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80期:11年前今天(2015年6月26日)权利运动义工,人权捍卫者张海涛被涉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刑拘。次年1月15日被乌市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重判15年;以“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5年,合并19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财产12万。新疆沙雅监狱九监区服刑,新疆15号信箱9分箱 #张海涛：1971年出生，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籍人，原1990年代国企下岗工人，新疆区域电信产品销售者、自由职业者，权利运动义工，人权捍卫者，中国在押良心犯。# 1995年，因其从所在国有企业被迫下岗，随前往新疆谋生，并从事电信产品零售业；2009年，曾在河南省南阳市老家渡假时突遭无辜抓捕，并被新疆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拘，关押在乌鲁木齐市六道湾看守所；后关押近2个月后，又被无罪、无说法地释放；为了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其开始接触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近几年，又因积极关注新疆民族问题和民生事务，热心协助访民维权，经常在网上发表对政府和时局的看法及不同意见，并参与权利运动网站的义工活动等；2010年8月，曾参与《要求立即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劳教行政法规的公民权力主张书》的签名活动；2014年6月4日，曾因六四25周年纪念而遭到当地警方的拘禁、讯问。 基于张海涛以上长期的民主维权言行，遂引起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和仇视； 2015年6月26日，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亚南路派出所警方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抄家、刑拘，其家中银行卡全部被冻结；7月31日，又被变更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2015年11月18日，再次被变更罪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超期关押； 2016年1月15日，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重判有期徒刑15年，以“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二罪合并执行19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万；其不服上诉，2016年11月28日，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法院二审裁决，依然维持原判，刑期至2034年6月25日； 据悉，张海涛在看守所和狱中长期遭酷刑虐待、歧视及不平等待遇等；如在看守所时，给同囚室犯人发食物而不给他发，睡觉时故意放着空床位不睡却让两个犯人把他挟在中间挤着睡，一审判决书后一直让其戴沉重脚镣，从2016年3月6日起一直没有放过风；狱中，曾连续20天日夜不让睡觉不准闭眼，如困了就用打火机在其头前后左右点着烧，不给食物和水，时常遭辱骂、威胁、恐吓、欺骗，夜间经常被拉到无监控器的地方及地下室蒙头用手拷反吊着打，拳打脚踢和用空心胶管、蝇子拍殴打头部、胳膊、腿等部位，白天被审问。目前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沙雅监狱九监区服刑，通讯地址：新疆15号信箱9分箱。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张海涛# #权利运动#

2010年 #习近平# 视察重庆，高度肯定 #薄熙来，还与# #王立军# 同框 ⁉️你是否覺得這時一个会装，一个太狂 ‼️政治就是这样：天子与阶下囚，胜者为王败者寇……

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著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 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著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 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 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 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87期:锡安教会10·9教案受害人安梅女士遭囚禁8个月后被取保获释,体重竟然下降30斤(图二/三)。其银行卡被冻结,身份证被政保办案人员查扣,无法租房;无法恢复手机号码,银行卡被被北海公安冻结,生活陷于绝境 #安梅：1972年10月17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21度公馆3号楼2单元802室租住户，基督徒，锡安教会全职同工，锡安教会10·9教案受害人，中国良心犯。# 早于2009年安梅就接受福音，归信耶稣基督，之后前往北京工作生活；2018年10月其开始参与北京锡安教会敬拜，并成为该教会中的积极一员；不料次年，其所在北京锡安教会却因不愿加入“三自”教会管辖，而遭北京当局以宣传“邪教”为罪由取缔，故教会自此被迫转为所谓“地下家庭教会”；但其面对教会此种打击并未放弃信仰，而是长期在信仰群体中坚持读经、坚守教会家庭小组的聚会活动；2023年其又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加入到锡安教会北海市分堂教会的服事之中； 2025年10月9日-10日，锡安教会全国各分堂突遭警方统一大抓捕，仅两天之内就有28名牧者同工被抓捕；10月10日，其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租住处遭遇抓捕，住所遭搜查，后知其与多名牧者同工、信徒骨干均被北海市银海区警方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刑拘； 2025年11月18日，除部分人员被取保获释外，安梅等18牧者同工均被北海市银海区警方以同罪名予以正式逮捕；同年12月19日，其代理律师前往看守所与其会见，竟遭阻拦，后被口头告知，因其罪名已从“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变更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故拒绝安排会见；之后，由于警方对其罪名更换之事一直未提供正式书面通知或档，其刑辩律师及控告律师联合行动，先后两度就将阻拦会见的警官及相关对其审讯的情况，向北海市检察机关、公安信访部门及北海市公安局提出正式控告，指控项目组存在两大严重问题：1）对安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2）对安梅实施刑讯逼供，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并以此阻止律师对其会见，涉嫌掩盖违法行为；此外律师还发现，相比于嫌疑人，其在看守所中无任何花销，故律师呼吁当局相关部门立即调查上述指控，停止违法取证行为，依法保障在押人员的会见权及购物基本权。被羁押于北海市第一看守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公安局附近右侧，邮政编码：536000）。 2026年6月18日，安梅被取保获释。 #HRIC# #关注良心犯# #安梅# #锡安教会#

存储和比特币一样，有周期规律。历史多轮繁荣周期都出现过美好叙事，2018 云计算，2021 电动车，现在的 AI。AI 拉长、放大了本轮景气周期，但不会改变存储大宗商品、寡头产能博弈的底层周期属性。 个人作为一个曾经的存储行业从业者，简单分享一下存储具有周期性的几个原因： 1、产品高度商品化：DRAM、NAND 标准化、可互相替代，无品牌差异化溢价，供需微小缺口（±5%）就会造成价格翻倍或腰斩。 2、产能建设存在 2-3 年长时滞：景气期集体扩产，产能集中释放时需求往往下行，形成“缺芯扩产→过剩降价”的蛛网循环；本轮涨价源于 2023-2024 低谷期资本开支收缩。 3、寡头博弈囚徒困境：DRAM 仅三星、海力士、美光三家主导，NAND 五家厂商垄断九成市场；若一家偷偷扩产抢份额，行业价格默契会快速破裂，引发价格战。 4、下游需求高度同步：手机、PC、服务器、数据中心需求同涨同跌，无对冲缓冲，放大周期波动。 5、牛鞭效应加剧波动：上下游层层囤货/去库存，终端小幅需求变化会被放大为原厂营收、价格剧烈震荡。 站在交易员的角度，存储已处于牛末或熊初阶段，后者的概率更高。

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如果有人拿英伟达的显卡去开发危险的 AI，黄仁勋会把芯片断供吗？ 在伦敦的一次彭博访谈里，主持人当面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黄仁勋。 黄仁勋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是个假设，但我会。 但他紧接着把话头拉了回来。 因为硬件根本不是这么运转的。 你不能今天敲开英伟达办公室的门，跟黄仁勋说：我要十万张显卡，立刻发货。 英伟达从来不这么卖东西。 这些芯片大部分是打包进戴尔或者超微的服务器机柜，或者直接卖给亚马逊、微软这类云计算巨头，再以算力的方式租给开发者。 更关键的是芯片本身的物理属性。 一块装在数据中心里的 GPU，就是一片做通用浮点运算的硅片。 它在机架上通电狂转，根本不知道自己算出来的矩阵乘法，是在设计新疫苗，还是在训练自主武器，或者只是在写邮件。 黄仁勋的原话是：我们管不了别人的公司，英伟达的技术是通用工具。 在硬件的物理层面上，从来就没有一个随时能远程掐断的道德开关。 但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彭博的主持人会突然问出这个问题？ 因为在硅谷的另一端，有人正在极力呼吁给整个人工智能行业踩刹车。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过去一年一直在到处敲警钟。 他警告超级 AI 会带来灾难性威胁，呼吁全行业放慢前沿模型的研发速度，甚至提议对顶级算力实施严格管控。 他们家甚至把这种担忧带进了神学领域。 《纽约时报》披露过一个细节：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奥拉（Chris Olah），悄悄从全世界请了几十位宗教哲学家飞到旧金山总部。 所有人必须签署保密协议。 他们在闭门会议里讨论 Claude 是不是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模型会不会感到痛苦，甚至跑到梵蒂冈去游说教皇的顾问，希望教会严肃对待机器的感知能力。 一边跟神学家讨论 AI 有没有灵魂，一边要求全行业放慢速度。 这听起来像是一家把人类安全置于商业利益之上的公司。 然而就在同一周的周三，旧金山发生了一场完全相反的戏码。 Anthropic 在总部关起门来办了一场闭门投资者日。 他们正在筹备科技行业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目标估值直接奔向 1.8 万亿到 2 万亿美元。 为了向华尔街证明这个天文数字站得住脚，他们掏出了最新的财务底牌： 2026 年第三季度单季营收达到 168 亿美元，环比暴涨 45%。 更狠的是他们在前线的商业动作。 从今年夏天到刚刚发布轻量模型，Anthropic 把 API 的调用价格直接砍掉了一半。 与此同时，他们在账面上背负的云算力长期采购承诺，已经超过了 5180 亿美元。 这就带来了一个奇特的对照。 你在公开讲台上呼吁全行业踩刹车，在闭门会议里跟神父讨论机器有没有灵魂。 但在真实的商业战场上，你兜里揣着几百亿私有融资，背着五千多亿的算力采购大单，把价格腰斩打价格战，还要在二级市场上冲刺两万亿美元的估值。 如果一栋大楼真的快要失火了，正常人不会一边大喊所有人后退，一边签下五千亿美元的合同往里搬柴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言行割裂？ 因为在前沿 AI 竞赛里，踩刹车是一个残酷的囚徒困境。 没有任何一家商业公司敢单方面停下来。 只要你慢一步，对手的算力集群就会把你的客户、工程师和资本全部卷走。 但在公开场合大谈安全与监管，却是最顶级的商业防线。 如果监管机构真的听从建议，对训练算力和前沿模型设置层层审批，已经跑在前面的巨头就能把现有优势彻底固化。 后来的开源社区和中小创业团队，根本没钱去满足那些繁复的合规审查。 黄仁勋太清楚这套游戏的底牌了。 所以面对那些灾难叙事，黄仁勋的反应相当冷淡。 他在访谈里表示：目前外界对这项技术的担忧程度，完全被夸大了。 在黄仁勋看来，AI 安全不是神学辩论，也不是靠拔掉芯片电源来解决的。 工程问题就用工程手段解决，模型有幻觉就做监控，软件有漏洞就打补丁，为此英伟达在英国砸了 2.5 亿美元支持安全学术研究。 只要台积电的晶圆还在转，机房里的散热风扇还在响，英伟达的任务就是把算力卖给每一个开得出支票的客户。 硅谷的听证会上永远不缺忧国忧民的道德演讲。 但只要回到数据中心，决定谁能活到明天的，依然只有每秒跑了多少万亿次浮点运算。

铁流：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 “4 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图：作家铁流

對華援助協會歡迎金明日（Ezra Jin）牧師獲釋抵達美國 感謝川普總統政府積極營救，呼籲立即釋放所有因信仰被囚的良心犯 美國德州米德蘭——2026年7月5日——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滿懷感恩地宣布，因信仰遭中國政府關押的家庭教會牧師金明日（Ezra Jin）牧師，已於2026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平安抵達美國洛杉磯，重獲自由。 根據對華援助協會獲得的可靠消息，金牧師當天中午仍身處中國看守所，數小時後即搭機抵達美國。據悉，護送其登機的中方官員表示，金牧師此次獲釋，是中美元首交流後所促成的人道安排，作為美國獨立日的一項善意舉措。 金牧師因忠於基督信仰和牧會事工而遭監禁。他如今獲釋，不僅是家人與教會多年迫切禱告蒙神垂聽的見證，也再次證明，國際社會持續不斷的外交努力與人權倡議，能夠為遭受迫害的信仰者帶來真正的希望與自由。 對華援助協會創辦人兼會長傅希秋牧師博士（Rev. Dr. Bob Fu）表示： 「我們為金明日牧師終於重獲自由、平安踏上美國土地，向上帝獻上最大的感恩與讚美。這是神垂聽眾教會多年禱告的美好見證，也是美國在250週年獨立紀念日最令人振奮的自由故事之一。」 傅希秋牧師說： 「我們衷心感謝川普總統、國務卿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以及所有在幕後努力促成此次營救的美國政府官員。他們始終沒有忘記那些因信仰而身陷囹圄的人，並透過堅定而有原則的外交努力，使金牧師得以重獲自由。」 他同時強調： 「然而，在我們歡慶金牧師獲釋的同時，中國仍有數以千計的家庭教會牧者、天主教神職人員、維吾爾穆斯林、藏傳佛教徒、法輪功學員，以及其他良心犯仍被非法監禁。我們懇請川普總統和美國政府繼續把宗教自由及所有信仰良心犯的釋放列為美中對話的重要議題，直到所有因信仰而失去自由的人都能重見天日。」 對華援助協會同時向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國際宗教自由倡議人士、世界各地教會，以及所有長期為金牧師禱告、奔走呼籲的人士致上誠摯謝意。 在美國慶祝建國250週年之際，金牧師於美國獨立日踏上自由的土地，不僅象徵一位信仰者重獲自由，更再次彰顯宗教自由是屬於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對華援助協會將繼續為所有因信仰而被囚禁的人發聲，直到每一位宗教良心犯都獲得自由。 傅希秋牧師最後表示： 「今天，我們為金牧師獲釋歡欣鼓舞；明天，我們仍將繼續為王怡牧師、楊榮麗傳道、張展、高智晟，以及所有仍被囚禁的信仰者努力，直到他們全部獲得自由。因為真正的宗教自由，不應只屬於少數人，而應屬於每一個人。」 媒體聯絡：media@ChinaAid.org 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 美國德州米德蘭

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