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住记者饭碗，川普称要参加第四次总统大选】因遭枪击而中断的白宫记者晚宴于7月24日恢复举办，川普在致辞时，面对台下众多媒体，继续奚落和幽默了记者一番。他表示，为表明自己多么重视他们，也为了保住记者们的饭碗和收视率，他决定再次竞选总统——他自称曾三次获胜，一如既往地强调拜登“窃选”拿走了自己的选举——因此他要第四次参选总统。

被指“抄代码”：李博杰（前华为“天才少年”、现Pine AI首席科学家）在参加DeepSeek的远程面试时，因习惯使用双屏办公，视线偶尔会看向左侧的副屏。 面试官因此直接指控他在“抄代码”，并要求其自证清白，否则面试无法继续。 当事人反应：李博杰认为该指控缺乏事实依据且极度缺乏专业尊重，当场终止了面试，并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了DeepSeek面试流程中的迟到、反馈慢以及该冒犯性指控。 舆论定性：这并非李博杰存在学术或代码抄袭的指控，而是远程面试中因“双屏视线偏差”引起的误会以及面试官单方面的草率断定。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博杰存在抄袭行为。

美国人杰米·布朗（JeremyBrown)在其撰写的《从反抗共产党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一书中，援引美军对中共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提到了几个案例。 一个是来自贵州思南县的战俘孙修和（音译），他告诉美军，共产党的征粮数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 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贫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正因为吃不饱饭，他才选择了当兵。 另一个是来自贵州兴义县的李华国（音译）。1950年1月，因为对中共重税政策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还有四川的唐汉林（音译）也说，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政权，但中共随后采取的重税、禁鸦片贸易，将银元换成了人民币等政策，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击队并袭击了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 战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队当时在贵州西北地区进行征粮工作，他说，征粮队有各家庭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无论贫富家庭，如果在征粮队上门三、四次之后还交不出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来。 来自西南地区志愿军战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并非是其所宣传的那样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区曾遭遇民众的大规模反抗。然而，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样被尘封。因为在中共的叙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中共在两年半的剿匪行动中，大获全胜，共剿灭了所谓的“土匪”110 万余人，“巩固了新政权”。 ---张菁：志愿军战俘引出邓小平西南“剿匪”真相

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孟加拉怎么样了？ 2 月 12 日，孟加拉人在一片节日般的气氛中前往投票站投票，这是自 2024 年 8 月总理谢赫 · 哈西娜（Sheikh Hasina）被戏剧性罢黜以来，孟加拉国举行的首次选举。选民不仅是在选择他们的议会，同时也在决定是否批准一项范围广泛的宪法改革。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BNP）是该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而另一主要大党——哈西娜所属的孟加拉人民联盟 (Bangladesh Awami League)——被禁止参加此次选举。BNP 于是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获得略低于 50% 的选票，并在 350 席的议会 中赢得 300 个直接选举席位中的 209 席（其余 50 个非直选席位按比例分配给妇女代表）。 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Bangladesh Jamaat-e-Islami）获得 31.8% 的选票和 68 个席位 ；其选举盟友国家公民党（National Citizen Party， NCP）——这一新政党是在 2024 年孟加拉国大规模起义之后出现的政治力量——获得 3% 的选票和 6 个席位 ；这两个小党遂成为议会反对党。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60.4%。 与此同时，宪法改革公投以 68.6% 的有效选票支持率明确通过。上述三个政党似乎都在总体上支持宪法改革。选举后的一些最初姿态——包括民族主义党主席、现任总理塔里克 · 拉赫曼（Tarique Rahman）拜访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沙菲库尔 · 拉赫曼（Shafiqur Rahman）和国家公民党领导人纳希德 · 伊斯兰（Nahid Islam）的住所——表明各方愿意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继续维持关于改革的对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接近十分之一的选票被判定为无效票。与其他国家同类情况比较，这是一个异常高的比例，远远高于成熟选举制度中的废票率。例如在爱尔兰，全国选举中的废票率通常仅在 1% 左右。即使考虑到部分选民可能对公投程序不熟悉，仍然不能排除其中一些选票是以无效票形式表达不满或抗议。 这一异常情况也反映出意愿表达框架遭到压缩 ：由于宪法改革以“打包式”（bundled）批准的方式进行，选民被要求通过一揽子打包的选择来批准数十项制度改革，从而限制了区分不同具体改革项目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机会。当制度设计排除了具体表达同意的可能时，异议并不会因此消失，而是会转移到仍然可用的表达空间——包括投下无效票。因此，这次公投在法律授权上或许经得起挑战，但其所表达的民意结构，却比最终总票数所呈现出来的，还要更加碎片化。 ------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1971年8月1日-2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根据市革委会的指示精神，突击出动红卫兵43087人次，并配以上海民兵2386人次和市、区服装公司专业人员的支持，在大街上开展了“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教育活动(称“红卫兵统一行动日”)。徐汇、杨浦、黄浦、南市等区委领导亲自作战前动员，各校红卫兵团成立了由干部、工宣 队参加的领导小组。两天的统一行动时间于下午4时至9时(分两班进行)，每个宣传点由十多名红卫兵、数名上海民兵和一名服装公司老师傅组成，做到定时、定点、定人。统一行动在每个宣传点上拉起横幅，装起扩音器，宣传车则沿马路巡逻叫喊，以壮威势，“广大群众在马路上、在商店里、在车辆上都议论纷纷”，“而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也不敢神气活现在马路上招摇过市，知道红卫兵上街就偷偷地溜掉了”。 这次统一行动强调“论理教育”、“掌握政策”、“坚持‘四不’”(即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不动剪刀)。对穿着一件奇装异服的人，一般采用个别说服；对全身奇装异服，态度尚好的人，一般采用集体帮助；对态度恶劣的人，则针锋相对地召开“现场批判会”，例如云南路电话局一电话员“不仅穿着怪服，还画了棕色眉毛”，静安区的红卫兵当场“把她批得狼狈不堪”。统一行动中，有诚恳配合者，一小学女教师经教育后，立即回家拆下花边领，再送到红卫兵宣传现场。也有牢骚滿腹者，在长宁区宣传点，一青年女工挑衅地说：“因为布票发得少，所以裙子做得短”；在黄浦区宣传点，两个穿着奇装的女青年被教育后，提出“请红卫兵保护我们上电车”；个别人咆哮着说：“红卫兵怎么样，就好吃人啦，不要用红卫兵这块金字招牌来压人”；在南市区宣传点甚至发生执行任务的红卫兵被殴打的事件。同时，该份《情况汇报》还披露了统一行动中出现的尴尬情况：如有的红卫兵上岗时不佩戴像章和臂章，执行任务时吃棒冰；有的精神不振作，战斗力不强，见到奇装异服者畏葸不前；个别上海女民兵头戴柳条帽，身穿小包袖，下穿短裙子，造成工作被动。还有长宁区红卫兵在西郊公园发现两海军带的女朋友“穿着十分奇特”；虹口区红卫兵在提蓝桥发现一民警的女朋友“也十分‘飞’”，红卫兵上前教育时，均受到抵制等。 1971年夏季的红卫兵统一行动日不是偶然的，它在渊源上属于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延续，属于整个 “文革”政治路线的延续。然而，尽管也有全市性的组织动员，也有上街的行动，乃至作为主体的红卫兵(巳属“后期红卫兵”)和客体的“奇装异服”者的称号依然一致。但就其规模、情状和态势而言，终究不是1966年的狂飙突进和摧枯拉朽了。更为重要的是，此在的 “奇装异服”者，巳不是1966年时面对着的――由所谓“十里洋场”、“摩登时代”和“封资修”孕育着、庇护着的――而是经过1966年“革命”、“造反”的扫荡和切断之后，重新萌生着、滋长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年以后出现的“奇装异服”的社会现象，就既是对1966年前上海时尚的记忆和呼唤；又是对1966年后“一身军装”、“千人一面”的摈除和反叛。还值得一提的是，此在的“奇装异服”者多为青年人，1966年时他们中的一部份或许是扫荡者、或许是旁观者，1971年时巳赫然成为“奇装异服”者，甚至炫弄起落拓不羁、浪漫浮艳的姿态了。其实，这种服饰流行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外在的信号，它却表明社会内在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涌动着。 ---金大陆：“文革”时期的服饰

俄罗斯异见艺术家在波兰街头遭枪杀 （图中是他不久前举着“普京被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抱在怀里”的画作） 一名曾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44岁俄罗斯艺术家，在波兰东部城市比亚瓦-波德拉斯卡（Biala Podlaska）的住所附近遭近距离枪杀身亡。 波兰警方表示，案发后，两名分别为37岁和33岁的白俄罗斯公民在白俄罗斯领事馆附近被捕。 波兰媒体确认死者为罗伯特·库佐夫科夫（Robert Kuzovkov），但根据波兰隐私法，检察官仅将其称为罗伯特·K（Robert K.）。 生前他是一位使用“谢苗·斯克雷佩茨基”（Semyon Skrepetsky）做为笔名的漫画艺术家。 谢苗·斯克雷佩茨基曾绘制过普京、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及其他俄罗斯高官的讽刺肖像画。其中一幅画描绘了普京被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抱在怀里的场景。 周日，他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于6月12日（俄罗斯主权日）在柏林将一面俄罗斯国旗扔进了垃圾桶。 2021年，谢苗·斯克雷佩茨基因担心自己在俄罗斯遭受政治迫害而移居波兰。 流亡期间，他保持着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既参加俄罗斯反对派的活动，同时也公开批评反对派本身。 波兰检察官称，一名身份不明男子在谢苗·斯克雷佩茨基住所附近向他开了两枪，随后在近距离又补了三枪，然后逃离现场。检察官表示，受害者因头部、胸部和背部中弹当场死亡。 本周三，波兰总理图斯克谈到这起案件时说，“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政治谋杀。”他补充道：“如果这起谋杀是由俄罗斯指使的，那么这将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严重事件。” （消息来源：美联社等）

你同意独裁政党下台后被剥夺选举权吗？孟加拉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就孟加拉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说不清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毕竟其前执政党在2008年选举中曾经拿下48%的选票。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孟加拉人民联盟在2008年孟加拉议会选举中曾获得48%的选票。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是民主危机爆发前最后一次有民意基础的全国性投票，直至危机最终在（2024年）7月群众起义中达到高潮。该党在随后的（2009-2024 年）执政时期及期间备受争议的角色，显著侵蚀了其公众支持度。2025年9月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人民联盟的支持率大约为19%。这一数字较反抗运动后最低点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其选举高峰时期的水平。 因此，该党被排除在2026年选举进程之外，这并不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发生更替，而是在制度层面上，缺失了一个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但其选民基础已然萎缩的群体。在被排除之后，人民联盟领导层以“没有船，就不投票”（No boat, no vote）为口号呼吁抵制选举——“船”正是该党的选举象征。这一决定很可能影响了其支持者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果该党没有发布正式的抵制指令，或者是采取一种更为模糊的立场，那么其支持者可能会有更大比例参加公投。根据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的投票分布，即使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仍然获胜，“ 赞成 ” 与 “ 反对 ” 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明显缩小。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会说宪法授权的同意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授权在程序上可能仍然会通过，但不会赢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民族党（Jatiyo Party，JaPa）——人民联盟执政时期的长期政治盟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不到1%的选票，且未能赢得任何席位。民族党曾积极反对这次公投。因此，该党未能把反对改革的动员转化为议会代表席位，这可能既反映出选民对人民联盟不满，也表明选民否定民族党所提出的反公投立场。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我的自述》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于家中撰写的一份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检讨书。在这份材料中，他分十二个小标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与工作经历，深刻检查了其在历史上及文革初期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我的自述》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 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