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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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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幾個小時,就是 1011 一週年了。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兩個很好的朋友,在那天之後永久退圈了。 一個回去接家業,一個重新回去上班。 兩個人都曾經在這個市場拿過大結果,照理說早就該上岸了,最後卻以這樣的方式離開了市場。 我自己其實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 因為當時 CK 數據已經顯示市場過熱,我原本沒有持有任何槓桿倉位。 唯一的例外,是睡前看了一下比特幣的支撐位,手動在下方掛了一筆小額逐倉槓桿多單。 這筆單成交後,短短一個小時內就被清算,損失了 4 萬多美元。 公司的量化策略當時也空手,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但我永遠記得,那天打開山寨幣線圖時的震撼。 很多幣的走勢,已經完全超出我對市場的認知。 論整體市值跌幅的慘烈程度,1011 可能還比不上當年的 312。 但論市場混亂程度、流動性枯竭,以及離岸交易所與法幣交易所之間誇張的價格偏離,絕對是 Crypto 歷史上最極端的一次。 做了這麼多年交易,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見識過 Crypto 市場各種荒謬的行情。但 1011 還是讓我開了眼界。 更讓我難以接受的是,即便一年過去了,我們能拼湊出的資訊依然非常片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不同交易所之間會出現如此誇張的價格偏離?又是哪些環節出了問題? 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一個足以讓人信服的完整解釋。 Crypto 這個產業聚集了無數優秀的人才,走到今天,我認為我們值得一個更透明、更成熟的市場。 在這種極端事件發生之後,市場參與者有權知道自己究竟經歷了什麼。 我們不應該永遠只能面對一個黑盒子,然後被要求接受所有結果。 或許多年之後,事情的真相會在某個人的回憶錄中,被輕描淡寫地提起。 但對那些在那一夜付出慘痛代價的人來說,答案不該來得那麼晚。 那些荒謬的 K 線,如今回頭看都已經成了歷史資料。 但對某些人來說,那一天真的永久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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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俄籍教師:中國充滿活力,吸引我留在了這裡】11月18日,來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到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該校俄羅斯籍老師娜佳(Nadya)在深生活、工作多年,日前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她回憶,自己曾通過書本了解中國,後來希望親身感受這片充滿活力的土地,於是來到深圳。如今,她很高興能夠參與中俄教育合作。談及與深圳的緣分,她說:“與其說是我選擇了深圳,不如說是深圳的活力吸引我來到這裡,並讓我留了下來。”#APEC# #APEC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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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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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恐惧》湾区放映藏人导演分享心路历程 华语青年挺藏会10月11日(周日),在金山湾区阿尔维索(Alviso),举办纪录片《不再恐惧》放映交流会,邀请藏人导演顿珠旺青,分享拍摄历程、六年牢狱经历及流亡美国后的生活,盼让更多华人了解西藏人权问题。 活动以中文进行,透过纪录片放映、当事人亲身讲述及现场交流,带领观众了解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藏人试图向国际社会传达真实心声的故事。 冒险拍摄纪录片记录百余名藏人心声 顿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1974年出生于青海省海东地区一个偏僻山村,家境贫困,兄弟姊妹十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 他回忆,童年时,家中长辈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总是避开孩子,不敢公开讨论。他的部分亲人曾遭中共当局抓捕,其中一名年仅14岁的姨母也在文革期间被捕去世,这些经历对他产生深远影响。 1992年,18岁的顿珠旺青前往拉萨,后来经尼泊尔抵达印度达兰萨拉。在当地,他接触到有关西藏历史、文化与人权的书籍及影像资料,开始思考如何为藏人发声。 1993年返回藏区后,他持续关注藏族文化、语言及人权问题。 2007年,随着北京奥运会临近,顿珠旺青决定利用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机会,拍摄一部由普通藏人亲自讲述生活与心声的纪录片。 他表示,中共官方长期宣传西藏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但许多藏人对自身处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他希望透过镜头,让外界直接听见藏人的声音。 大约从2007年8月开始,至2008年3月,顿珠旺青与藏人僧侣果洛·久美等人,使用普通录影机,秘密走访不同藏区,采访一百多人,累积约45小时的影像素材。 受访者谈及宗教自由、藏族文化、生活处境及北京奥运会等议题。为避免引起当局注意,拍摄团队尽量选择偏僻地点,并事先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露脸。 拍摄完成后,录影带由不同人士分批秘密带出中国,送往瑞士苏黎世,再由顿珠旺青的表哥嘉央慈诚负责剪辑。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纪录片《不再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正式公开,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坚持为受访者负责遭捕后拒绝认罪 交流会上,有人问顿珠旺青,既然录影资料可以秘密带往海外,为什么他没有一起离开? 他表示,接受采访的藏人无法离开,他不能只顾自己逃走。这些受访者只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未犯罪,如果有人必须承担责任,他愿意站出来。 2008年3月26日,顿珠旺青遭中共国家安全部门逮捕。 他回忆,被捕后,当局先将他秘密关押在一家旅馆,家人不知道他的下落。期间,他遭受殴打、坐老虎凳、剥夺睡眠及饮食等酷刑,随后又被转往青海接受审讯。 他表示,当局曾要求他在镜头前宣称,纪录片是受到海外藏人组织胁迫才拍摄的,甚至提出金钱、释放及保护等条件,希望他配合录制声明,但遭到拒绝。 2008年12月,顿珠旺青在羁押期间,第一次看到完成剪辑的《不再恐惧》。 他承认影片由自己拍摄,但坚持认为,让藏人讲述自身经历并非犯罪。他表示,中国法律也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质疑当局为何要将拍摄纪录片视为犯罪。 2009年12月28日,他在青海受审,随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他表示,家人聘请的人权律师曾受到当局施压,最终无法为他辩护。庭审过程中,他始终拒绝认罪。 六年监禁遭强迫劳动出狱后仍受监控 谈及六年牢狱生活,顿珠旺青表示,他先后被关押在青海不同监狱,经历严格管理、强迫劳动及各种限制。 他回忆,监狱中有大量藏族囚犯,但日常规章只有中文版本,藏人囚犯之间甚至不能自由使用藏语交谈。 他曾被安排剥大蒜、缝制服装及军服等工作,有时从清晨工作至深夜,每天只有两顿饭,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他还提到,狱中关押着不少因政治或信仰问题入狱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一些法轮功学员因反抗监狱待遇,受到进一步惩罚,甚至被加重刑期。 2012年,他曾写信给时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反映监狱中的人权、生活待遇及藏人遭受歧视等问题。事情曝光后,他被单独关押84天。 顿珠旺青表示,狱方曾要求他认罪、写悔过书,以换取减刑机会,但他始终拒绝,因此未获减刑。 2014年6月5日,他服满六年刑期获释。然而,出狱后,他仍受到当局严密监控,旅行、工作及与朋友往来均受到限制,甚至难以正常办理身分证件。 他形容,出狱并不代表真正恢复自由,而是从一座监狱走进另一座监狱。 2017年12月25日,顿珠旺青历经多国辗转抵达旧金山,与家人团聚。如今定居湾区的他,致力于保存藏族语言与文化,并开办藏语幼儿园,照顾约八名藏族孩子,以藏语为主要教学及交流语言。他表示,在美国成长的藏族孩子多以英语沟通,母语传承面临挑战,希望透过幼儿教育,让下一代从小学习藏语,延续民族文化。 妻子冒险授权影片公开错过奥运恐失去关注 华语青年挺藏会会长段荆棘受访时表示,《不再恐惧》能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公开,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顿珠旺青被捕后,影片虽已在海外完成剪辑,但是否公开发布,仍面临艰难抉择。 由于影片一旦公开,可能使已遭拘押的顿珠旺青面临更严重的刑罚,海外制作团队希望先取得家属授权。 当时,顿珠旺青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在印度,面对丈夫遭到拘押、家庭前途未卜的处境,承受巨大压力。 段荆棘表示,她后来曾亲自询问顿珠旺青的妻子,是否担心影片公开后,丈夫会被判处更重的刑期。 对方表示,丈夫已经被抓,而他拍摄影片的目的,就是希望全世界看见西藏的真实处境。如果错过北京奥运会这个时机,等奥运结束后,国际社会可能就不再关注这件事。 最终,妻子选择支持影片公开,让藏人的声音得以传向世界。 段荆棘认为,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顿珠旺青本人的勇气,也反映了家人为坚持信念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段荆棘表示,顿珠旺青的故事在国际社会广受关注,但华语社会对他的经历仍相当陌生。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西藏发生大规模抗议及镇压,却未受到华人社会足够重视。华语青年挺藏会希望透过此次放映交流会,让更多华人了解顿珠旺青的经历及西藏人权问题,促进华藏交流。 她强调:「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不代表这个事情就不重要了。」 【大纪元记者薛明珠湾区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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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也没想到,那个“普通人”前夫,30年后活成了另一种赢家! 有人站在聚光灯下,被无数人仰望;有人远离喧嚣,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幸福。 多年后再看杨澜和前夫张一兵的人生,很多人都会发现:他们没有谁输谁赢,只是选择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最近,一则消息再次让张一兵进入大众视野。 据媒体报道,有自媒体曾开出50万元高价,希望邀请张一兵接受专访,只要聊聊当年与杨澜那段四年的婚姻,无论是回忆还是评价,都愿意付费。 面对这笔不菲的报酬,张一兵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 “没什么好说的。” 短短五个字,结束了所有话题。 在今天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这样的选择显得格外难得。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 杨澜和张一兵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两人经家人介绍相识相恋。 那时候,杨澜还是一个普通女孩,张一兵则进入银行工作,端着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婚后的生活简单而平静。 张一兵按时上下班,做饭、做家务,杨澜则一步步开启自己的事业。 1990年,《正大综艺》全国选拔主持人,杨澜脱颖而出,一夜成名。 一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成为无数人的时代记忆。 随着事业不断攀升,杨澜接触的是国际名流、商业精英,而张一兵依旧每天面对银行业务、报表和风险控制。 两人的世界开始渐渐拉开距离。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1994年。 就在事业最红的时候,杨澜毅然辞去央视工作,自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有人说,这是梦想与现实的分岔口。 有人说,这是野心与安稳的碰撞。 放在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出国深造很正常,但在30多年前,这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和风险。 银行系统几乎没有海外岗位,张一兵如果同行,就意味着放弃稳定工作,从头开始。 最终,两人选择了和平分开。 1995年,他们低调办理离婚,没有公开互相指责,也没有任何狗血剧情。 甚至有媒体称,张一兵还默默帮助处理了一些善后事务,让这段婚姻体面地画上句号。 离婚之后,两人的人生开始朝着不同方向前进。 杨澜后来在美国认识吴征,两人结婚后共同创业,创办阳光媒体集团。 她主持《杨澜访谈录》,采访全球上千位政商名流,从央视主持人成长为知名企业家。 这些年,她涉足文化、传媒、投资等多个领域,成为不少人眼中成功女性的代表。 当然,企业经营也并非一路顺风。 此前媒体曾报道,杨澜持股的一家公司因商业纠纷被冻结部分资金,不过公司随后回应属于正常商业诉讼程序,并不代表个人经营失败。 相比之下,张一兵的人生几乎没有多少波澜。 离婚后,他始终留在银行系统工作。 从普通员工,到业务骨干,再到管理岗位,一步一个脚印。 公开资料显示,张一兵胜任中国人民银行嘉兴市中心支行行长,后来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行长。 在同事眼中,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靠谱。 几十年来,他几乎从未接受过关于杨澜的采访,也没有借前妻的名气获取任何利益。 有人想买他的故事。 有人希望他爆料往事。 有人甚至愿意高价购买独家采访。 可他始终没有答应。 因为在他看来,过去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反复消费。 后来,张一兵重新组建了家庭。 妻子低调朴实,女儿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进入国企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没有豪宅,没有豪车,也没有聚光灯。 有的只是每天按时上下班,一家人围坐吃饭,每年一起去海边度假,周末陪伴家人。 有人说,这样的人生太普通了。 可仔细想想,真正能把普通日子过好,又何尝容易? 尤其是在今天,越来越多人把名气、财富当成成功唯一标准。 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单选题。 杨澜选择了不断突破边界,在更大的舞台实现自己的价值。 张一兵则选择守住自己的节奏,把工作做好,把家庭经营好,把过去留在过去。 一个活成了聚光灯下的成功女性。 一个活成了平凡生活里的温暖丈夫、父亲和金融人。 他们的人生没有对错,更没有输赢。 真正令人敬佩的,也许不是谁更有钱、谁更有名,而是谁能够忠于自己的选择,并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张一兵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做金融,最忌被掌声冲昏头。” 这句话,像是在说工作,也像是在总结自己的人生。 不追逐流量,不消费过去,不羡慕别人,在自己的轨道上踏踏实实走下去。 或许,这就是他三十年来最大的智慧。 人生没有统一答案。 有人因梦想而精彩,有人因平凡而幸福。 杨澜的人生值得尊敬。 张一兵的人生,同样值得尊重。 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把自己选择的人生,认真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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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为什么卸任国家主席? 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接着刘少奇当选新一任国家主席,这事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 但如果把时间线一点点拨回去,看清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职位交接”,而是一场在党内、在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上,经过长时间酝酿、权衡和妥协的重大政治安排,背后牵着的是新中国权力结构的调整,和一代领导人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 先把事情说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卸任?朱德为什么“让位”?刘少奇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国家主席那个位置上的? 这事既不是谁临时起意,也不是简单的“谦让”,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那时候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担任的是这个职务,同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 直到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才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国家主席”。 从那一刻起,毛泽东多了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的身份,而朱德则成为国家副主席。 从资历、威望、群众基础来看,当时除了毛泽东,没人比他更适合做国家主席。这一点,无论党内党外,几乎没有异议。 问题不在于“他适不适合”,而在于:他自己要不要继续干。 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干到不想干,是后来的事,其实非常早——1955年前后,他就开始公开表达“不想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了。 第一次说的时候,身边不少人都觉得是“谦虚”“客气话”,没有太当真。 真正引起高层重视,是1957年。 那时候什么背景? 国内刚经历完“合作化”“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大框架稳定下来了,但经济建设经验严重不足,国际上冷战加剧,对抗很尖锐。 可以说,全国上下都还在摸索中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第二次较为严肃地提出:以后不要再由他担任国家主席。 他的理由,其实一点都不玄乎,很朴素,就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特点——外事活动太多,要见各种外国元首、代表团,要出席各种礼仪和外交场合。 对他来说,这是负担,不是兴趣。 他本人更愿意、也更擅长的是抓党的路线、方针、思想理论这块,而不是频繁出现在外事礼宾场合。 说白了,他想把这部分从自己身上卸下去。 1957年,他在党内再次提起这件事,并把原因讲得比较透后,周恩来、朱德等一批对他非常了解的领导,态度就逐渐转为“理解并支持”。 他们不是不明白风险,而是知道,毛泽东真正看重的是“党和路线”,而不是那个国家主席的头衔本身。 到了1957年4月30日,五一节前夕的一场大会上,毛泽东当着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面,又公开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想法。 这一下,不光党内,民主人士那边都炸了锅。 很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对毛泽东是发自内心地信任。 他们经历过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也见过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对比解放后几年国家在秩序和民生上的变化,对毛的评价是——这是个真心要把国家带出泥潭的人。 于是,当他们听说毛要卸任国家主席,第一反应是:这对国家是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当时有名的两封信,就是陈叔通、黄炎培写给周恩来、刘少奇的。 他们的担忧说得很直接:现在国内刚刚稳定下来,国际阵营对立也非常激烈,需要一个在“集体领导中非常突出的权威”坐镇,最好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内不要更换最高领导人。 潜台词其实就是:毛泽东如果不再当国家主席,会不会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定海神针”?也会不会导致内部产生不必要的摇摆? 毛泽东看完信,没有当场回。 他先让邓小平转给政治局,走完党内讨论程序后,才把批复转给陈叔通、黄炎培。 批复内容很清楚:不连任国家主席,他有两个理由: 一是,四年一届,他觉得这个“周期太长”,不想被这个职务“绑定”太久。 二是,“个人威信”这件事情,不是靠职位和任期长短堆出来的。 即使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影响力,短期内也不会因为“职务变化”而削弱。 这是他当时相当自信的一点。 民主人士的担忧主要是从“形式”和“国际感受”出发,而毛更多是从“实际工作重心”和“党内权力结构”来考虑。 两边不完全对路,但都不是情绪化。 1958年底,事情终于走到了一个“必须拍板”的节点。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在党内外基本达成共识,正式通过。 接下来,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桌面上: 下一个国家主席是谁? 要知道,在当时的党内高层,符合“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有好几位——资历、威望、能力都不差。 呼声最高、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朱德。 还有一部分干部比较看好刘少奇,希望他能进入考虑范围。 先说朱德。 这个名字在近代中国史上,几乎等同于“人民军队”的代名词。 “朱毛”这个说法来源已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就是那对最重要的搭档。 朱德出身滇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军事才能和政治态度都是过硬的。 从早期游击战争,到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作为总司令和“军中定盘星”的地位,没人敢轻视。 他是开国元帅之首,这不是虚名,是几十年战火换来的。 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有谁能顺理成章接替毛泽东做国家主席,那一定就是朱德。 中央后来草拟第二届全国人大的人事方案时,最初打算就是:国家主席由朱德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刘少奇担任。 这个安排,从资历、威望、党内平衡各个角度来看,都很“顺手”。 当时毛泽东也特别明确讲过一件事:他不会因为个人好恶和想法,去左右下一任国家主席的人选,这个完全交由二届人大按照程序来决定。 这话不是客套,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我可以不当,但谁接班,要按制度办。” 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本来应该是:朱德接国家主席,刘少奇去做人大委员长。 这个局面,按现在话说叫“看上去一切都很合理”。 结果,就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朱德自己的态度。 当中央内部公布拟定的人选名单后,朱德拿到名单,看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思考。 过了不久,他提笔给时任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内容,成了整个权力安排转向的关键。 信里,朱德说得很直接: 一,他本人不打算参加国家主席的选举; 二,他认真推荐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人选。 他在信里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有分量的——从革命年代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党内、在国家政务方面都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能力、作风、政治立场都经得起检验,完全可以胜任国家主席。 他还强调了一点:自己一贯服从组织安排,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个人打算,更不存在什么“顾虑”。 那为什么朱德自己不想当? 这里有几层原因,他平时也有在不同场合讲过: 第一,他觉得自己“过了那个年纪”。 1959年,朱德已经七十多岁,身体状况和精力水平,自己最清楚。 国家主席不是挂名,而是要承担大量繁琐又重要的事务——接待外宾、出访、主持大型活动、兼顾军队和其他领域的统筹。 朱德觉得,自己这个岁数,要长期承担这么多外事活动和代表性工作,很难做到游刃有余,可能不如中生代的领导人更合适。 第二,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长短板。 他的强项是军队、军事指挥和部队建设,对宏观经济、复杂外交、国家整体政务这些领域,他不否认能参与,但不认为自己是最擅长的那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从早年就在工人运动、地方党组织建设、隐蔽战线、政务管理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建国后又一直主持或协助处理大量国家层面的具体工作,对“国家机器怎么运转”非常熟悉。 第三,一点看似细节、其实很中国式的考虑:他比毛泽东大七岁。 他曾私下对人讲过——从情理上说,自己要去接毛泽东刚卸下的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总是有点“辈分上不太顺”的感觉。 他尊重毛的核心地位,也不愿在外界形成“朱接毛班”的这样一种容易引发联想的印象。 对他这种一辈子打仗、习惯在集体里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 还有一点更“生活化”的细节,也能看出他为什么对刘少奇放心。 1949年夏天,两人在中南海成了“邻居”,因为那时条件有限,大家没什么单独厨房,都在会场食堂吃饭。 朱德发现,刘少奇经常因为处理政务,错过正常吃饭点,很多时候一天只有晚上那顿饭是能见到人的。 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让朱德很直观地看到:刘少奇是那种真心肯往里“熬时间”“下苦功”的领导,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那种类型。 从朱德的视角看,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交给刘少奇,他是放心的。 自己则退一步,更集中精力继续抓好军队、人大工作,这样整个领导层在分工上也更合理。 朱德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上后,中央高层开始了比较严肃的一轮讨论。 大家不是简单“顺水推舟”,而是从整体布局来权衡: 毛泽东已经决定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但仍然是党的最高领袖,如果国家主席再由朱德出任,那在外界看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军人国家主席”的印象; 而让刘少奇出任,则意味着国家政务系统的“管家角色”名正言顺,军队那块继续由朱德坐镇,两条线清晰分工。 最终,中央认为朱德“让贤并举荐刘少奇”的建议,是有很高“可操作性”的方案,于是决定由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正式候选人,提请全国人大选举。 1959年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正式向与会同志说明这一安排。 此后,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也公开讲了一段话,点出了一个敏感现实: 朱德和刘少奇这两位,在党内都是很有威望的干部,无论选谁当国家主席,外界和内部都难免会有人拿他们相互比较、议论。 换句话说,他很清楚这次人事安排不会“零争议”,但这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从实际工作来说,刘少奇其实早就半只脚站在“国家元首的职责”里了。 新中国成立后,只要毛泽东外出视察、离开北京,很多国家事务,尤其需要有人来具体抓落实、管日常运行的部分,基本都是刘少奇在主持。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事非常规整,一件事一件事盯到位,不搞虚头巴脑的形式。 很多参加过当时工作的人后来回忆,刘少奇“经手的事情,基本不出纰漏”。 这也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干部心里认同:让他担任国家主席,是比较稳妥的方案。 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毛泽东作了卸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这也算是对自己前几年的多次表态,做了一个公开的“最终确认”。 随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宣布:经选举,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当场的反应,跟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喜形于色”很不一样。 他一再表示自己“惶恐”,觉得这是党和人民极大的信任,压力比荣誉大得多,也曾当面提出过想推辞。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组织原则下,他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接下了国家主席的职责。 外界看到的,是当天晚上全国的喜庆气氛——街上张灯结彩,单位里、居民区自发庆祝,敲锣打鼓,到处是“国家选出了新主席”的热烈场面。 刘少奇家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向他道喜。 但据当时身边人的回忆,那天刘少奇脸上没什么笑,他只是简单点头,然后像平时一样走回办公室,继续处理公文。 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里: 国民经济在“大跃进”和各种冲动指标的影响下已经严重失衡,农村的实际情况远比统计数字难看得多,很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和百姓生活状况,都在恶化。 作为刚刚“接班”的国家主席,他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不是一张白纸。 当上国家主席之后,刘少奇没有急着推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而是先从最现实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入手,尤其是农村。 他去地方调研,不是只听汇报、看材料,而是走到农户家里,看粮食、看锅灶。 有一次,他为了弄清楚孩子们到底吃没吃饱,甚至亲手扒开小孩的粪便看里面有没有粮食残渣,这件事后来被不少亲历者讲起过。 这个细节听起来很“冲”,但正好说明,当时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真实情况被层层粉饰,要知道真相,只能自己用最直接的办法去看。 回到北京之后,刘少奇参与推动了一些调整政策,尽量把经济从极度偏离的状态往回拉。 这些努力后来被证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限于当时大环境和各种力量博弈,他能做的也不是无限的,很多问题不可能通过几道批示就立刻解决。 在外交方面,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那几年,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明显“动”起来了。 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与这些国家领导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互动。 这对当时还相当孤立、被西方强烈围堵的新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拓展了外交空间,也让世界更多国家开始在现实层面接受、承认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说一句: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并不等于他淡出权力核心。 为了回应民主人士和群众对他“继续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期待,党组织后来在宪法中加了“国家名誉主席”的规定。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国家名誉主席,继续抓党的路线、思想理论和方针,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思考、主持党内重大会议上。 这种安排,一方面满足了“毛继续在”的政治预期,另一方面也确实给了他更多精力去关注他最在乎的那些“方向性”的东西。 朱德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继续在军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格局大致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工: 毛泽东把住党的大方向和战略,刘少奇抓国家具体运行和政务,朱德镇住军队和人大系统,周恩来继续总理政府日常工作。 这套搭配,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集体安排,不是几个人临时说说就定的。 站在今天回头看,1959年的这场“主席更替”,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影响: 第一,它标志着新中国最高层权力结构从“党政合一集中于毛泽东”开始尝试往“党政有所分工”调整。 毛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留在党的最高位置上,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角色从“对内对外都在台前”的那个形象,慢慢向“幕后定向”的那个位置移动。 刘少奇上来,更多承担的是具体治理、修复经济、稳定秩序的任务。 第二,它是在国际压力与国内困难并存的背景下,通过相对有序的程序完成的一次最高层权力交接。 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多见。 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展示出了一种“按宪法程序更换国家元首”的治理能力,这对外界认识中国政治,也产生了影响。 第三,对刘少奇个人来说,这次当选国家主席,是他一生政治轨迹中的高点,也是后来一系列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起点。 很多后来发生的复杂斗争,并不是这次交接本身就埋好了“阴谋伏笔”,而是在后来的路线之争、形势变化中逐渐激化的。 但无论怎么评价,1959年他接任国家主席,确实承担起了那几年里中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责任。 如果只用一句话把这件事的逻辑串起来,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主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是为了把精力转回到他认为更根本的“党和路线”上;朱德看清自己年龄和特长,选择让位,把更适合干政务的刘少奇推到前台;刘少奇在极其艰难的经济和外交环境中,接下了国家主席这个重担,尽力把一系列偏离拉回到相对可控的轨道。 整个过程,没有什么传奇戏剧性的桥段,更多的是一代领导人对自己、对国家处境的冷静判断和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这场“主席更替风波”,才值得我们今天反复回头看——它不是简单的职务更改,而是一套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重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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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109教案# #释放吴秋雨# #释放汪中长老# 锡安教会关于敦促北海市银海区法院 立即释放汪中和吴秋雨的公开代祷信 亲爱的主内家人和各界友人,平安! “10·9”锡安教案已历时323天。2026年7月17日,北海市银海区检察院将教案起诉至同区法院。法院原经计划于8月10日召开庭前会议、8月14日开庭,但因为时间太过仓促,律师集体抗议而延期。目前法院尚未通知新的庭前会议及开庭时间。 特此,我们恳请大家继续为因信仰被捆锁近11个月的八位锡安牧者和同工代祷:高颖佳、尹会彬、王林、王聪、刘桢彬、林书铖、汪中、吴秋雨。其中,我们特别为汪中长老和吴秋雨姐妹尽快得以取保获释而迫切祷告和大声疾呼! 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汪中、吴秋雨分别于7月17日、8月6日向检察院表态认罪认罚,因而检察院向法院建议二人适用缓刑。据潘姓副检察长和法院工作人员回复,检察院已向法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建议。 取保候审是一种非羁押的强制措施,依据《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七条的规定,汪中和吴秋雨在建议缓刑、无前科、从犯等情况下,应当评估为无羁押必要性,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一般案件符合以上条件的,会立即释放相关人员。但是,银海法院滥用羁押权,至今仍拒绝放人,对此我们表示严重的抗议! 8月8日汪中父亲病危,家属立即向法院申请取保候审,并提交病危通知。法院却以“需做社会危害性调查”、“担心无法准时参加原定8月14–18日庭审”为由拒绝,并让家属从下午一直等到半夜,仍不作为、无答复。此后庭审延期、具体日期待定,原“赶不回庭”的理由已不成立,法院却改口称“担心途中心脏病发作住院、无法出庭”,同时继续以“社会危害性调查未完成”为由拒绝放人。法院把各种假设当作拒绝依据,却无视当事人在看守所同样可能发病、且在羁押期间无法得到必要医疗检查的风险,这明显是在滥用羁押权。 汪中父亲在ICU苦撑11天后,于8月18日去世。汪中患有严重冠心病(曾做支架,血管堵塞严重,需定期全面检查并遵医嘱治疗),已被羁押近11个月,多次依法申请取保均被拒绝。在明确符合取保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却以各种假设性原因无理拒绝,持续忽视其生命健康风险,并导致汪中痛失与父亲诀别的机会,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与家庭悲剧。对此,一方面,我们求神怜悯安慰汪中长老及其家人;另一方面,我们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同声谴责滥用职权的办案单位! 2025年10月10日,吴秋雨在自己家里在两个年幼的儿女面前被警察带走。丈夫杨俊牧师当时不在国内,且滞留海外至今。现在哥哥3岁10个月,妹妹2岁5个月。秋雨被捕之后,两个孩子一直由外公(64岁)和外婆(63岁)照顾。因长时间没有父母的陪伴,妹妹对父母已经淡漠,说不出想念父母的话。哥哥只有零星关于父母的回忆,有时候会紧抱外婆大腿要爸爸妈妈。吴秋雨作出认罪认罚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孩子年幼,父母都不在身边,希望能尽早出来,照顾陪伴孩子。尽管如此,法院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各种无理的借口拒绝她取保候审的申请。 当家属追问检察院,为什么法院不予取保的时候,检察院说出的理由令人震惊:“我们只是提建议,决定权在法院。” 检方在与当事人做认罪认罚的程序时,绝不会说他们只是提建议,毫无决定权。为什么到了对其问责的时候,检察院的法定职权就弱化为“只提建议”呢?检方根据当事人认罪认罚达成的量刑建议,法院通常理应遵守。缓刑建议就是不需要继续进行羁押,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出缓刑和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本身就具有法律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没有理由拒绝检察院的合法建议,否则就是滥用羁押权,也违背了两位当事人认罪认罚的初衷。 目前,吴秋雨姊妹和汪中长老,及另外六位锡安教会的牧者同工,仍然被羁押在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中,面临“诈骗罪”或/和“非法经营罪”的不实指控。我们听到经过牢狱之灾的肢体分享:在里面(看守所)不只是度日如年,甚至是度秒如年! 近几年,当局多用诈骗和非法经营的刑事罪名来严酷打压中国家庭教会,若这是上帝量给我们的苦杯,我们愿意背负十架,继续跟随基督。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警告,并劝告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不要扮演彼拉多的角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此,我们强烈呼吁:信仰无罪!教会奉献不是诈骗!圣经培训不是非法经营!释放八位锡安同工!我们最急迫的诉求:长老心脏急需治疗,亡父下葬不能等,立刻释放汪中!姊妹体弱多病,幼童盼母不能等,立刻释放吴秋雨! 锡安教会教牧团、长老团、堂务会、家属团 2026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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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情咒》6完整版主页置顶男主躺在医院昏迷不醒,女朋友为唤醒男朋友,把他撸硬主动骑乘,女上榨精,男主醒来后却失忆,为了让失忆的男友重新爱上自己便找到江湖道士下锁情咒,开始带男主用性爱回忆曾经的美好时光 #禁果短剧# #成人短剧# #剧情# #反差萌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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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咨询】 “我又来了静姐 关注您好久了 我又想咨询个问题😭 现在我和女朋友在一起两个多月了 她大学时代有个谈了三年多的前男友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发了很多朋友圈 就是那种出去玩既有风景照 又有两个人自己自拍合影的那种 还有两个人自己的合影那种 我要她删掉 她说两个人合影可以删掉 但是有出去玩的风景照的 带前任照片的不想删 因为这是她曾经的大学回忆 这对吗😭😭 或者我该怎么说比较好” —————————— 你们才认识两个月,你就这么介意她的过往,以后你这种心态会经常发作,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我觉得女孩的做法没什么问题,合影删掉,其他的可以不删,都是青春回忆,都是过往。 如果她真心爱你,感情到了一定程度,那些照片她看都不会去看的。 你应该尊重她,给予她足够的空间和自由,然后两个人开开心心地恋爱。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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