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中国议会选民，是时代的需要】 很多人误以为，注册成为中国议会选民是加入了一个“民运组织”。不，这完全是两码事！ 注册选民不是为了搞某种政治派系，而是为了参与不久后的真正选举。 我们的核心目标非常清晰： 为“后中共时代”准备临时宪法 ； 提前进行系统性的制度建设 ； 最大限度降低因政权更迭带来的社会混乱与灾难 。 大厦将倾，唯有提前构筑坚固的制度地基，才能在风暴来临时保护每一个人。这不仅是一次选择，更是一份历史责任。 加入我们，不仅是表达态度，更是用理性的力量去构建未来。 立即行动，注册成为中国议会选民！ #中国议会# #宪政民主# #后中共时代# #制度建设# #公民觉醒# #时代选择# （加拿大选区召集人 石清@gaiyuyin ）

东德西德统一三十年了，东德很多人还是苏联思维定势，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东德发展远远落后于西德。只有在苏联时代出生的那批人死绝后，东德才能脱胎换骨。这也是苏联解体后普京迅速把俄罗斯变成个人独裁的民意基础。 同样，如果中共垮台，民主化后的中国很容易恢复帝制，而且比以前更容易，因为民主自由的环境下旧的观念更快的传播，有选票的人大多支持独裁思维，他们用选票就可以颠覆民主政权。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共和，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中共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很容易的就把共产主义独裁专制意识形态装进了民国精英们的大脑。因为中共独裁专制的内核与孔儒独裁专制完全一致，只不过裹上了糖衣，轻易就把知识分子们包括反传统最厉害的鲁迅们俘获了。 如果中共垮台，法轮功很大可能替代中共建立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权。他们要恢复传统文化，把传统中国称为神州，把传统文化称为神传文化。这一套很容易捕获人心。再加上他们是唯一的有组织的反共机构，付出过巨大牺牲，有巨大声望，很多海外知识精英为他们站台。他们将会是中国特色的神权独裁统治阶级，跟霍梅尼差不多。 霍梅尼流落法国的时候也是提倡民主自由、反抗巴列维独裁统治的领袖，但是他的思想基础是极端伊斯兰神权理论。上台后马上就放弃了承诺的民主自由，建立了残暴的神权独裁政权 。连那些支持他们的左派知识分子都被彻底消灭，只留下神棍教士。 不出意外的话，中共垮台后中国将会由法轮功建立第一个神权独裁政权。中共邪恶政权必然垮台，法轮功神权政权必然上台。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人的宿命。

毛泽东历史评价与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内在矛盾 中共在“承认毛时代造成重大灾难”与“维持毛所建政权的正当性”之间构建一套自洽的历史叙事，是理解1981年以来中国政治演进的核心线索。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晚年严厉批评，承认“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最严重的挫折与损失，指出了个人专断与制度破坏。但决议同时划定了明确的政治红线：可以否定毛晚年的错误与文革，但决议绝不能否定1949年革命、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共执政本身。 这种精巧的政治切割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集体智慧并从毛晚年的错误中剥离；将毛的一生定性为“功绩第一、错误第二”。它确立了一道历史叙事的“防火墙”——错误只追究至毛的具体决策乃至个人专断，而不追究到中共政权本身。这不仅是历史结论，更是政治结论，至今仍是中共合法性的基石。 由此产生了三个更深层的思考。 一、 权力约束与纠错机制的张力 1981年决议的重要教训是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加强集体领导。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推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任期与退休制度，意在降低最高权力的个人化与不可替代性。 将习近平称为“另一个毛泽东”并不严谨，两人的时代背景与统治方式截然不同。但不可否认，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最高权力高度集中以及接班安排可预测性的下降，使政治体制与改革初期“防止个人权力过度集中”的导向产生了明显张力。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会重演文革，而在于最高决策发生重大偏差时，体制内还剩多少有效的制约与纠错机制？ 二、 改革逻辑与历史连续性的张力 改革开放的成功建立在放弃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引入市场机制与私有经济的基础上。既然改革的成功来自停止执行毛晚年的路线，为何中共仍须坚持毛“功大于过”？ 因为全面否定毛，就等于否定了1949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断裂了执政的历史正当性。因此，官方必须维持一套安全话语体系，毛建立了正确的国家与基本制度 → 晚年犯下错误 → 党自我纠错 → 邓小平将毛开创的事业带回正轨。这也是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原因。一旦后三十年可以彻底否定前三十年，历史与政治合法性的连续性就会崩溃。 三、 官方话语与民间的“毛热”留下两套并不兼容的政治遗产： 1. 建国者毛泽东：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党的领导。这是官方维护现存秩序的合法性资源。 2. 革命者毛泽东：反官僚、反特权、强调工农地位与群众监督。 当下部分年轻人重新借用毛的话语，并非想回到文革，而是以此表达对996、资本扩张、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的不满。 于是形成了微妙的悖论，官方需要毛作为历史祖先，却不需要毛作为现实批判工具。真正敏感的焦点演变为“谁有权解释毛”——如果社会从毛的遗产中提取“反特权”“反官僚”概念来审视当下，毛就从维系秩序的资源变成了挑战现实的资源。中共既不能让社会彻底否定毛，也不能允许社会自由运用毛的革命逻辑来质疑今天的权力与资本结构。 归根结底，1981年以来不再是“毛泽东几分功、几分过”的问题，而是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集中摆在我们面前，谁有权评价历史？谁有权监督最高权力？谁有权使用党的革命理念来批判现实？

邓聿文认为，中共“元老政治”经历了四个阶段，是哪四个阶段呢？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邓聿文《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轨迹： 第一阶段（1978–1992），可称为巅峰期，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元老依靠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牢牢把握对最高决策的裁决权。这一时期，元老不仅能在重大路线问题上定向（如确立改革开放），还可以在政治危机中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1980 年胡耀邦上任，1987 年胡耀邦下台，1989 年赵紫阳被免职）。邓小平虽不担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却能凭借军委主席和最高威望地位主导党和国家方向。这是元老政治的绝对巅峰。 第二阶段（1993–2002），可称为余威期，随着邓、陈、叶等人相继去世，第一代元老的影响力虽然衰减，但薄一波、万里等老一代革命元勋的余威还在。与此同时，姚依林、宋平等做过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接过“退休影响力”的位置，他们已不再具有“打天下”一代那种革命合法性，虽仍能对高层人事安排和政策方向施加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协商、建议和幕后运作，而非邓小平时代那种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元老政治。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通过1992 年废止中顾委，将老同志影响制度化的平台取消，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制度性弱化开始。 第三阶段（2003–2012），可称为延续影响期，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革命元老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元老”，在退位后对胡锦涛时期乃至习近平前期的高层人事和政治运作仍保持了相当影响力。与此同时，宋平等老干部仍保有一定象征性权威。与邓小平时代相比，这种影响已不再建立在革命功绩和最高裁决权之上，而更多依赖退休最高领导人的资历余威、派系纽带和人事残余，例如所谓江派。它仍能影响高层权力分配，却已难以公开、直接地决定最高政治路线。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可称为“边缘与象征化时期”。 习近平上台后前两年，人事和政策还受到退休元老的干扰，但他通过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大幅压缩了他们影响政治的空间。军队系统整编切断了既有军事人脉，干部任免高度集中于核心手中，舆论与意识形态控制也使老同志公开发声几乎失去现实渠道。在这一格局下，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退休高层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明显边缘化，其政治功能主要限于礼仪性出席重大活动和象征性存在。所谓“元老反习”的传言，更多是对历史经验的想象性投射，而非现实政治的再现。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中泽克二最新评论文章依然在谈论北戴河会议，而习近平新时代北戴河不再具备政治功能，中泽克二评论文章唯一看点是提到习近平希望8大花瓶党派“积极履职尽责，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而对党内老同志习近平采取的办法是恐吓兼封嘴。 每年官方媒体报道蔡奇抵达北戴河，通常都被视为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开始的信号。现任领导人和退休元老会在会议期间非正式讨论重要问题。 熟悉中国政治的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围绕经济管理、外交政策和其他重要议题展开的党内协调工作，“已经提前进行”。 习近平计划在9月下半月正式访问美国，与川普会谈。此外，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定于10月举行。  习近平政府面临大量重要的外交和国内政治问题，围绕其中部分问题的党内协调工作已经从7月开始。 退休元老离任后仍然保持政治影响力。目前还不清楚今年与这些元老交换意见，是否属于提前协调的一部分。 7月下半月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政治动向，其中包括7月24日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的座谈会。这场座谈会由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目的是听取中共以外组织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其他政党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会议重点征求与会者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了中国媒体所称的“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习近平表示，与会者应当“积极履职尽责，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的讲话直到7月30日才公开。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于10月举行。 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不断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给外界留下所有问题都由他自上而下作出决定的印象。 但他在座谈会上要求与会者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传递出了不同信号。这显示，他开始担忧社会舆论以及中共以外的动向。 中国有八个官方承认，但并非反对力量的党派。这些党派支持中共的一党统治，但理论上不属于中共。 八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了座谈会。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亲口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向这些党派领导人及其他与会者寻求合作和建议。 这可以被理解为，在社会不满情绪长期积压之际，习近平对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产生了危机感。也可以理解为，他承认仅靠中共无法应对中国的经济困境。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消费支出疲弱、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使经济陷入困境，迟迟无法摆脱束缚。 根据7月中旬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实际增长4.3%，低于第一季度的5%，也未能达到中国政府为今年设定的4.5%至5%年度增长目标下限。 不过，习近平虽然对中国经济的严峻局面表现出危机感，却没有显露出大幅调整政策的迹象。 事实上，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发布的消息显示，习近平将继续推进现有经济模式。这个模式优先发展先进产业，而不是采取措施缓解消费者的谨慎情绪。 新华社报道，会议要求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这与习近平7月24日表现出的危机感形成反差，但背后有政治原因。 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向，都等于承认此前犯下错误。习近平政府一旦承认判断失误，可能会在2027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面对要求彻底更换领导层并完成代际交替的呼声。 在上周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五中全会主题定为“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公开反对的主题。 加强管党治党，也与习近平政府上台后持续推进的反腐运动密不可分。 习近平准备通过展示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在明年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寻求连任，开启第四个五年任期，继续延长执政时间。 不过，挑战仍然存在。其中一个问题是，两名接受调查超过半年的军方最高层领导人，至今仍未确定将受到什么处分。 2025年秋季，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前，解放军高层经历了大规模清洗。 今年1月，官方宣布，解放军现役军职最高的军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半年多已经过去，但张又侠和刘振立的调查结果仍未公布。上周发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消息甚至没有提到这两名将领。 今年4月，官方宣布，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接受调查。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审议了这一问题，决定因腐败问题开除马兴瑞党籍。这一决定将在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获得最终批准。 张又侠和马兴瑞都曾是习近平的亲信。张又侠和习近平都属于“红二代”，也就是革命年代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两人相识多年。张又侠与党内元老之间也有深厚联系。马兴瑞更像是政治体系中的外来者，但在习近平执政期间迅速获得提拔。 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年夏季北戴河会议与党内元老交换意见后，张又侠和刘振立是否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前受到处分，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受到处分。

从众声喧哗到满天红旗，"七一"如今对香港人来说代表着什么？ 今年"七一"是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也是香港进入后国安法时代6周年。今年港府除了庆祝回归的活动，还将首度与驻港中联办联合举办中共建党105周年庆祝活动。 从1997年主权移交、2003年七一游行，再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与后《国安法》时代，7月1日这个日子见证了香港不断变幻的历史。 DW在今年"七一"前夕，采访前社民连主席陈宝莹与宏福苑大火连署发起学生关靖丰。来自不同世代的他们，对于"七一"的记忆是什么？怎么看待香港变化？

贾浅浅现在又在国内火了一把，中央级媒体新华社开始带头批她。说他学历造假。 其实在中共国学历造假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参军，需要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但是参军的孩子里，充斥着大量读书不行的小混混，这些人大多初中都读不下去，就开始混社会了，但是他们却可以正常参军，甚至在部队里提干，退伍后不少还能走个关系在当地派出所当个警察。他们的毕业证基本都是父母走个关系，搞到的。 其实，这种学历造假从低学历到高学历，从地方到中央，是非常普片的现象，包括国家级领导人在内，他们有一个专门给学历造假的机构，就是中央党校，所谓党校，哪怕你是个打字不认识一个的泥腿子，你也能够混个几年拿个本科，硕士的学历。那里学的不是数理化，而是如何给你阴暗的人生开挂。 贾浅浅的学历造假那是这个时代背景下，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大家都在做，甚至有人用假学历能当上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她不造假，她就要吃亏，就要活得比别人类。 贾浅浅即便学历造假，但好歹她有真实的学识做后盾，至少她的诗歌水准在中共国的诗人圈子里足够排在前列，原因很简单，因为她写的诗歌至少是通的，至少能让你看懂，而今天中共国的文化圈子里，太多所谓的诗人写的东西其实狗屁不通，一帮写着狗屁不通的诗歌的人，在那里去指责别人屎尿体，真是好笑。 比如西安某大学的党委书记，号称诗人，写的诗歌狗屁不通，但人家是党委书记，被一堆人推崇。 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多。

9月9日，是毛泽东死亡50周年。也是文革结束50周年。看到网上有人设想，如果毛泽东再多活几年，会不会自己亲手结束文革，甚至开启改革开放。 判断中共政治人物可能做什么，最可靠的依据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他反复做过什么。毛泽东的政治轨迹不是偶然翻车，而是一次又一次发动政治运动、制造敌人、清洗异己，并不断用新的斗争掩盖上一轮斗争造成的问题。大跃进的灾难没有使他告别政治运动，反而在数年后迎来了规模更大的文化大革命，文革造成的浩劫，也没有在他生前出现任何清晰的、自我否定式的政治转向。 如果毛不死，也许会改革开放当然不能在逻辑上被证明为绝无可能。但我们同样可以说，毛很可能发动另一场政治运动，再寻找一批新的“敌人”，再让整个国家陷入到绝境。 更值得玩味的是，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不是因为毛泽东继续掌权，而是在毛时代的政治路线被逐步否定、纠正和退出之后才成为可能。把改革开放想象成毛晚年本来可能送给中国的礼物，有点像一个纵火者离开火场以后，人们开始重建房屋，却有人坚持说：如果纵火者再多留几年，说不定他也会亲自拿起灭火器。 历史评价最忌讳的是替专制独裁者虚构悔悟。普通人的错误可以用“如果当初”来宽慰，掌握绝对权力的政治家必须按照实际造成的后果接受评价。因为政治家的每一次“也许”，落到普通人身上，都是一生的噩梦。 9月9日对待毛泽东之死可以各有立场，但有一件事不必假设：毛泽东死后，中国才真正获得了结束毛泽东时代的可能。

【专访周锋锁：“另一个中国”始终存在】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近日接受美国调查新闻机构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Reportika（IJ-Reportika）专访，以 1989 年天安门学运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六四的记忆，剖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监控与跨国镇压，并阐述他对中国民主未来的思考。 从学运到终身使命 作为当年天安门学运的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在六四镇压后身陷囹圄，后于美国重建人生。他说，天安门运动改变了他一生的方向。那一代学生并非追求动乱或革命，而是渴望对话、问责与尊严。六四的屠杀击碎了立即变革的希望，却也赋予他终身的使命。他从中领悟到，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唯有当普通人愿意付出巨大代价去捍卫，它才得以延续。 人道中国与人权：以事实为本 周锋锁于 2007 年与人共同创办人道中国，最初以个人积蓄资助工作，二十年来为数以千计的政治犯、良心犯家属、难民与受迫害者提供人道援助。他强调，人权组织最宝贵的资产是公信力。当权者依赖虚假信息，捍卫人权者就必须达到更高的证据标准：尽可能通过多个独立来源核实，清楚区分已核实的事实、有依据的评估与尚待查证的指控，并在出现新证据时公开纠错。以事实推动倡导，因为真相本身就足够有力。 历史记忆为何令当局恐惧 谈及记忆，他引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极权政权惧怕记忆，因为记忆保存了另一种可能。天安门运动曾证明，千百万中国人公开追求民主、宪政与自由，打破了"中国人既不渴望也未准备好迎接民主"的迷思。三十多年后，当局仍耗费巨大资源审查每一次对六四的提及，正因为它明白，历史真相能够激励后来的世代。铭记天安门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真相、正义，以及守护中国的民主传统。 最令他忧心的趋势：独裁与AI的结合 被问及当下最令他担忧的趋势，他的回答是独裁与人工智能的合流。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能够如此大规模地监控整个人口、操纵信息、压制异见的技术；一旦与跨国镇压相结合，AI 或将造就史上最有效的极权控制工具。他尤其警惕由政权掌控的、日益强大的中心化 AI 系统。但他也指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AI 同样能够赋能人权工作者分析审查、核实证据、揭露虚假信息、保存历史记忆。真正的问题在于，AI 究竟会赋能个人，还是强化权力。归根结底，AI 的未来不只是技术竞赛，更是一场价值观之争。 跨国镇压与民主社会的防线 他指出，中共的跨国镇压之所以扩张，源于六四后许多民主国家选择接触与融合，而非从本质上正视这一政权。海外异见者长期首当其冲，承受监控、恐吓、网络攻击与对家人的威胁。他呼吁民主国家以更健全的法律、更一致的执法、更广泛的公众意识，以及与公民社会更紧密的合作来回应。这不仅关乎保护中国异见者，更关乎捍卫民主国家自身的主权。 希望所在 尽管前路漫长，周锋锁依然抱持希望。他强调，中国的未来终究取决于中国人自身，尤其是新一代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能否将沉默的不满转化为和平的公民参与。他同时谈到，独立的调查报道是民主最坚实的防线之一，在 AI 生成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更显重要。纵观中国近代史，有意义的改变，始终源于普通公民重新找回行动的勇气。 全文详见：

这几天持续在热搜榜上霸榜的，是创造全球最具影响力AI产品Kimi K3九零后的青年才俊杨植麟。 就在Kimi K3开源十几个小时后，习近平又开始为人工智能指方向了，他在中国主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要“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习近平凭什么底气说这个话？ 就是因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全球科技的，至少已经有很多代表人物，比方说DeepSeek、Kimi、智谱、MiniMax这样的头部大模型科技企业。 尤其是刚刚崭露头角的Kimi创始人：杨植麟，他像一股旋风，震动了全球AI人工智能行业。 他带领的Kimi进入全球模型第一梯队：最新发布的Kimi K3在月之暗面公布的多项编程、智能体和知识任务测试中，超过OpenAI的GPT-5.5、GPT-5.6，并在部分项目上达到或超过更先进的Fable 5，同时以开放权重和更低成本冲击美国公司的封闭、高价模式。 杨植麟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之后赴美国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师从知名科学家，后来进入苹果负责AI研究的导师Ruslan Salakhutdinov，按常规路径，他可以留在硅谷，但美国没有留住他。 不是说美国没有给他高薪职位，而只是把他当作一名可以被大公司吸纳的一名打螺丝的研究员，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独立掌握资本、算力、团队和技术方向，把个人研究能力转化为一家世界级AI公司的组织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正在形成另一种模式。 中国的科技产业人才辈出，尤其是互联网和现在最红火的AI人工智能，是年轻人的天下。 而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人，都还是文革红卫兵哪一代，根本就不懂互联网，更不懂人工智能是干什么的。 但他们又始终有赶英超美的决心，他们要消灭美帝国主义，所以在最新兴的科技产业上，愿意举全国之力，超越美国，手段上鼓励中国人，能偷则偷，能骗则骗，只要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弄到中国来。 因此每年在美国留学的30万留学生，在当今AI时代，华人工程师的规模、市场速度、产业链完整度和创业执行力，已经不断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 之所以这个行业迅猛地发展，是因为中共体制干预的能力很差，原因在于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习近平、蔡奇、李强这样的土包子，他们不懂AI，想干预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所以只要是中共暂时还管不到、插不上手的领域，一定是最繁荣开花的园地。 尤其对于DeepSeek梁文锋、月之暗面杨植麟，这些年轻技术人才来说，他们一旦有了“成为创造者”的土壤，立马就繁花似锦了。 这就让美国有了紧迫感，美国政府负责人工智能相关工作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场竞争美国不能输。如果中国领先，中国造成的麻烦和破坏不可想象。 因为美国是给全球制定规则的，而人工智能规则，一旦被中国改写，全球都按照中国的模式，显然中共就利用高科技的优势，会改写全球的意识形态。 说到底这就是文明和邪恶的斗争。 过去几十年，美国科技霸权真正的核心，并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一套全球独一无二的人才吸引体系： 美国大学负责培养和发现人才； 硅谷负责技术商业化； 华尔街资本承担创新风险； 移民制度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大脑； 100多年来，美国一直提供一种开放、平等、鼓励冒险的文化，让世界上无数年轻人相信——美国才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最佳舞台。 所以从爱因斯坦到马斯克，到今天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无数的华人青年才俊，都奔向了美国。 创造了美国几乎所有高科技产业，华人的身影无处不在。 然而近些年，美国精英体系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封闭化趋势。 顶尖大学、科技公司、风险资本、媒体和文化机构之间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圈层网络。 名校背景、人脉资源、家庭资本、社会关系，在很多领域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创新的入口，正在从“能力竞争”逐渐变成“圈层竞争”。 这是美国留不下杨植麟这类人才最明显的瓶颈。 美国曾经让马斯克留下了，所以马斯克给人类带来的科技创新，在今天任何人都不会低估马斯克的创造力，而且是只有美国才能给他这片创造的土壤。 那么在AI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美国不能留住更多的像马斯克一样优秀的杨植麟这样的人才？ @baodian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