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80期:11年前今天(2015年6月26日)权利运动义工,人权捍卫者张海涛被涉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刑拘。次年1月15日被乌市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重判15年;以“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5年,合并19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财产12万。新疆沙雅监狱九监区服刑,新疆15号信箱9分箱 #张海涛：1971年出生，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籍人，原1990年代国企下岗工人，新疆区域电信产品销售者、自由职业者，权利运动义工，人权捍卫者，中国在押良心犯。# 1995年，因其从所在国有企业被迫下岗，随前往新疆谋生，并从事电信产品零售业；2009年，曾在河南省南阳市老家渡假时突遭无辜抓捕，并被新疆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拘，关押在乌鲁木齐市六道湾看守所；后关押近2个月后，又被无罪、无说法地释放；为了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其开始接触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近几年，又因积极关注新疆民族问题和民生事务，热心协助访民维权，经常在网上发表对政府和时局的看法及不同意见，并参与权利运动网站的义工活动等；2010年8月，曾参与《要求立即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劳教行政法规的公民权力主张书》的签名活动；2014年6月4日，曾因六四25周年纪念而遭到当地警方的拘禁、讯问。 基于张海涛以上长期的民主维权言行，遂引起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和仇视； 2015年6月26日，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亚南路派出所警方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抄家、刑拘，其家中银行卡全部被冻结；7月31日，又被变更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2015年11月18日，再次被变更罪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超期关押； 2016年1月15日，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重判有期徒刑15年，以“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二罪合并执行19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万；其不服上诉，2016年11月28日，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法院二审裁决，依然维持原判，刑期至2034年6月25日； 据悉，张海涛在看守所和狱中长期遭酷刑虐待、歧视及不平等待遇等；如在看守所时，给同囚室犯人发食物而不给他发，睡觉时故意放着空床位不睡却让两个犯人把他挟在中间挤着睡，一审判决书后一直让其戴沉重脚镣，从2016年3月6日起一直没有放过风；狱中，曾连续20天日夜不让睡觉不准闭眼，如困了就用打火机在其头前后左右点着烧，不给食物和水，时常遭辱骂、威胁、恐吓、欺骗，夜间经常被拉到无监控器的地方及地下室蒙头用手拷反吊着打，拳打脚踢和用空心胶管、蝇子拍殴打头部、胳膊、腿等部位，白天被审问。目前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沙雅监狱九监区服刑，通讯地址：新疆15号信箱9分箱。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张海涛# #权利运动#

民主运动展厅含两部分，内容最多，有点看不过来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群像。大概想说，民主是人人参与争取权利而来，不存在绝对的主角。相关诉求也是五花八门，除了一般的言论自由、解除戒严、组党自由外，还有禁称山胞、反对家暴、回大陆权、母语教育、男女平等、平反二二八这种主张。最后，转型的结果就是，人民站到了舞台中央，领导人成了背景板。（图4是游客打卡照相点）#台北旅行见闻#

4年一度的亚洲运动会 周六（9月19日）将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参赛规模超过2024年巴黎奥运。不过，赛前传出台湾代表团疑似遭打压争议，住宿安排也引发各国选手议论。 台媒《中央社》指出，前奥运选手、台湾运动部长李洋 周五（18日）原计画带领以“中华台北”为名的台湾代表团出席亚运选手村欢迎仪式，但一度遭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OCA）拒绝进场。台湾代表团与主办单位交涉后，李洋重新领代表团出席典礼；他事后表示“我们努力维护自身权利，不希望受到任何形式的打压。” 此前，台湾代表团在名古屋的训练地点，曾发生布条遭涂鸦事件。据《共同社》、《中日新闻》等日媒，设于名古屋旧御园小学的的台湾代表团中继站外，布条上“国家”字样遭人涂鸦，日本警方已以涉嫌毁损器物展开调查。 引发争议的还包含此次亚运的住宿规划。为降低成本，本届主办方未兴建选手村，而是安排选手及官员入住饭店、木造货柜屋，以及最高可容纳5000人的义大利邮轮“歌诗达赛琳娜号”（CostaSerena）。这是国际体育赛事首度以此规模的邮轮作为选手住宿。 但随着各国选手及教练陆续抵达日本，住宿安排接连传出问题。韩国篮球选手卞俊亨（Byeon Jun-hyeong，音译）在社群媒体发布的影片显示，他入住的货柜屋内水槽漏水、地板也被水浸湿，影片配文写道：“请帮帮我们。” 韩国奥会也批评此次住宿条件不佳，并指选手反映床铺太短。菲律宾奥会主席托伦蒂诺（Abraham Tolentino）亦指出，该国选手都已获得床位，但教练、部分官员则被安排到不同旅馆或透过Airbnb找住宿。 对此，本次亚运筹组委员会（AGOC）主席、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指出，今年兴建的木造货柜屋，事前已由包括前奥运选手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评估。他说，主办方曾向委员会说明相关安排并带队参观，获得“具实用性，而且不错”的评价。大村秀章也表示，主办单位正针对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逐项改善。 今年亚运主要在日本名古屋及爱知地区举行，参赛的选手与代表团人数共计超过1万7000人，来自45个国家及地区的运动员将参加超过40种运动项目，赛事为期约两周。

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设立酷儿社群空间 🇬🇧🏳️‍🌈 2026年7月23日至8月2日，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赛事汇集74个英联邦运动协会，设置10个运动项目；在竞技场之外，LGBTIQ+社群的可见性与安全也成为本届活动的一部分。 由苏格兰LEAP Sports Scotland推动的“骄傲之家格拉斯哥2026”（Pride House Glasgow 2026）被定位为比赛期间的官方LGBTIQ+社群空间，面向运动员、观众、志愿者与盟友开放。该项目于7月22日至8月3日运行，并扩展为多个场地组成的“Pride House Campus”，提供观赛、文化活动、社区交流和支持服务。 这并不只是为赛事增添彩虹元素。英联邦范围内，LGBTIQ+人士的法律处境和日常安全仍高度不均衡。英国殖民历史遗留的反同性关系法律，至今仍影响多个英联邦国家；因此，在大型跨国体育赛事中建立明确、安全的社群空间，也是在让“谁能够公开参与体育”成为一项可被看见的权利议题。 格拉斯哥2014年曾举办首个与英联邦运动会配套的Pride House。十二年后，这一空间以更完整的社区项目回归：体育不只关乎奖牌，也关乎人能否不隐藏自己地进入赛场、看台与城市。 参考来源：

示威者很可能意识到政府对有组织的民间社会运动的极度警惕——1989年天安门抗议后，这种警惕愈发强烈。她说，在习近平治下，政府经常将社会动荡归咎于西方操纵中国公民。 “动物权利抗议者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被贴上受境外势力操纵的标签，”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家戴安娜·傅说。

TGEU 发布2026年度跨性别权利地图：冰岛居首，俄罗斯垫底，区域整体陷入"修宪式倒退"🇪🇺🏳️‍⚧️ 2026年5月，跨性别权利倡导网络 TGEU（Trans Europe and Central Asia，原称 Transgender Europe）发布年度《跨性别权利指数与地图》（Trans Rights Index & Map）。 这是衡量欧洲与中亚地区跨性别者法律处境的权威对照工具，每年用统一指标为各国打分并地图化呈现，供倡导者、记者与政策制定者横向比较、逐年追踪。 该指数满分32分，覆盖六大类指标：法律性别承认（Legal Gender Recognition）、庇护（Asylum）、仇恨犯罪与仇恨言论（Hate Crime / Hate Speech）、反歧视（Non-Discrimination）、健康（Health）与家庭（Family）。今年冰岛以30分登顶，除两类外全部满分；马耳他以28分居次；西班牙以27.18分位列第三。比利时与挪威均为25.5分，德国为24.57分。其中仅奥地利、德国、冰岛、马耳他四国完全满足"非二元性别承认"标准。 排名另一端，俄罗斯以0分垫底，未满足任何一项指标。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匈牙利、俄罗斯与斯洛伐克的现行框架，使跨性别者实际上无法完成法律性别承认。报告记录了多起针对性倒退：白俄罗斯于2026年4月通过"反宣传"法，将"宣传性别转换"入罪，并叫停法律性别承认、重新强制医疗前置要求；斯洛伐克通过修宪针对男女之外的性别认同，事实上封堵法律性别承认，成为该地区第5个事实性禁止法律性别承认的国家。 TGEU 在报告中指出，本年度"纸面上"的法律变动多于近年，但进展多由活动人士与法院推动，而非政府主动作为；与此同时，针对跨性别者的倒退正变得更具针对性与计划性，尤以借修宪手段排除跨性别群体的趋势值得警惕。今年的趋势：法院和社会运动在捍卫底线，进步不是政府给的，倒退却是有组织推进的。 参考来源：

许万平访谈录：为了理想坐牢，我无悔无怨 作者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编者：四川民主党人许万平，自1989年开始，因理想先后三次被重判入狱，累计刑期长达23年之久，在监狱中度过了20余年没有自由的岁月。出狱后，虽面对生活的种种艰难和严密的监控，但民主理念初衷不改，“结束专制统治”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依然行走在充满荆棘的抗争之路上。 交谈中，“无悔无怨”这个词反复从他的口中平淡地说出来。30年来，许万平有20余年在监牢里，这是大多数自由战士必然要历经的苦痛，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许万平一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毅和执着，支撑着苦难民族最后的一点希望。在当下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许万平们的坚守或许会让我们继续坚定地前行。以下是对许万平的访谈。 问：大家都知道您坐过大牢，累计刑期有20多年，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走出小监狱回到社会这个大监狱中，您一直都在为自由民主事业抗争，请您谈一谈曾经的坐牢经历和这么多年的抗争史。 许万平（以下简称许）：这要追溯到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当时参加八九运动时我27岁，我在重钢印刷厂工作，惊闻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大屠杀的当晚，我义愤填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惊闻屠刀举，山河化悲哀”的句子，我当即决定成立“中国行动党”，称邓为秦始皇第二，提出铲除中共暴政，推翻独裁统治，一个月后被抓捕。 坐牢虽然痛苦，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为了所做的一切最终达成愿望――那就是独裁政权早日被推翻，坐牢就不算什么了，既然选择了就没什么可逃避的，就要坦然去面对。对个人而言也就不会留有遗憾，无悔无怨。在看守所期间我被带着反铐，睡觉也戴着，这是非常严重的酷刑。这时候想家庭，想亲人都没用，并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权，就是死也要坦坦荡荡的。 我在1989年7月被抓捕后，当局指控我六四后组建中国行动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是反革命罪）判刑7年，参与六四社会运动判刑2年，合并执行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0年3月我被送往重庆第三监狱（川东监狱）服刑。在监狱里我被刑事犯打掉两颗门牙，可能是20年的牢狱生活，营养不良、睡眠不好加上身心被摧残，我的牙齿已经掉了13颗，我想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下，我的牙齿不应该掉这么多。 问：真敬佩您当时的勇气和担当，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您最近一次出狱是哪一年？ 许：我一共被判三次刑，第一次就是刚刚讲到的89年，第二次是98年被劳教3年，第三次是2005年被判刑12年。我是2014年获判刑出狱。89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也曾希望为我判刑，但我表示敢作敢为，不要求减刑。但第三次坐牢时，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我想早一点自己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能减就减，不减也没关系。我出狱后重庆国保总队队长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减刑了，不然我一天也不会给你减。 问：您萌生这样的理念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许：萌生这种想法是因为长期在社会环境中看到的不公，感觉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记得1981年厂里播元旦社论，社论中提出去年有哪些伟大成就，今年要做什么，空话一大堆。但是成就在哪里不知道，也看不到，明显在骗人。还有就是社会自79年就提出改期开放，民主选举，当时我在单位当团书记和厂工会委员，推动厂里的民主选举，推动厂长和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最后虽然厂长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但上面很不高兴。另一点是我在选举中被选上厂工会主席却不被承认，工会主席最后由上面直接任命。 问：您怎么看待制度与人的关系？ 许：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制度不好，每个人生活的就不会，人无法获得自由。比如现在大家在一起聚一聚，谈一谈时局，都可能会指控“寻衅滋事”，这个制度让人压抑，所以为了自由只有抗争。 问：您的梦想与现状有什么差距？ 许：差距很大。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都要生活的开心，有真正的自由，人权有充分的保障。现实却是中共政权对你的生活进行种种限制，如薛仁义做绿叶行动，是民间自发的环保行动也不被允许，被抓捕至今未放。 问：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生活吗 许：诚实做人，平凡一生。 问：您最难忘的记忆和最痛苦的感受是什么？ 许：母亲。母亲走的时候我没能为她送行，在母亲的晚年，我们陆陆续续分别20年之久，她孤孤零零的，我知道她的痛苦和辛酸。还有就是杨天水的离去，天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没料想就在他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狱的时候却患了脑廇猝然离世，他在中共的监狱里坐了23年黑牢。 问：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许：做任何事情不应该有什么后悔的，错了就错了，好与不好只要在做就行了。如果说有什么后悔，那就是89时候我再勇敢一点，勇敢的力量也许能带动更多的人。 问：哪件事对您的生活或命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许：八九六四。 问：您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许：89年6月5日成立中国行动党，宣称铲除中共暴政。 问：您对谁最怀感激之情？最敬佩的人是谁？ 许：我要感激的人很多，在监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的家人写慰问信，打电话，经济上帮助。我出狱后朋友们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不要再冲在前面了，我对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心怀感激。最敬佩的人也有很多，老秦，天水，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等等。 问：您认为谁最值得效仿？ 许：荆轲。 问：您有没有伤害过他人，用语言或者行动？ 许：语言上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仇恨，没有矛盾，有的只是观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哪怕打破头都是兄弟。 问：您有没有一直无法释怀的人？ 许：我的妻子，她为了我受了很多苦。 问：如果有一个人需要您牺牲自己换取他活下去的机会，这个人会是谁？ 许：天水。我会义无反顾。 问：假如您最多还能活一年，您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谁，这个消息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对手，这一年我会继续和你们战斗，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对我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要加倍努力了，把时间一分一秒都用起来，直到闭眼的那一刻。 问：如果您失去了自由，您最担心会发生什么？您希望别人能做什么？ 许：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牵挂肯定会有，但想什么都是多余，只有坦然面对。如果外面的人能够轻轻触动一下屏幕和键盘给予关注，就很满足了。 问：如果能实现的话，您愿意从头开始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 许：只有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了，我才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平淡的、开心的生活。 问：如果能重返生命的某一刻，您愿意回到哪个时间点？ 许：青春热血时代，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和制度斗争。 问：您认为最完美的生活是什么？ 许：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还有干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享受蓝天开开心心过自己的生活。 问：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点，最想改变自己的哪一点？ 许：满意的是做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无悔无怨，自己想做的事都去做了。最想改变的是，从现在起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生活元素，除了现在一天为了民主奋不顾身，还应该在其他方面有多种表现。 问：别人的评价与您的自我评价一致吗？ 许：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我性格倔强，应该和自我评价一致。我这个人有话就说，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问：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您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您希望怎么去实施？ 许：有方案，但却要一步一步去实施，但愿好的愿望能有好的结果。从事民运的人不仅要脚踏实地，还必须要有担当。虽然控制言论，但网络的便捷可以让更多的人快速了解真相。一个是要有团队总的意识，不管什么观点，但大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民主制度早日实现，所以不能互相切割。另外，行动不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还需要多种形式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多元，只要我们不懈去努力，制度总有一天会改变。 问：您有没有曾经深信不疑如今却深感怀疑的东西如观念、信仰、认识等等？ 许：有。我05年第三次被抓捕的时候，我认为大的框架已经完成，全国性联运已经形成，但是我2014年出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很满意，很多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 问：您感到过孤独吗？ 许：在监狱里经常会有，但是挺过去就行了，告诉自己要坚持、坚持。 问：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许：做自己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家人、社会。 问：您最近一次的哭泣在什么时候？ 许：不久前看到了一篇我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无限感怀。 问：您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因为什么？ 许：是89年5月26号，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广场上搞了一个形为艺术，就是将写有“李鹏强奸民意”的牌子挂在胸前，头上戴着尖纸帽，手里拿着“镇压”的牌子，周围挤满围观的民众，大家热烈鼓掌，人群中照相机也不停地捺下快门。 问：您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如果现在就死去，您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做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 许：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没有看到这一天的曙光。 问：您现在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要采用什么方式去实现？ 许：我们的民运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素质再提高，增加彼此的交流，加强大家的紧密联系。 问：您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中的哪些内容？ 许：监狱和爱情传奇，对家庭的责任感。 问：您生活的动力是什么？ 许：天就要亮了！ 问：在上述问题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以为哪个问题最重要？ 许：我们的天，明天就会亮！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愿意与大家分享您的不凡人生经历。 以上文字根据对许万平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附：许万平简介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出生，重庆异议人士。198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选举等推动中国实现民主的事业，1989年六四镇压后，因组建“中国行动党”及参与六四运动，被重庆市中级法院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8年10月14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获释后12月被重庆市政府判处劳教3年；2005年4月30日再被刑事拘留，2005年12月21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中罗列了许万平的诸多“罪状”，包括救助良心犯家属，筹建中国民主党的通信及许万平撰写的文章等等。在累计服刑20年后，许万平于2014年4月29日第三次走出监狱的铁门，目前依然战斗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线。 1 月 8, 2019

在章立凡的回忆里，1957年落在父亲章乃器头上的“右派”帽子，并没有止于一场政治运动。此后，家庭身份进入学校、街道和单位，被落实为公开表态、同学排斥、监视、关押和强制劳动。 章立凡写道，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因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被扣上“右派”帽子。与他们一同受难的55万名“右派”公民及其家属，也逐渐丧失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所谓“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借“低种姓”形容这种政治身份造成的长期贬抑。 标签首先迫使亲属公开表态。章立凡回忆，7岁时，母亲带他参加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举行的批判会，让他上台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话，反对父亲并与父亲“划清界限”。台下响起掌声，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次表态将成为此后不断追随他的身份烙印。 进入清华附中后，“家庭出身”成为表格中的固定项目。章立凡称，班主任知道父亲身份后，同学开始叫他“小右派”；他与同学写的诗词被翻出并交给老师，随后遭全班批判。据章立凡转述，班主任后来告诉他，她曾请示校长，并按校长指示举办不公开的展览，将他的诗词作为“阶级斗争”的例证。老师晚年向他道歉，他接受了道歉，但说师生之间的信任已经失去。 按章立凡的记述，1966年红卫兵掌握学校权力后，家庭“出身”被用来划定谁能参加“革命”。他因“出身不好”被排斥在外。8月24日晚，他在宿舍看到写有“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的大字报，校园出口却已封闭。担心遭到殴打，他只得从围栏下钻出，趟过两条河逃走。后来回校时，他看到被剃成“阴阳头”的学生被单独安排在角落，也得知校长、教师和多名学生遭到殴打。 文章还保留了一项相反说法：一名后来成为作家的前红卫兵领袖曾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章立凡明确反驳这一说法，列举校长、教师和学生受伤的个案，并援引老同学史铁生的回忆作为佐证。 章立凡判断，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他称，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辖区内的抄家对象名单；他援引官方统计写道，从1966年8月下旬至9月5日，北京共有1772人被打死。他还指出，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中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按章立凡的记述，抄家开始后，街道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对她剃“阴阳头”、抄家和批斗。红卫兵随后扯开她的双臂，将她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她请求红卫兵看在年幼女儿的面上饶她一命，在场民警却示意继续，张洁凤随后被打死。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在章立凡的叙述中，被抄走或没收的财物随后进入收购、收存和低价流转渠道。他援引资料称，北京有11.4万多户被抄，有关部门收购或收存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他还回忆，街道给居民发票，允许每户购买一件抄家物品；母亲用五毛钱买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章立凡说，这件物品一直让他产生如同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把它作为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章立凡称，1968年12月，他因被揭发有“反动言论”，被关进学校用自行车棚改成的“牛棚”。他把所谓“群众专政”解释为群众组织实施的关押、审讯、殴打和劳动改造：自己连续三个夜晚受审并遭毒打，之后又被迫扫厕所、运煤渣。获准回家时，大会仍宣布将他的“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 章立凡也承认，运动初期他曾画漫画讽刺校领导和老师，并为此长期后悔。多年后，不少同学为彼此造成的伤害道歉。他写道，自己不再记恨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华尔街日报发了篇文章《联合国总部外自焚，一位藏人如何重新凝聚一场政治运动？》，说这个行为震动并凝聚了原本已四分五裂、士气低落的全球流亡藏人群体。流亡藏人群体“原本已四分五裂、士气低落”，当然不是因为西藏独立无望，更不是因为流亡藏人回国无望。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流亡藏人选择回国的越来越多了，翻越喜马拉雅山投奔达兰萨拉的人数也基本趋零，才让他们士气低落。 那么为什么流亡藏人选择回国的越来越多了呢？当然首先是因为印度始终不会给他们正式的身份，在工作、教育各方面的权利都极其受限，看不到未来。 就算是润到欧美的少数幸运儿，也只能勉强成为一个底层。这一两年，藏区已经经常可以看到回国的欧洲流亡藏人的二三代。他们说着地道的英语、德语（瑞士），在藏区跟游客玩得热火朝天。 那么为什么“投奔自由”的藏人也越来越少了呢？少数民族的管控政策严格是真实存在的，边境管控更严格了也是真实的。可是，藏区的基础设施，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也是真实的。在最偏远地区放牛的牧民也可以通过抖音把农产品卖出去，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每个普通人都会为某种“理念”去奋不顾身，更何况这个理念并不能换来一个更好的前景。

女性反对自己的投票权？美国新一代极端保守派网红正与“男性圈（manosphere）”以及倡导传统“性别分工”的宗教运动产生连结，并吸引越来越多关注。为什么有人愿意放弃多年争取而来的权利？是政治、宗教，还是身份认同的选择？ 💬 留言分享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