情. 第二, 提到了军中反腐问题, 情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 可以预料, 张又侠的问题很快就会对外公布了. 第三, 强调了备战思想, 虽然没有点名台湾, 但习近平说“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谥”, “备战”二字还是值得重视.

中国国防部7月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建军99周年招待会。防长董军在致辞中表示，人民军队要“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 1927年夏天，由于中国国民党开始实施“清党”政策、清洗党内的共产党人，事实上终止了北伐战争期间的国共合作。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认为蒋介石为“国民革命中需要清除的新军阀”，不再是“国民革命下的领导者”，遂决定在8月1日凌晨于南昌发起武装起义，。 南昌武装起义被视作中国共产党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开端，中共早在1933年就将8月1日定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董军在讲话中，也着重强调了“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前一天(7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也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中共建军节所纪念的1927年南昌武装起义也被视作国共内战的起始。而由于台湾海峡两岸分治至今且从未签署任何和平协议，这场内战法理上并未结束。 美国国防部去年曾称，美方认为中国领导层希望解放军做好准备，以便在2027年前“有能力”在涉台冲突中获胜。不过美国情报界近期的评估显示，北京目前并无计划在2027年也就是建军百年之际武力攻台，而是更倾向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对台湾的控制。 #DW中文#

中國民主黨黨校徐文立校長 優秀學員嘉獎令（2026年8月13日） 嘉獎令 （2026年8月13日） 全校未來將領和第一期教官培訓班學員 吾校自2026年5月24日義工同仁創立以來 已經完成了第一期「實戰學習」階段 從7月11日開始了「理論學習」階段 應馬迎來常務副校長推薦 我特授予 韓雲霄 同時授予 胡建華、趙志澤、程建、彭雲龍、許瀛濤、王奕翔 優秀學員獎 （難免掛一漏萬，請諒解） 关于表彰韩云霄先生的申请报告 尊敬的徐校长： 我谨向学院推荐韩云霄先生，并申请对其予以表彰奖励。 韩云霄先生在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英国委员会各项工作期间，态度认真，积极负责，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他不仅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和街头抗议活动，而且十分重视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认真学习学院开设的各项课程，积极参加相关学习活动。 韩云霄先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良好的责任感、进取精神和组织意识，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均表现突出。为肯定其努力，鼓励其继续进步，同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我建议学院向韩云霄先生颁发“优秀学员奖”或相应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以上申请，恳请徐校长审议批准。 此致 敬礼！ 推荐人：马迎来 日期：2026年8月11日 Yunxiao Han 韩云霄 @leoefgf · 8月8日 回覆 @xu_wenli 感謝徐校長的勉勵！榮譽是鼓勵，更是責任。我們會記得前輩走過的路，接過這份責任，繼續為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未來努力。致敬前輩！ 徐文立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1寫道：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1寫道： 尊敬的校长，恩师： 您好！ 值此八十三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八十三载春秋，阅尽人生风雨，积淀了智慧与慈爱，也凝聚了无数美好的回忆。您的勤劳、善良、宽厚与坚韧，始终是晚辈学习的榜样。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韩云霄 韓雲霄佳文品賞 寄件者： 徐文立 <@gmail.com> Date: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11:13 Subject: Re: To: Xiao Han <@gmail.com>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7:寫道： 尊敬的徐校长： 早上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新学员韩云霄！6月4日经歐洲马迎来主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并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 作为一名刚接触政治、仍处于政治启蒙阶段的新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下面将我的三篇演讲稿按时间、地点和主题整理如下，希望您给予指导！ 6月20日台湾民主两周年纪念活动演讲稿 地点：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主题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主题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7月1日反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抗议活动演讲稿 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门前 主题三：揭穿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下面是演讲稿具体内容： （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人听到“跨国镇压”这个词，可能会觉得这是国际政治，是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事情，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来到英国读书、工作或者定居，你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一样：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参加和平集会，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支持政府，而不用担心有人因为你的政治观点来威胁你。 然而，对于像我们来自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背景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一群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在中国领事馆外进行和平示威。结果，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拖进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殴打。这件事被现场拍摄下来，也引起英国社会巨大震动。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因为英国人发现，原来有人即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仍然可能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面临压力和危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居住在英国的香港人表示，他们在参加集会后被拍照、被记录身份信息，甚至有人担心远在香港的家人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参加讨论会时，会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录下来；有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要求匿名；还有一些人即使来到英国多年，谈论政治时仍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英国，本应获得英国法律的保护。英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支持什么政治立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遵守英国法律，你就应该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任何人在英国，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威胁。如果一个香港人害怕说话，如果一个维吾尔人害怕参加活动，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害怕在课堂上表达意见，那么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而是英国社会一直珍视的自由和法治原则。 跨国镇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让多少人沉默。而在于它让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让人们觉得“还是别说了”。当恐惧跨越国界的时候，自由就会开始退缩。因此，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需要仇恨任何国家，也不需要敌视任何民族。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在英国，每个人都应当能够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必担心来自任何外国政府的压力。 谢谢大家的聆听！ （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一个一直充满争议的话题——台湾独立。 很多人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总是在谈历史、谈政治、谈国际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地方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是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决定，还是由其他人替他们决定？答案应该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有2300多万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工作、纳税，也承担着这片土地的未来。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 今天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护照和选举制度。台湾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决定自己的政策，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未来，而别人无权规划他们的未来。 既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台湾未来要怎么走，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人支持这样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台湾长大，他们接受台湾的教育，参与台湾的选举，对他们来说，“台湾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希望自己的选择被尊重。 台湾的未来，不应该通过武力决定，而应该通过和平、民主和人民意愿来决定。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希望台湾变成什么样子，而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三）揭穿中共《民主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中共颁布并于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对我们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华人群体以及外国公民的影响！ 中共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表面上高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实则暗藏极具侵略性的第 63条「境外适用条款」。该法将中共的管辖触角强行延伸至中国境外，形同向全球发放了「跨国镇压」的合法许可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恐慌！ 这部法律把热爱共产党放在首位！它要求我们要向孩子们灌输赞扬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的思想！ 它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及所有的教育机构，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标准的教学方式，这是中共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让它的汉化政策全面合法化的阴谋！这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法律，因为它彻底抹杀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它要求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文字、图片、广播、音频和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和内容，中共所谓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含了全球华人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这是明显的霸权主义！ 中共所谓的坚持宗教中国化，实际情况就是让寺庙的和尚升国旗，道家的道士唱国歌，基督教的教徒不知是信仰耶稣、还是信仰马克思、列宁？ 说一句「支持台湾」就被入罪，该法本质上是为中共武统台湾铺路。未来不论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只要在海外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反对中共吞并，都可能被中共强行冠上“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面临跨国通缉与法律追究！ 全球华人和民主人士集体遭殃，该法对全球自由言论进行了直接恐吓。 未来只要在海外社群媒体上批评中共的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或宗教压迫，都将直接落入这部恶法的惩治范围，在境外将面临被定罪甚至被抓捕的风险！ 合法化「海外秘密警察」，国际社会强烈质疑，习近平政府在透过《香港国安法》测试国际底线后，如今又推出新的恶法，企图为其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的102个「海外秘密警察据点」提供正当的执法依据，全面升级法律战！ 这部新法的出台,暴露出中共极权统治的无限膨胀与内心的极度恐惧。当对内高压统治已无法维持政权稳定时，中共选择将极权黑手伸向国际自由社会。这种将跨国镇压「合法化」的无耻行径，不仅践踏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也对美、日、台等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香港独立！台湾独立！ 谢谢大家！ 徐校长，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览，并对演讲内容、逻辑结构、表达方式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持续改进，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对公共议题的理解。 非常期待您的指导！ 学员韩云霄 2026年7月9日 英国 （韩云霄提供照片） ********* 有關胡建華 JH 於 2026年7月13日週一 上午2:14寫道： 我预言，这次将产生重大历史意义，未来一定会碾压浙江南湖那条游船! 让它沉入历史湖底! 留此言证，拭目以待! 中国民主党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13日 JH H 于 2026年7月13日周一 08:05写道： 谢谢校长，收到(总字004)(实行令)， 这次的完整规划，若落实到位，将为未来夯实完整坚实的基础，不会继续过去松垮混乱的局面，开创全新的局面，结束过去四分五裂的派内之爭，脱颖而出，重新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会重新竖起中国民主党的大旗，成为标志性旗杆! 宛如移民入境美国第一眼看到的是自由女神! 学员: 胡建华 JH H <@gmail.com> 于2026年7月5日周日 09:16写道： 谢谢校长！ 这段时间以来，从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历史知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尽快学习和了解更多历史资料，努力形成自己基于事实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希望能让国内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接受单一叙事。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什么。但我也相信，思想和认知具有传播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历史、独立思考、理性交流，并把新的认知不断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终将汇聚成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如古人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认为，中国未来如果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力量未必会像历史上一些革命叙事那样“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可能是知识、信息和观念首先在城市中不断传播，再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种变化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思想、教育、信息和公民意识的不断积累。 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许多人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以及“强者生存”的社会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要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远比改变一种生活习惯或社会风俗更加困难，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在单一信息环境下，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容易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因素，而社会内部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讨论。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相互对立，有时会使社会矛盾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之间，而忽略了制度、治理和公共政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现象容易导致社会资源被内耗，公众也难以形成更多的理性讨论与合作。 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建立在仇恨和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理性、自由讨论和彼此尊重之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历史、尊重事实、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不同观点，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公民意识。 我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事实，思想终究会走向开放。每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愿意传播真实信息的人，也许都只是微弱的一点光，但无数点微光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照亮未来。 第一期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5日 ********** 有關趙志澤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9:14寫道： 謝謝志澤深入、全面的理解！ 赵志泽Zhao Zhize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8:32寫道： 校长您好！ 我是学员赵志泽，我认真学习了本期《徐文立与“第三共和”》教材。读完以后，我对“第三共和”这一政治主张的历史脉络和核心含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教材中提到，“第三共和”并不是简单否定中国过去的历史，而是把近代中国追求共和、宪政和民主的历程连接起来。它既“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也“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自由富裕、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我认为，这种表达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历史的承接，而不是把民主建设理解为完全从零开始。 教材还特别分析了“追随、尊重、励志建设”这几个词的递进关系。对第一共和使用“追随”，体现的是对先贤和共和精神的继承；对第二共和使用“尊重”，体现的是对宪政法统和历史成果的承认；对未来则使用“励志建设”，说明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纪念历史，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我觉得这三个词虽然简短，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点，是教材所说的政治纲领应当重视“最大公约数”。民主事业如果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语言和立场中，就很难形成广泛力量。“第三共和”试图把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并以自由、人权、平等、宪政和民主作为共同目标。这让我认识到，政治理想不仅需要坚定，也需要包容，需要寻找不同群体之间能够共同接受的基础。 教材中还介绍，这一思想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二〇〇七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对我来说，这也说明一个政治理念能否长期存在，不只取决于口号是否响亮，更取决于它是否经过长期思考，是否能够回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学习完这期教材后，我更加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愿望，也需要清楚的历史认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能够团结多数人的纲领。今后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党校教材，加深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宪政和政党建设的理解。感谢校长整理和分享本期学习内容。 ********* 有關程建 徐文立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5寫道： 極好！極為重要！ jian cheng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4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此前提供给我的学习材料，并系统地了解了民主党的发展历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引人深思），让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因此特写下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在研读这批材料期间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材料中记录的历史脉络、细节与真实情况，同目前网络上公开流传的各种信息和言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甚至存在不少断章取义或带有偏见的解读；而您提供的学习材料则更加严谨、立体，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和关键决策。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来了解民主党史，极易产生偏听偏信的误解。 这次的学习及时帮我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使我能够站在更宏观、更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党的初心、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沉淀下来的历史经验。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珍贵且真实的文献记录对于我们廓清迷雾、保持清醒认知是多么重要。 非常感谢您抽空为我们准备并提供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料。作为来自安徽的同乡晚辈，看到家乡前辈为民主事业做出的探索，我深受鼓舞。 在后续的学习中，我也会继续保持这种对比与思辨的态度，进一步深化理解。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学员： 程建 （安徽同乡） 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有關彭雲龍 Peng Yunlong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3日週五 下午4:18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读后感 读完这份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学院教材（8），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一本冷冰冰的历史资料，而是一群老人在铁窗内外用生命书写的坚持与澄清。1998年那场组党运动，像一束突然刺破黑暗的光，却也迅速招致了最残酷的镇压。文件里反复出现的，是对“投机”“急躁”等指责的回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 painstaking 梳理。 最打动我的是那些老同志的互相印证。陈树庆的道歉、刘贤斌的“历史关头当仁不让”、王建军的波浪理论分析……他们没有把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放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必然逻辑里去理解。江泽民那段“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的讲话，像一把冰冷的刀，赤裸裸地暴露了极权对任何组织化反对力量的恐惧。无论用“筹委会”还是“党部”的名义，结果都不会改变——只要触碰党禁，镇压就是注定的。这让我突然明白，1998年的行动不是莽撞，而是背水一战式的勇气。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缓一步可能就永远失去窗口。 徐文立先生在文件里既是当事人，也是历史的守夜人。他承认自己“慢一拍”，却也一步步跟上时代，在牢狱中仍坚持思考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华民国联邦”。这让我感受到一种罕见的韧性：不是浪漫的革命激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清醒与担当。尤其读到海外那些“假民主党”的搅局，更觉得心酸。真正的反对派不仅要在国内面对监狱，还要在自由世界面对伪装的渗透和污名化。这场战斗的复杂性，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这份材料让我重新思考“民主”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人用坐牢、流亡、被污蔑换来的真实代价。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为历史正名，为后人留下教训和旗帜（包括那面双十字星旗），这种精神本身就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敬畏与惭愧。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常常把民主当话题聊，却很少有人愿意付出他们那样的代价。历史不会被轻易抹杀，真相总会像这些文字一样，一点点浮出水面。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份坚持，中国的改变，或许就藏在这样不屈的薪火相传之中。 至此 敬礼！ 学员：彭云龙 ********** 有關許瀛濤 徐文立 <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7寫道： 極好！謝謝！ willy Rob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3寫道： 看到中国民主党党校徐文立政治学院，有众多同仁获得嘉奖，感到非常开心。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经历了从思想启蒙、民间办刊、公开组党到长期政治迫害的全过程。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重新寻找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以及后来中国民主党的创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人在极权体制下争取政治主体性的连续努力。 这种历史传承的核心，不是某一个人的光环，而是一条清楚的政治线索：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宪政民主；反对政治恐惧，主张公民权利；反对个人依附，主张组织化、制度化和公开化的政治参与。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党而言，纪念前辈最重要的方式，不是重复口号，也不是把历史变成仪式，而是从历史中提炼方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运动不能只依靠激情，必须有组织；不能只表达反对，必须提出建设；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牺牲，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这也是党校建设、干部训练和组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民主党如果要面向未来，就必须逐步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清晰的组织纪律、可靠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面向现实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培养的不只是会发言的人，更是能够写作、沟通、组织、协调、执行和承担责任的人。 今天的海外民主运动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共极权统治仍在延续，国内公共空间被高度压缩；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组织空间和国际连接能力。因此，海外民主运动不能满足于情绪宣泄，而应当承担起保存历史、训练干部、连接海内外、降低国内参与成本的责任。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人留下的，不只是苦难记忆，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资本，而是一种政治遗产：公开反对专制的勇气、坚持组织建设的意识、重视理论与制度的能力，以及在长期失败和挫折中仍然不放弃未来的耐心。 我们今天谈传承，就是要把这种遗产转化为新的能力。把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教育，把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制度，把海外资源转化为支持国内社会变化的现实力量。 中国民主党的未来，不应只停留在纪念历史人物，而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培养人才、形成共识、组织行动、服务中国民主转型的现代政党。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负担，而是根基；前辈的牺牲才不是被反复消费的故事，而是推动后来者继续前进的力量。 前辈对后来者的认了，塑造了这份前赴后继，重新打造出紧密的团队，给中国民运的未来打下基础。 ********** 有關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3:10 Subject: 深謝！王奕翔！: 【投稿】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 深謝！王奕翔！ yuanzhang li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2:02寫道： 徐文立先生： 您好！针对近期强推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我撰写了以下文章，现呈交阅览。 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同化暴政与自由抗争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团结”叙事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文化融合与平等互助，演变成为了一部关于极权体制如何将多元文化工具化、将少数民族家庭炼狱化的悲剧长卷。在这里，每一个独特的母语、每一种传承的信仰，都可能在权力的黑箱中被标记、被清洗、甚至被强行剥夺。 一、 权力的黑箱与文化身份的“耗材” 在习近平主政的政治生态下，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与极权控制的结合，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人权侵犯的重灾区。新推行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打着“促进与融合”的旗号，实质则是将党权凌驾于各民族宪法权利之上的法律凶器。外界对于强迫同化、文化消杀的质疑始终未被解答，而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片缺乏司法独立、完全由党权主导的土地上，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被广泛怀疑成了体制试图抹去和清洗的隐性源头。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制度暴行。当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被视作政权的“消耗品”或“不稳定因素”时，权贵阶层通过这套法律体系获取所谓的“大一统”延续，而亿万同胞则被困在虚假的“民族大家庭”谎言里。这种操作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更是在向每一个公民释放一个残酷的信号：在暴政面前，任何群体的文化尊严和生存权利都只是权力的附属品，随时可能被抹杀以换取体制的“绝对稳定”。 二、 骨肉分离的炼狱与文化根基的绝望 这场制度悲剧的最前线，是无数破碎的少数民族家庭。在强制推行单一语言教学、强行设立寄宿制学校切断血脉传承的压迫下，当孩子被强行剥夺母语和信仰，父母为了那家庭生存的一线生机，不得不低头哀求、倾尽毕生积蓄，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权力分配链条的底端。 人们的绝望是纯粹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某些人眼中如此低贱；父母的绝望则更为深重，那是一种在权力碾压下，明知前方是文化灭绝的深渊却不得不为了孩子生存而强行跨入的无能为力。当父母被迫在“坚守民族尊严”与“孩子未来生存”之间做出非人抉择时，这种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煎熬，更是精神的崩溃。极权统治者利用这种绝望，将家庭拆解，让原本纯粹的亲情在文化清洗与权力勒索中腐蚀殆尽。 三、 铁幕下的“大熔炉”与沉默的代价 在这个体系中，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断高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盛世和谐，却严密坚锁了强迫劳动、强行改造和文化消杀的真相。这种系统性的沉默，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持续阉割。当民众因恐惧而不敢质疑、不敢追问那数百万被强制改变生活方式、被剥夺言论与信仰自由的同胞究竟面临何种灾难时，暴政的铁幕便在每一次沉默中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窒息的“强迫同化”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于暴政的存在。只要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阴暗的黑箱，只要民族的价值始终取决于对政治的绝对忠诚而非普世价值，那么每一部恶法的出台、每一个家庭的破碎，都将成为这套极权体制运行的注脚。 四、呼吁结束强制同化，还多元以尊严我们不能再在恐惧中退缩，不能再对这种将公民视作“体制零件”和“同化指标”的罪恶保持沉默。这不仅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灾难，更是全体追求自由的公民共同面临的防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强行消音，全体国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便已名存实亡。 为此，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审判席前发出最严正的抗议，坚决要求立即废除一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强迫性恶法。那些割裂家庭、异化人性的寄宿制洗脑机构必须无条件解散，将抚养权与教育选择权完完全全还给父母。同时，必须打破权力对民族区域的资源掠夺，让多元文化在真正独立的司法护航下重获新生。 没有任何法律能战胜文明的生命力，没有任何暴政能锁死自由的灵魂。为了那些在恐惧中失声的同胞，为了让我们共同的未来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文化沙漠，我们在此发出坚定的誓言：誓与极权同化抗争到底，直至自由与多元的光芒重新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学员：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

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437期: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前香港支联会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他们将面对最高十年监禁。曾经百花齐放、自由香港及其民主运动，因此次判决再受打击，香港的公民运动已被香港和中国当局严重瓦解与扼杀。 自1989年后的三十年来，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组织的烛光晚会是唯一能够每年吸引数万人悼念中国受害者的的大型公开纪念活动。活动于2020年新冠疫情第一年被禁止，几周后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镇压2019年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李卓人，1957年2月14日出生，祖籍广东潮阳，生于上海、成长于香港，基督徒，香港著名民主及工运人士，前立法会议员、工党主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席。# 1959年，李卓人的父母为躲避中共统治下针对所谓“黑五类”的政治迫害，抱着年幼的他举家逃离上海、前往香港。这个家庭的逃亡经历，也成为李卓人后来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重要人生背景。 大学毕业后，他长期投入劳工权益及社会运动，1990年参与成立香港职工会联盟，1995年首次当选立法会议员，此后长期活跃于香港政坛，曾多次连任。2011年，他接任支联会主席，并参与创立工党，长期推动民主普选、劳工权益及人权事业。 李卓人先生与支联会最重要的历史角色之一，是三十多年坚持纪念“六四”。1989年北京民主运动遭中共军队武力镇压、造成大量民众死伤后，支联会长期在香港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悼念死难者、要求平反六四，并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等民主诉求。2020年起，六四纪念活动被当局禁止；2021年支联会被迫解散，结束32年历史。 2021年，李卓人与邹幸彤、何俊仁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与邹幸彤罪成(何俊仁此前已认罪)。香港法院认为“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构成煽动颠覆；案件将于8月28日听取求情，最高可判10年监禁 李卓人曾在今年3月份的庭审中自辯称，当年亲睹天安门镇压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塑造了他对推动民主的“终身承诺”。"结束一党专政"这一呼吁不是关于结束党的领导，而是关于走向民主，让人民决定谁来领导他们，并且共产党不应实行专政。 #邹幸彤，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香港大律师、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副主席，曾获第35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及林昭纪念奖，并获韩国光州5·18纪念基金会年度人权奖等荣誉。# 她早年就读英国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物理学系，后赴香港修读法律，取得法律专业资格，成为执业大律师。2010年开始参与支联会工作，2016年出任副主席。此后，她长期推动香港民主、人权事业，积极组织参与每年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活动，坚持让香港社会记住1989年天安门镇压及死难者。 2020年后，随着支联会多名负责人相继被捕，邹幸彤成为继续推动六四纪念的重要人物。2021年6月4日，当局禁止支联会举行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她仍公开表示将以个人身份纪念六四；翌日即被捕。其后又因拒绝向国安处提交支联会资料而再次被捕，并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她始终否认控罪，强调自己纪念六四、发表文章，是为了让公众勿忘历史、悼念死难者，而非煽动犯罪。 她曾因此遭判刑入狱，部分定罪后来经上诉撤销；但在支联会案中，她再次选择抗争到底。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案件将于8月28日听取求情。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她深知坚持法治与自由意味着什么；作为六四的纪念者，她更没有因牢狱和压力而沉默。她以法律人的理性、民主人士的信念和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坚持追问历史、捍卫记忆。身陷囹圄而不改其志，面对强权而不低头——邹幸彤，已成为香港民主抗争中坚贞不屈的象征。 邹幸彤,这位大律师在年初的自辩中表示:结束一党专政意味着结束权力不受限制的状态。她批评本案中判断是非的标准被本末倒置。结束一党专政并不等同结束共产党领导。前者针对的是权力结构，后者则指个别集团实际权力，两者属不同概念。她同时又指，即便被告要求的是结束共产党领导亦非违法。 ............................................. 中国人权积极持续关注此案的进程。并在此强烈谴责中共制下的香港高院对李卓人、邹幸彤这一不公正的裁决! 此案审理与裁决更进一步的凸显昔日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 中国人权在此重申:爱国无罪! 公道自在人心。国家利益高于任何政党和组织，爱国更不等于爱党。支联会诉求"结束一党专政"，是追求民主、自由与宪政的政治主张,并非反对自己的国家,恰恰相反这是爱国爱人民的公义行为。支联会为悼念六四死难者、追求民主而存在；李卓人、邹幸彤等香港诸多仁人志士为此坚持三十多年。就此而言，支联会无罪，李卓人无罪, 邹幸彤无罪！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李卓人# #邹幸彤#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顶着万千阻挠，懂王终于风风光光办完了他的80大寿，实在是不容易。 之前，在他看来，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 他只是一个耄耋之年、时日无多的老头子，想要高高兴兴办一场生日宴而已，很过分吗？ 他准备了那么久，他要搞一个美国250庆典，要发行250美元，要建一座金碧辉煌的凯旋门，要修一座奢华高贵的宴会厅，给林肯纪念堂的倒影水池除了绿藻、刷了蓝漆，他亲自去了纽约现场打着瞌睡看NBA总决赛，他举办了一张万国来朝的世界杯，他还要在白宫南草坪上举行一场激情四射的250UFC格斗赛。 然而，天不遂人愿，各种人和事儿都要和他捣乱。 比如那个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水池，因为长期疏于打理，破破烂烂，肮脏不堪，还漏水，懂王认为这有损美国国家形象，他把历代不作为的民主党总统都怒斥了一通，然后斥巨资修缮倒影水池……花了1300万美元，两个多月的时间，把水池底刷上了代表美国的蓝漆，还得意洋洋发了AI图，畅想和白宫权贵们一起开泳池party……结果，还没等他高兴多久，那个池子里，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绿藻，还一团团一团团，捞都捞不玩。 他准备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白宫前的草坪上装上八角笼，安排一场精彩的UFC搏击比赛，重温一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野蛮历史，搞一搞返祖事业…… 结果美国国家气象局跑出来大煞风景，预告说：特朗普生日当天，美国首都华盛顿有可能会发生雷暴、大风、高湿度天气，人们还会因此受到蚊虫和飞虫叮咬。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信息时，还特意加了一句，这种天气，可能导致“UFC自由250”格斗赛，没法进行！ 这不是故意找茬吗？这不是故意给懂王添堵吗？ 幸好老天有眼，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场代表美国精神的UFC笼中格斗格斗还是顺顺当当打完了。 懂王为了80大寿和250纪念日，忽然之间“爱好和平”了，他天天都在和伊朗打电话，几乎是求着伊朗签停战协议，给出的利好政策让全世界震惊，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还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美国和中东盟友提出3000亿美元的伊朗战后重建计划，完全解除美国对伊朗的一级、二级制裁…… 6月14日，懂王还发推说：“伊朗的协议现已达成。向所有人表示祝贺！我特此全面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航，并同步授权立即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全球的船只们，启动引擎吧。让石油流通起来！” 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还说，伊朗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免费通行60天，而美国允许伊朗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 懂王骄傲地表示——“这项伟大的协议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 “在我之前，许多总统都曾试图与伊朗实现和平，但都失败了。” “该地区的领导人第一次找到了一位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真正和平的总统。” 本来，这是他他80大寿最重要的政治献礼，结果以色列不听话，就在他和伊朗签条约之前，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气得懂王破口大骂，点名指责内塔尼亚胡，说没有老子帮忙，你几个小时就被伊朗干挺了，还不好好消停消停？但被以色列这么一闹，懂王和伊朗的签约时间，不得不推迟到19号去了。 是的，懂王现在无比期待和平，然而他或许忘了，战争是谁挑起的？历史上，又要过生日，又要修园子，又要造巨舰，又要开战，最后还不得不赔款的……是哪位？ 现在说这些已经来不及了。 懂王所期待的80大寿上出现的捷报、所期待的美国250庆典上的“祥瑞”，差不多都落空了。没有人真听他的，都把他当小孩儿哄呢，所以，你看这生日会虽然繁花似锦、烈火烹油，但在懂王脸上，还是很少能看到笑容，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便纵是日日赢麻，到底意难平。 懂王一定在想：美国人民的懂老佛爷过个生日，很过分吗？居然有那么多人不开眼、瞎捣乱，可见这美国一点都不尊重老人，一点不懂得感恩……我看懂王坐在那个白宫里，还不如在天坛散步的时候开心。 唯有美国空军最懂事，给懂王放了一个B52的大烟花。

爆点周刊独家曝光了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一年前（2025年9月7日）印发的《关于防范治理向未成年人传教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沪宁亲自讲话并签署，被称为是事关中共政权安危的重要举措。该指导意见具有法律效力，意在彻底剥夺中国少年儿童群体建立宗教信仰的基本人权和可能渠道。中共最高层在这份机密文件中甚至要求未成年人举报父母隐瞒宗教信仰和传教行为。这种情况只有在文革的历史档案中才能找到。基于此不论是所谓的官方宗教机构，抑或是其他传统非官方教会，如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等都面临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基督信仰的打压，在习近平新时代非常粗暴直接，时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拆十字架拆教堂的运动，以此向习近平交出投名状，赢得习近平的信任和赞赏。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对基督教的打压和逼迫，并不能阻止基督教的传播。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留在中国的基督徒仅剩70余万人，目前官方认可的基督徒是2300多万人，这是一个令西方人惊叹的增长！ 还有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基督教会累计在中国印刷发行《圣经》超过1亿册，2008年以来，《圣经》的印刷发行数量每年超过800万册。当然这个出版发行量跟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著作文选语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毛泽东仅在文革期间，就出版发行各种著作18亿7244万册，毛主席语录，军队就印制4500 万册，地方印制9亿6560万册。毛泽东文选，2亿5250万册，毛泽东选集，地方出版平装本3亿2500万本，精装2550万套合1亿200万册，军队出版2110万套平装本，合8440万册，精装本1224万册。毛泽东诗词8570万册。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历经风雨，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但由政府拨付基本工资和费用，亦有教徒捐献；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不准在教堂外传教。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年，中国将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集中起来实行“联合礼拜”，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基督教发展受到了严重冲击，大批教堂被拆被毁或者被侵占，大批教徒遭到抓捕或迫害，所有公开聚会敬拜活动被迫全部停止。 而且官方明文规定，一个县区级只允许建一家官方严密监视的教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普遍存在信仰缺失的危机，对基督教来说，这是一片肥沃的传播福音的土壤。就在口喊理想的官员疯狂贪腐之时，就在道士忙着养生敛财之时，就在国学孔学与政治联姻之时，并不受官方待见的基督教在城乡的影响日渐深远。这一切都因为毛泽东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将宗教信仰迷信四旧扫荡得干干净净，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在一个信仰饥渴的时代，上帝的无形之手，给中国人打开了通往天国的大门。
    　　  中国今天除了三自教会，还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在没有合法登记的场所聚会敬拜。这些没有登记的宗教场所被中国人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人称之为“地下教会”。由于家庭教会的自发性质，一直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不能向政府进行相关登记备案，因而常常受到各种刁难、恐吓和打压甚至迫害。中共号称无神论者，但宗教信仰自由还是被写进宪法，这就是说，中国人选择信仰基督教本身应该受到宪法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宪法之外，政府又颁布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批准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被视为非法。这意味着，中国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每周都在参加非法聚会，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年代默认了这种聚会形式。胡温时期，北京光家庭教会聚会点就超过2万个，那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家庭教会发展的鼎盛時期。家庭教会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三自”教会教堂太少，仅以北京和上海为例，1949年前这两个城市各有大型教堂700多家，现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十家，远远不能满足信徒聚会的需求和出行的便利。另一方面，基督徒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也在上帝掌管之中，惟有上帝才能改变世界，才能影响并改变人心！ @baodiantimes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民进党党代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台湾社会团结起来，共同维护民主制度，避免沦为“中国的台湾”。 7月19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民进党年度党代会上表示，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台湾也应保持高度警惕。他表示，中国正在发动“法律战”，例如近期发布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为北京境外执法奠定了基础。台湾方面对此表示忧虑，因为北京可以依据该法对其认定为“分裂分子”的台湾人进行起诉和逮捕。 民进党籍的赖清德是两年前当选就任台湾总统的。赖清德及执政的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具有不同于中国的身份认同。而这一立场频繁招致北京的强烈不满。北京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民进党党代会上，赖清德以闽南话、而不是台湾通行的国语发表演说。他说：“ 我希望党内同仁站在第一线，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中国‘红色恐怖’带给台湾社会的威胁。我们必须共同守卫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不能让民主台湾走回头路，变成‘中国的台湾’。” 同时也担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宪法名称为中华民国，她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赖清德表示，“无论族群、无论先来后到，只要认同台湾，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台湾的未来，应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尚未回应路透社记者的置评请求。此前，北京已多次拒绝赖清德提出的对话呼吁，并称赖清德为“台独分子”。 1949年，在内战中败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后，中华民国政府逃往台湾，而共产党则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双方一直拒绝相互承认，也没有签署宣告内战结束的和平协议。 赖清德表示，过去十年的民进党执政期间，面对所谓“威权扩张”、虚假信息攻击、军事威胁以及外交压力，台湾从未退缩过。赖清德强调：“台湾已经向世界证明，民主不是弱点，民主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