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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一定要養成洗澡的好習慣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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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真的是撿到寶又撿到飽 性器合、性癖合、外觀也合 除了持久又不容易射 重點還很霸道 請問這不是寶是什麼😳 #出門一定要養成洗澡的好習慣# #實測過了IG粉絲早上都比較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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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5条行为习惯,可以提升你的独居生活质量 1、保持冷漠,不要跟什么菜鸟驿站啊,超市啊,小区物业啊这些混得太熟,让他们知道你很多信息,每天出门就一张生人勿进的臭脸,你会省去很多很多的麻烦。 ​​2、养成不要有人敲门就开门的习惯。先猫眼看,然后去和物业核实。确认完毕再说。物业不回复,贸然敲门,我一般装死。除非听到全层他都在敲门,已经进过别人家门又出来。别人家不给他开门,我也不开门。 ​​3、出门在外身份自己给的,少和别人透底。如果非要聊,真假参半,对方就很难摸清楚。除非迫不得已,不要告诉对方你的具体住址。 ​​4、不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独居,甚至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独居。不要吝啬换锁,而且换锁要找大铺面的人换,换之前要检查锁是没开封的。一定要装摄像头,确定了安全后你才能独居得心安一点。 ​​5、租的房子别买书,多便宜也别买。除非你真的是实体书狂热爱好者。书这个东西真的是,又重又占地方,扔了又觉得很可惜,邮寄又觉得很贵。 ​​6、你会在深夜认真考虑“要不要养只猫”。不是真喜欢猫,是想有个活物等你回家。看着空荡荡的沙发,会理解为什么有人对智能音箱说“帮我开灯”都带着感谢的语气。 ​​7、洗澡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机带进浴室里。这样可以防止出现自己被困浴室而不能求救的情况发生。 ​​8、不建议用沙发,占地方不说还不坐,到最后也只会变杂物椅,大茶几也很碍事,买个地毯,加一把靠背椅子、蒲团坐垫就已经能满足需求了。 ​​9、多准备一些小小的垃圾袋,装食物残渣用得上,残渣不要直接倒垃圾桶,容易漏,漏多了惹蟑螂。垃圾要及时倒,过夜记得绑住口,不然容易惹蟑螂。 ​​10、电视必须永远开着。不是为了看,是需要背景人声填充空气密度。新闻主播的废话、购物广告的嘶吼、电视剧的罐头笑声……...这些声波在墙上反弹,模拟出“他者在场”的幻觉。 ​​11、个人安全问题很重要,尤其是女孩子。现在监控很便宜,该装就装,大门和卧室的锁一定要足够安全,回家的时候多长一个心眼,以及注意水电气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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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廣電自由化的一個後遺症是頻道很多,但內容很少,在網路媒體興起後,電視頻道的問題就更多,觀眾變少,廣告也不怎麼賺錢,所以節目內容就更差。然後就是一大堆的政論節目,之前流行call in,現在大概就是名嘴坐在一起論政。我以前蠻不屑這些名嘴弄出來的政論節目,經常就是一個很小的議題,不管是社會事件也好,政治人物發言也好,名嘴都可以講出一大堆屁話,沒有營養的廢話。我常想,這些觀眾有時間,為什麼不讀讀書?要看電視,為什麼不看有意思的電視影集?但慢慢地,我了解到這些政論節目的價值,我認為政論節目不但促進民主,更增進人民健康,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機構。 首先,這些名嘴的對談,是很好的背景節目。親朋好友喝一杯的時候、主婦做家事的時候、全家吃完晚餐休息的時候、上班日中午午餐的時候,讓一個背景節目流動,觀眾有時認真看一下,大部份的時候,就只是在襯托所有人的日常人生,讓觀眾沒有壓力的跟上社會脈動,也算是承繼先前只有三台電視台,全國都一起看八點檔的那種國族共同回憶。 接著是政論節目可以提升全民論述、思辯的能力。像名嘴這樣,天天能生出東西來講,有料沒料,很快就知道。而民眾看著這些節目,多半時候是同溫層,邊看邊點頭,但有時候會有些不同陣營的人物出現,這種反派角色有時候會讓人像被突襲一樣,乍聽之下好像有道理,但又哪裡怪怪的,於是民眾為了反駁這些不同的觀點,就把自己的觀點,也建立的更清楚。不搞清楚對手放什麼屁,是要怎麼對他們吐口水? 然後政論節目的全方位攻擊一個新聞,反而達成了民主社會非常需要的透明化。名嘴為了要突顯自己獨到的觀點,經常要發想新的觀察角度,甚至要扒糞,自己調查找黑資料,最後真理真的就越辯越明,讓政治人物的骯髒無所遁形。政論節目,比那些已經在金錢利益面前跪下的記者,還更能扮演媒體第四權的角色。 最後最重要的是,娛樂性。我以前認為,等到國民水準到一定層次後,就不會有人想看政論節目,我不但錯了,而且錯得離譜。不管國民水準多高,政論節目永遠有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市場有很大的需求,一個把政治娛樂化的需求。民主的競爭,應該要像運動比賽,而不是軍事對抗。兩黨相爭,有輸有贏,就像支持的球隊有強有弱一樣,兩軍對陣,競爭的時候激烈,但比賽結束了,競爭就結束了。但結束不是代表你死我活、成王敗寇,而是我們又把焦點,放在下一場選舉,下一季的比賽,就算這次沒有贏,永遠也都可以寄望於未。政論節目,就像所有的運動講評節目一樣 ,目的在增加我們對比賽的了解,也讓人民從「外行看熱閙」進化到「內行看門道」,當然是非常有市場需要。 政論節目只在成熟的民主社會存在,低俗也罷,專管芝麻點大的事也罷,這些節目,不知陪伴多少人渡過人生的春秋,我們當給他們拍拍手。當然,有時候看到一些傢伙在政論節目講話,我還是很想搧他們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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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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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乱才怪呢!大家想想,短短二十来年,四千多万人从世界各地涌进欧洲,听起来像是补充人口的红利,可现实是,这些人大多挤在社会最底层,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低的收入,还始终融不进当地的主流社会。   这事得从头说,二战打完,西欧一片废墟,工厂要复工,煤矿要挖,钢铁要炼,可本土的青壮年要么战死了要么还在当兵,根本没人干活。   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就把目光投向了外面,德国先是跟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签协议,后来又找上土耳其,签了那个有名的"客籍劳工"协定。   说白了就是你出人我出钱,来工厂干几年,攒够钱就回去。那时候德国政府真以为这些人是过客,连个正经的融入政策都懒得做。   结果呢,土耳其人来了就不走了,把老婆孩子也接过来,一代一代在那边扎了根。   法国那边更直接,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这些地方以前是它的殖民地,独立之后大量当地人顺着历史上的联系涌进巴黎、里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   本来事情到这儿还能控制,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一来,欧洲经济不行了,各国赶紧停了劳工引进。   可门已经开了一条缝,家庭团聚这股劲儿根本堵不住,老移民在那边站稳了脚,七大姑八大姨、远房亲戚陆陆续续都来了。   再往后,中东和北非接连出事,伊拉克打仗、阿富汗打仗、叙利亚内战一打就是好几年,阿拉伯之春把整个地区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地方的老百姓拖家带口往欧洲跑。   2015年那会儿,德国总理默克尔直接把边境敞开了一句"我们能做到",一下子把成千上万的难民放了进来,人是进来了,可后续的安置、语言培训、工作匹配根本跟不上。   这些人来了之后能干什么?能讲当地语言的没几个,有专业技能的更少,学历在当地也不被承认。   最后只能去干那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活,扫大街、收垃圾、在屠宰场干活、在餐馆刷盘子。   挣的钱刚够糊口,住的地方也只能往城市外围那些老旧的郊区搬。   时间一长,这些街区就变成了移民扎堆的地方,街头的招牌写的是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超市卖的是中东的食材,孩子上学周围全是移民家庭的孩子。   法国搞就近入学,住在哪片学区就上哪个学校,移民区的学校师资本来就差,家长又辅导不了功课,孩子一路读下来学业失败的比例比本地孩子高出一大截。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越穷越聚在一起,越聚在一起越跟外面的社会隔开,外面的人也不愿意往这种街区去。   矛盾攒到一定程度就要爆,法国郊区隔几年就闹一次事,2005年是两个少年躲警察躲进变电站电死了,全城烧车烧了半个月,2023年一个十七岁的北非裔少年被警察当街打死,又是全国骚乱。   德国每到跨年夜就出事,柏林、科隆这些城市的街头,年轻人成群结队往警察身上扔瓶子、烧车,消防员都到不了现场。   瑞典以前是出了名的平等国家,现在移民聚集的街区枪击、爆炸案不断。   本土老百姓看着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变了样,心里不舒服,移民二代三代拿着护照,可找工作面试时人家一听名字、一看住址就皱眉头,心里也窝火,两边的情绪拧在一起,隔三差五就要爆发一回。   说白了,欧洲今天这摊子事,根本不是哪一方突然变坏了,而是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了。   当年请劳工来的时候,欧洲国家想的是"用你的力气,不想让你成为我的人",连个长期居留的规划都没有。   等人家拖家带口来了,又搞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美其名曰尊重你原来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放任各过各的,谁也不挨着谁。   结果就是平行社会越搞越实,街上挂着外国字的招牌,孩子在自己的圈子里长大,跟主流社会唯一的联系就是那点救济金。   福利制度本来是个好东西,可在这种局面下变了味:能找到正经工作的移民不想去干底层的活,找不到工作的就靠救济过日子,时间长了斗志也没了。   本土纳税人一看自己交的钱养了这么多闲人,怨气往上涌;移民这边觉得自己被歧视、被排斥,也不觉得这套规则是为自己定的。   一个社会最怕的不是穷,而是两边都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   欧洲这些年换了好几拨领导人,每个人都喊融合,可真正下功夫改制度的没几个。   选举一来就拿移民说事,选完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照这么下去,今天烧的是车,明天砸的是店铺,早晚有一天这些怨气要攒成更大的事。   欧洲不是乱在某一天,是乱在几十年前那扇门打开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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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了,这块土地上的逻辑从来就没有变过 打江山,坐金銮,睡女人,抢财产,防造反。 中国历史上每个大一统王朝,从秦汉到明清,几乎都严格按这个剧本走完一个闭环周期—— 一、打江山 故事总是从“打江山”开始。 刘邦起兵时,只是个没有编制的亭长;朱元璋讨饭出身,更是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但他们有个共同点:敢赌命。 乱世之中,规则是弱者的枷锁,强者只信胆略和拳头。谁拳头硬、胆子大、能聚人,谁就能掀桌子。 所以刘邦能和樊哙、萧何称兄道弟,朱元璋能和徐达、常遇春同吃一锅粥——因为目标一致:先把旧老板干翻,分地盘。 但,千万别被“替天行道”的口号骗了,打江山从来不是为了百姓过好日子,而是为了自己坐上那个位子。 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李世民玄武门下杀兄屠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些人里,就没一个是圣人,全是狠人。 因为他们知道,仁义是奢侈品,活下来才是硬道理。 二、坐金銮 可江山一打下来,画风立刻变了。 昨天还搂着肩膀喝酒的兄弟,今天就得跪着喊“陛下”。这不是忘恩负义,而是“坐金銮”本身就是一场风险控制。 皇权最怕模糊——你若还跟功臣称兄道弟,底下人就会想:他能当皇帝,我为啥不能? 于是兔死狗烹成了标配。韩信未战死沙场,却亡于妇人之手;彭越尸被醢,蓝玉身遭剐——不是皇帝心狠,是制度逼他狠。 权力一旦共享,合法性就崩盘。 坐金銮的本质,不是加冕,是隔离:把自己从“人”变成“神”,从“我们”变成“朕”。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人相信,这江山只能姓刘、姓李、姓赵、姓朱。 更精妙的是,新王朝总要给自己“洗白”:刘邦起兵就有“赤帝子斩白蛇”的神迹背书,朱元璋请刘伯温造“天命所归”之说,连篡位的王莽都要搞一套“周礼复古”的理论包装。 合法性不是打出来的,是讲出来的。 而一旦坐稳金銮,第一件事就是销毁“打江山”的记忆——删改史书、抹去草根痕迹、把起义美化成“顺天应人”,仿佛这江山,从来就该是他的。 三、睡女人 坐稳之后,便轮到“睡女人”。 别误会,这绝非风流韵事。在帝王眼里,后宫是政治资产配置中心。娶谁家的女儿,就是拉拢哪个集团;生哪个妃子的孩子,就是给哪派发期权。 皇后未必最漂亮,但一定最有背景。 康熙九子夺嫡,表面是儿子争储,实则是满洲勋贵、外戚集团与朝臣派系的暗战——龙椅之下,全是棋子。 帝王的床,从来不是私密空间,而是第二朝堂。睡错一个人,可能引发政变;睡对一个人,能稳十年江山。 汉武帝立刘弗陵,杀钩弋夫人,一句“防外戚干政”,道尽帝王心术:深情可以有,但绝不能凌驾于权力安全之上。 可惜多数皇帝晚年沉迷“睡”的快感,忘了“配”的逻辑,结果外戚干政、宦官专权,一锅乱炖。 东汉便是典型:皇帝年幼,太后临朝,外戚掌权;皇帝长大,联合宦官诛外戚;宦官得势,又架空皇帝……循环往复,直到黄巾起义一把火烧了整个系统。 四、抢财产 江山坐稳了,女人安排妥了,接下来就得“抢财产”。 王朝稳定后,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外敌,而是没钱。打仗要钱,养官要钱,修陵墓要钱,赈灾也要钱。 钱从哪来?总不能真靠“轻徭薄赋”吧? 于是各种“合法抢劫”粉墨登场——汉武帝搞盐铁专营,把民生必需品变成国家垄断生意;唐德宗收“间架税”,连百姓盖几间房都要交钱…… 更讽刺的是,抢来的钱大多没用于民生,而是填了官僚系统的无底洞。 宋代财政收入冠绝天下,却总在破产边缘打转——官多、兵多、开支多,钱没暖热就流进了体制的黑洞。 明朝更荒诞,国库空得叮当响,李自成进城时翻箱倒柜也凑不出饷银,可王公贵族的地窖里,白银都长了毛。 于是越抢越穷,越穷越抢,直到民变四起。 张献忠、李自成原本都是小人物,若非活不下去,谁愿提着脑袋造反? 五、防造反 到了晚期,皇帝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谁想害朕? 于是锦衣卫、东厂;文字狱、保甲连坐……监控手段越来越狠。 可结果呢?防住了小贼,防不住大乱;防住了百姓,防不住自己人。 崇祯杀袁崇焕,罪名是“通敌”,实则是怕他功高震主——一个能调动关宁铁骑的汉人将领,在皇帝眼里,比清军更危险。 当一个政权把全部精力用于“防内”,就等于承认:它已失去向外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当高压锅盖得太严,就会有蒸汽终将顶开锅盖。而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往往不是野心家,是活不下去的农民。 有意思的是,每个新王朝建立后,都会痛斥前朝“苛政猛于虎”,可不出三代,又走上同样的路——因为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没变:权力必须集中,资源必须垄断,异议必须压制。 于是,新一轮“打江山”开始,循环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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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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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才发现,年轻时听不进去的话,最后全是社会拿鞭子抽着你学会的。 1. 打工很难发财。老板画饼,你负责消化;公司上市,老板敲钟,你负责鼓掌。 2. 孩子生几个,别听别人指挥。劝你生二胎的人,既不出奶粉钱,也不替你还房贷。 3. 35岁以后找工作,学历成了过去式,经验成了累赘,年龄成了原罪。公司招聘要求十年经验,最好应聘者刚满25岁。 4. 社保尽量别断,养老要提前规划。年轻时嫌每月扣钱,老了才知道,退休金哪怕不多,也是不用看子女脸色的钱。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还将逐步提高到20年。 5. 永远别替别人做决定。成功了是他有眼光,失败了是你害他一辈子。 6. 熟人介绍对象,能躲就躲。结婚不感谢你,离婚第一个骂你,介绍人最后成了售后客服。 7. 亲家之间,保持礼貌比培养感情重要。微信加得越勤,家庭矛盾越容易开成线上会议。 8. 出门在外,少暴露自己的底细。有些人听见你是外地人,连菜单上的价格都想重新研究一下。 9. 坏人老了不一定变好。有些人年轻时欺负人,老了改用道德绑架,唯一进步的是作恶经验。 10. 钱真的很重要。年轻时说钱是身外之物,中年才发现,医院、学校、银行都不接受情怀付款。 11. 别把公司当家。你发烧39度,公司问项目怎么办;老板感冒37度,全公司祝他早日康复。 12. 朋友不在多,在于你需要时还有几个敢接电话。酒桌上称兄道弟的,借5000块就能完成一次精准筛选。 13. 别轻易借钱给亲戚。借出去的时候你是恩人,催还钱的时候你是仇人,最后钱没了,亲戚也没了。 14. 身体比事业重要。公司少了你,HR一周就能招到替代者;家里少了你,可能十年都缓不过来。 15. 人到中年,最大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见的人可以不见,不想喝的酒可以不喝,不想受的气可以不受。 年轻时总觉得人脉是财富,到了中年才发现,很多人脉其实是负债。 你有钱,亲戚说你变了。 你没钱,亲戚说你废了。 你帮忙,别人觉得理所当然。 你拒绝,别人说你不近人情。 所以中年人最高级的清醒,就是四句话: 钱自己赚,身体自己养。 孩子自己教,日子自己过。 别人的破事少掺和。 自己的烂账早点清。 毕竟人活到40岁才发现:这个世界最喜欢劝你大度的人,往往一分钱都不愿意替你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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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I邪修大法:暴力起号,我是如何实现2个月从0做到粉丝破万? 精髓:买一万粉 不好意思,开了个玩笑,正经点!🤣🤣 这条推特,我会将自己运营x账号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 小萌刚好做账号一年的时间,刚开始起号2个月时间,我就将账号做到了万粉,其中刷了三千多的粉丝,作为账号开始起号的一些基础粉丝。 起号第一点:买粉丝。 市面上这么多买粉网站,可见市场需求之大,因为人都是有随大众的心理的,当时带我入圈的一个kol就这么跟我说:“你没有粉丝,即使你输出的内容很优质,他们也不会关注你。”,这句话我刻进了我脑子里,所以我选择先买三千粉丝,起码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小kol,而且这对你自己也能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你带入了这个小kol的身份,也会更加用心做账号的输出。 (心里暗示真的很好用,一定要告诉自己,会成功的!) 起号第二点:找好自己账号的定位 在确定账号定位的时候问自己几个问题: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你擅长什么,你平时的工作能帮助你的账号多少?也就是说,你要给大家展示出一个怎么样的你?毕竟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这里,我自己探索出了一个很好用很好用的账号定位方式!!不管你是老og,还是web3新手小白同样适用 MBTI账号定位法。 MBTI的开创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认清自己的性格并且匹配到社会中相对于的工作中去,而这一套在web3里同样适用,如图所示。 倘若你是INTJ,那这类人做事大概率会很细致,那完全可以去做细致活,更适合做专业知识,投研板块输出博主。 倘若你是ENFP,那这类人做事会很疯狂,想法充满创意,那就可以去做一些有趣的活动挑战,挑战型,玩梗型博主。 判断你自己MBTI后,下面来到了很重要的一步,把你的身份和在web3里的身份进行融合,形成同质化或者反差。 例如:你现实中是护士,web2里的职技校毕业的护士来做kol,形成很强的反差,大家会好奇,职技校毕业的护士,来炒币? 例如:你现实中本就是金融学专业的从业人员,那你来做web3里的各种行情分析,强专业化,大家会更信服你输出的内容。 再例如:你真的就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啥也不知道,但是对web3里做kol就是有一腔热情,怎么办? 那就去做养成系列,养成系列的粉丝黏性是最高的,让大家去看到你的成长,和推友一起成长,你走的每一步,带着他们一起走。 起号第三步:找准赛道 当时小萌之所以能够快速起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meme行情特别好,然后一个月后迎来了Aiagent的一波热潮,我在之前就提前整理了很多项目,或者喊过一些项目,踩中了那一波风口。 所以你要做的赛道很重要,倘若在这种行情你在做关于铭文的行研分析kol,那就太OUT了。 并且你要在这个赛道里做精做细,去看看这个赛道的博主普遍是怎么样的,你作为用户去看他们的内容收获了什么,你感觉还有哪些是没有解决你困惑的。 这一点是kol起号最本质的一点。 “你的内容是不是用户需要的?还是在哪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内容” 当时Aiagent赛道火的时候,各种项目很乱,那我就帮帮大家去整理各种项目,并且帮他们做细。 他们不懂这个项目到底是优质与否,那我就帮他们把所有东西调研好,清晰的呈现在他们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车,哪个价格上性价比最高?那我就帮你画好线,告诉你盈亏比怎么样,值不值得上车。 当时就靠着抓住各种热点,去输出,快速实现了粉丝增长。 牛市打法,熊市适用么? 同样使用。 熊市的用户会有更大的需求,他们急切需要有个人能帮他们挖掘优质项目,有潜力的提前布局。 当然这个就很考验投研能力,所以请各位kol务必在最后培养自己的能力,有暴力起号的方式,但要真正实现粉丝增长,还是需要自己有硬本事。 Web3里就是个大型名利场,你要做出对大家有价值的东西,大家才愿意关注你。 #BTC# #SOL# #ETH# #BNB# 本文由 Hanora 赞助 | @Hanora_xyz @hana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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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都在讨论,大钱,小钱的问题。 我个人有点感触,毕竟我就是撸毛的,可太有发言权了。 首先,钱不是从生活的小消费省出来的,大件可以花点事件精打细算,但是注意,别为小钱纠结而去消耗过多精力。 币圈的钱是怎么省出来,交易的好习惯,比如之前我说打狗在Sell的时候选择JUP,又能省掉Bot的Fee,还能拿到未来的JUP空投。一个P小将一年省下几千刀很容易。 比如交易中习惯去用Maker成交,比Taker的手续费省一半。 从生活中去省小钱,是极度消耗能量的事,会让一个人养成穷的思维。 会养成在业务中有时候,为了省一点成本,或者出于需要出钱撸毛的厌恶,而失去赚大钱的机会。 鄙人接触的工作室老板特别多,越是有钱的老板,越是敢用一定量资金去投资不确定性的事。 越是没钱的老板,越是想靠0撸白嫖来个单币A7,A8.而不愿意用本金去博更高的收益. 省钱,抠门,也会让你丧失大量的机会成本. 我的朋友 属于一个人的大机会,这辈子就那么一两个,一时的错过就步入了两个人生轨道. 你的妈妈是否还是总让你出门要关灯,总爱为了便宜买来很难吃的东西,为了几十块的事情和你喋喋不休? 穷这种习惯,一旦刻到骨子里就会让人思维也变穷. 我听闻,很多人就会收到嗯哼的大红包和礼物,他赚钱了就不会对身边的人小气. 比如我之前在嗯哼被ZHS网暴的时候声援了他,他给我发了3000U还是5000U的币安红包,不过我没收它的.所以嗯哼除了舔,还是有很多你们看不到的点的. 知道了什么叫该省省,该花花了吧. 很久没有人说过我很省了,还记得上次,有女孩子说我怎么这么省还是十多年前了. 那应该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在五一假期我找了个兼职,给雀巢的早餐脆片在深圳新洲家乐福门口做促销,我扮演公仔.中午的时候,我买了两个面包就着一瓶水吃午饭. 同行的促销员女孩看到了,她问我,你就吃这个啊?你怎么这么省? 突然,我的面包有点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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