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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超緊張的一天~起了個大早開始準備東準備西…… 緊張的不是我要嫁人是要回學校準備論文草案的報告~大家要幫我禱告喔~ #論文草案報告順利# #口委不要太機車# #今天一切心想事成所求滿願# (#愛心留言#+#轉推分享跟隨)# #大奶# #熟齡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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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突然想到自己已经牺牲的弟弟毛泽覃,不由得落下泪来,感慨道:“如果泽覃还在,我们毛家可能会出个将军”,可见毛主席心中确实充满了惋惜和遗憾。 1955年授衔,毛主席看着名单,突然掉了泪。 他嘴里念叨了一句:“如果泽覃还在,我们毛家可能会出个将军。” 旁边的人都不说话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三弟毛泽覃。那个30岁就牺牲在瑞金山里的猛将。 毛泽覃比毛主席小12岁。从小就跟在哥哥屁股后面跑。毛主席去长沙读书,他也跟着去。毛主席闹革命,他也偷偷入了党。 1923年,18岁的毛泽覃被派到水口山铅锌矿搞工人运动。他白天跟工人们一起下井干活,晚上在工棚里点着油灯写传单。带着几千名矿工堵在矿务局门口,硬逼着洋老板把涨工资写进协议里。 矿工们都叫他“毛教员”。 1927年,南昌起义。毛泽覃是宣传科科长。毛家三兄弟里,他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的。 起义部队打散了。他跟朱德走。后来朱德要跟井冈山的毛泽东会师,派谁去联络?毛泽覃。 穿过白区,全是敌人。他改了名字,乔装打扮,翻山越岭。硬是活着到了井冈山,见到了大哥。 1928年4月,朱毛会师。这里头有毛泽覃的命。 井冈山上,毛泽东派他去宁冈县桥林乡建党支部。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给农民讲党课,在打土豪分田地里考察积极分子。一个月,宁冈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建起来了。 后来他当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政委,跟黄公略一起打游击。打了好多胜仗。1933年,得了枚二等红星奖章。 邓小平跟他一起打过仗,多年后到韶山看到他的照片,说:“他是我军早期的一位猛将。” 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毛泽覃走不了,他被留下来当独立师师长,在中央苏区打游击,掩护主力撤退。 主力走了,精兵强将都走了。他手里剩多少人?没多少。枪呢?更少。对面是国民党十几万大军。 毛泽覃带着队伍在山里跟敌人转了大半年。他自己饿着肚子,还嘱咐战士:再困难也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 1935年2月,他带着队伍住在瑞金黄龙的井塘村,借住在红军家属谢带发家的厅堂里。他每天帮房东挑水劈柴,还派人帮着犁田。过年了,谢大嫂送来年糕米馃,他推不掉,就拿了些苏区紧缺的火柴回赠。 后来部队要走,在井塘村吃午饭,谢大嫂多给他做了一碗菜干,放了辣椒。他掏出五角钱,谢大嫂不肯收。他说:“我们红军有纪律,买卖公平。你不收钱,我宁可不要这碗菜干。”直到收了钱,他才吃。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着剩下的战士转移到瑞金安治乡黄鳝口附近的山里。晚上隐蔽在一座空闲的纸槽里过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听到了动静。爬起来往外一看——被包围了。 他冲回纸槽,叫醒所有人:“我们被包围了,大家快从侧门突围,我掩护你们!” 战士们都跑了。 他一个人端着枪,守在门口。子弹打过来,右腿中了一枪,倒了。他跪起来继续打。左腿又中了一枪。血淌了一地。他还在打。 最后,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 那一年,他30岁。 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染血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入党证。 消息传到陕北,已经是那年的10月。毛泽东从缴获的敌人电台里听说的。他愣了好久。后来跟毛泽民说:“母亲在世时,把我叫到床前专门交代,一定要照料好小弟。我是没有尽到当大哥的责任啊!” 20年后,授衔。 那些名字一个个划过去——元帅、大将、上将,没有毛泽覃。 他死得太早了,早到连授衔的规矩都没赶上——牺牲的同志,不评衔。 毛主席说,如果泽覃还在,毛家可能会出个将军。 不是可能,是他那个弟弟,本来就是个将军。只是没等到这一天。 如今江西瑞金有条路,叫泽覃乡。他的铜像立在那里,一身戎装,目光炯炯。 碑上刻着邓小平写的字:“毛泽覃同志纪念碑”。 他埋在历史的那个清晨里,没等到授衔,没等到军装照。 可他自己,就是一枚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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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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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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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共犯罪集團偽裝成國家,我們不應再沉默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致全體華人的一封信 親愛的華人同胞們: 美國參議院於2026年6月16日以口頭表決方式通過第444號決議,決議中將中國共產黨稱為「犯罪組織」。這一歷史性的決議,不僅撕下了中共長期以來對外偽裝的「合法政府」面具,更是國際社會對這個肆虐華夏大地百年的黑幫集團一次正義的公審。 長期以來,中共對內實行殘酷的極權統治,剝奪人民的人權與自由,掠奪國民財富,將國家機器變為少數特權階層的私產;對外輸出滲透、破壞和平,早已具備了國際法上犯罪組織的一切特徵。今天,全球自由陣營的全面覺醒,正宣告著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徹底破產。 中國人民的歷史機遇:從「被統治」到「真正作主」 當中共被定性為犯罪組織,這意味著它在國際上將失去所有的合法外交與經濟庇護。然而,一個舊秩序的垮台,正是新制度誕生的契機。 身處高牆內外的中國同胞們:國家不等於政黨,中國不等於中共! 一個沒有中共的未來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加速到來。為了承接歷史的變革,保障十四億同胞在後中共時代的權益與社會穩定,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應運而生。我們拒絕暴力的無限循環,我們主張用文明、民主、法治的力量,開創中國憲政的新篇章。 我們的呼請:加入中國議會,用選票終結暴政 這是一場屬於全體中國人的自我救贖。我們在此向所有渴望自由、尊嚴與公義的同胞發出最誠摯的邀請: 加入中國議會:無論您身在海外還是國內,您的關注、參與和加入,都是對抗極權最堅實的基石。在這裡,每一個聲音都將被聆聽,每一份力量都將被匯聚。 用選票推翻邪惡:我們將致力於籌備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選舉。投票,是公民最神聖的權利,也是最致命的武器。我們要用一張張雪白的選票,匯聚成民主的洪流,將這個邪惡的犯罪組織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重建憲政中國: 讓我們攜手建立一個司法獨立、保障人權、新聞自由、權力制衡的真正共和國,讓子孫後代不再生活在恐懼與謊言之中。 同胞們,歷史的大潮已經翻湧,正義的審判就在眼前。不要再做暴政的沉默受害者,成為新歷史的開創者!加入我們,讓我們一起用民主的選票,還給中國一個清朗的明天!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 敬啟 執筆:楊純華 編輯:羅誌飛 2026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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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和硅谷的传声筒,金主之一,chamath昨天发推:川普干委内瑞拉和伊朗意在阻止中国攻台 马斯克回复说:舞台已经搭好 美国彻底不演了,东大接不接招? 偶尔还会看到有推上“专家”说中国可以借美国无法分身的时候攻台, 不要嘴炮,polymarket上有盘口,一赔十,直接下单即可大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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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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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宣格陵兰岛归美国了,真是开疆拓土一代宗师。 我看了一下资料竟然是真的,确实是对格陵兰岛拥有的永久的控制权,那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一部分了[笑哭]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川普打打口炮,然后,委内瑞拉,伊朗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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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网红力荐中山崖口村:快来中山版巴厘岛 10月20日至21日,2026“中国有约・相约广东”国际媒体采访活动走进中山。多国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相聚此地,共同感受伟人故里中山市的独特魅力、产业创新与美丽乡村。 Venezuelan Influencer Highly Recommends Yaokou Village, Zhongshan From October 20th to 21st, the 2026 "A Date with China·Meet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Media Tour visited Zhongshan. Media reporters and online influence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gathered here to experience the city's unique charm,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picturesque countryside. #中山# #崖口# #中山好去处# #中国有约# #ADatewithChina# #ChinaTravel# #Zhongshan# #巴厘岛# #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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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委内瑞拉的经验来说,这会儿说啥都是废话,要看怎么做了。当时马杜罗被拎走,临时接任的副总统也是一通批判一通指责,完事儿发现就是纯内鬼,配合的一批,现在川普已经毫不避讳称呼他是委内瑞拉的新总统了。 伊朗继任者接下来是不是真的继续打才是关键,口嗨都当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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