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四！你2020年6月4日发推附坦克人照片，提到“leaving China not that long before”。但你们家1985年就已离开中国，并未亲身经历1989年的迫害。 你把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六四（天安门事件）“强行关联”在一起，意在向大众暗示你们家是因为共产党的迫害才来到美国的吗？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好像你确实是在吃“六四”的人血馒头！ 以上是原始贴文引发我的思考🤔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质疑政治人物——比如说总统，看作一种勇敢的行为。并且这种所谓的“勇敢”很快就能被那些所谓的质疑者转化为个人的商业利益和政治资本。 但是假如提出质疑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那么她对其他政治人物的质疑——比如说对川普总统的质疑，是否另有其他背景或者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叫姜维佳的女士能当选民间组织白宫记者协会主席，离不开她一贯对川普总统保持“敌意”的腔调！这在左派眼中是妥妥的“加分项”。 #姜维佳# #WeijiaJiang#

八九民运大事记（三）：对话与对峙（1989.4.28—5.12.） —-“五四”大游行后学运主要诉求改为“对话”； —-关于如何应对学运，中共高层出现意见分歧； —-为何会走向绝食？ 请看链接： #八九六四# #天安门事件#

纪念“六四”37周年特别节目： 八九民运大事记（二） —-第一个全市性学生自治组织成立：北高联； —-李鹏趁赵紫阳出访，说服邓小平发布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故意升级矛盾； —-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一天：北京大学生倾城出动，举行“四二七”大游行。 不忘历史！请看链接： #八九六四# #天安门事件#

“六四”37(4):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此签名截止到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2026年普利策 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内部文件显示：硅谷技术助长了中国残酷的大规模拘押与监控体系》 执法记录仪挂在输液架顶端，记录着杨国良躺在病床上的每一次轻微抽动。他在遭警方用砖块殴打后，满身是血、瘫痪在床。 到那时，对中国农村的杨家来说，监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被困在一套以美国技术为基础的复杂网络中，这套系统不仅监视他们，还试图预测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们的火车票、酒店预订、消费记录、短信和电话都会被转交给政府。他们家周围布满十多个摄像头。过去几年里，他们试图前往北京约20次，但常常还没出发，就有蒙面男子出现并将他们带走。去年，杨的妻子和小女儿被拘押，如今面临审判，罪名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最高可判十年监禁。 但杨家人说，他们并不是罪犯。他们只是农民，试图请求北京阻止地方官员夺走他们在江苏东部的1.5英亩土地。 “我在自己家里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杨国良坐在黑色窗帘后说。那些窗帘是为了挡住警灯直射他家的强光。“他们的监控让我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感到不安全。” 在中国各地，数以万计像杨家这样被标记为“麻烦人物”的人，被困在一座数字牢笼中。他们被禁止离开所在省份，有时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家。而这套全球最大的数字监控系统中，大部分技术来自一个长期宣称支持全球自由的国家：美国。 美联社调查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设了中国的监控国家体系，其在助长人权侵犯方面的作用，比外界此前所知更深。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曾反复警告这些工具正被用于压制异议、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族群，但这些企业仍向中国警方、政府和监控公司出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 尤其关键的是，美国监控技术使中国在西部新疆地区开展残酷的大规模拘押行动成为可能。该系统几乎针对、追踪并评估整个维吾尔本地人口，目的在于强制同化和压制他们。 美国公司将“预测性警务”带入中国。这类技术会吸收和分析数据，试图在犯罪、抗议或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加以预防。 系统会挖掘大量信息，包括短信、电话、支付、航班、视频、DNA采样、邮件投递、互联网记录，甚至水电使用情况，以找出被认定为可疑的人，并预测其行为。但这也使中国警方能够威胁亲友，并在所谓犯罪尚未发生之前就提前拘押相关人员。 例如，美联社发现，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曾与IBM合作，为北京设计名为“金盾工程”的主要警务系统，用于审查互联网，并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宗教团体，甚至被视为“麻烦”的村民。相关依据来自一名举报人带出中国的数千页机密政府蓝图，经美联社核实后首次公开。IBM及其他作出回应的公司均表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遵守适用于中国业务的所有法律、制裁和美国出口管制。 在中国各地，监控系统追踪被列入黑名单的“重点人员”，限制并监控他们的行动。 在新疆，管理人员会将人划分为高、中、低风险等级，常常采用100分制评分，蓄胡须、年龄在15至55岁之间，甚至仅仅因为是维吾尔人，都会被扣分。 一些科技公司甚至在营销中直接涉及种族。 2019年，戴尔与一家中国监控公司曾在戴尔官方微信账号上推广一款“军用级”AI笔记本电脑，称其具备“全种族识别”能力。而在今年8月美联社联系之前，生物科技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的网站仍在向中国警方推销DNA试剂盒，称其“专为”中国人群设计，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 2019年以后，随着新疆暴行引发国际愤怒和制裁，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的速度明显放缓。但这些技术已经为中国监控体系奠定基础，随后中国企业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在某些情况下实现替代。直到今天，人们仍担心出售给中国的技术最终会流向何处。 例如，20名前美国官员和国家安全专家在7月底写信批评英伟达向中国出售用于人工智能的H20芯片的交易，其中15%的收入将交给美国政府。他们表示，无论芯片卖给谁，最终都会落入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手中。 英伟达表示，公司不制造监控系统或软件，不与中国警方合作，也没有为警务监控设计H20芯片。英伟达曾于2022年在其微信账号上称，中国监控企业银河水滴和GEOAI使用其芯片训练AI巡逻无人机和步态识别系统，但英伟达告诉美联社，这些合作关系已不再继续。白宫和商务部未回应置评请求。 根据网上帖子，赛默飞世尔和硬盘制造商希捷今年仍在会议和展会上向中国警方推广产品。北京街头的警员使用摩托罗拉对讲机。采购文件显示，英伟达和英特尔芯片仍是中国警务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而维护既有IBM、戴尔、惠普、思科、甲骨文和微软软件及设备的合同仍普遍存在，且常通过第三方执行。 十多年前从中国开始的这一切，如今也可被视为其他国家的警示，因为全球范围内监控技术的使用正在急剧上升，包括美国本土。在特朗普政府的鼓励下，美国科技公司比以往更强大，而总统特朗普也撤销了拜登时代一项旨在防止新监控技术侵害公民权利的行政命令。 随着这类技术能力与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它们的覆盖范围也在扩大。如今，监控技术包括用于在美国追踪和拘押移民的AI系统，也包括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识别击杀目标的系统。与此同时，中国利用从美国学到的东西，把自己变成监控超级大国，并将相关技术出售给伊朗、俄罗斯等国家。 美联社此次调查基于一家中国监控公司的数万封泄露邮件和数据库、数万页公司和政府机密文件、公开中文营销材料以及数千份采购文件，其中许多由非营利机构亚洲协会旗下数字杂志ChinaFile提供。 美联社还参考了数十份公开档案申请，并采访了100多名现任和前任中美工程师、高管、专家、官员、管理人员和警察。 尽管这些公司常声称自己不应为产品用途负责，但IBM、戴尔、思科和希捷的营销材料显示，有些企业曾直接将其技术包装为帮助中国警方控制公民的工具。 它们在公开和私下销售话术中引用了中共用于镇压抗议的常用语，如“维稳”“重点人员”和“异常聚集”，并点名提到用于压制异议的项目，如“网警”“雪亮工程”和“金盾工程”。 其他公司，如英特尔、英伟达、甲骨文、赛默飞世尔、摩托罗拉、亚马逊云服务、微软、西部数据、ArcGIS地图软件制造商Esri，以及当时的惠普，也曾明知对象为中国警方或监控公司而出售技术或服务。四名执业律师表示，美联社揭示的这些销售，至少可能违背当时美国出口法的精神，即便不一定违反字面条文；相关公司均否认这一点。 “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研究中国警方使用美国技术的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Valentin Weber说。“中国当时的能力几乎为零。” IBM、戴尔、思科、英特尔、赛默飞世尔和亚马逊云服务均表示遵守出口管制政策。希捷和西部数据表示遵守其运营所在地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甲骨文、慧与科技，以及2023年收购VMWare和云公司Pivotal的科技集团博通，未作正式评论；惠普、摩托罗拉和华迪未回应；Esri否认参与，但未回应具体案例。微软告诉美联社，在“金盾工程”升级过程中，没有发现其“明知向军方或警方出售技术”的证据。 一些美国公司后来因人权担忧和制裁终止了在中国的合同。例如IBM表示，自2015年以来已禁止向西藏和新疆警方销售产品，并于2019年暂停与国防承包商华迪的业务关系。 但制裁专家指出，相关法律存在重大漏洞，而且常常滞后于新技术发展。例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军警装备出口禁令，并未充分涵盖后来出现的新技术或可用于警务的一般用途产品。 他们还指出，出口管制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堪萨斯大学国际贸易法专家Raj Bhala表示，美联社描述的问题属于“我们会放进考试题里的灰色地带”。 “这会引发对可能不一致、可能违规的担忧，”Bhala说。他强调自己是在泛泛而谈，并非针对任何具体公司。“但我非常强调‘可能’。我们需要知道更多事实。” 尽管德国、日本和韩国企业也发挥了作用，但美国科技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供应方。 新疆政府在声明中称，其使用监控技术是为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及犯罪活动”，尊重公民隐私和合法权利，并不针对任何特定民族。声明还称西方国家也使用类似技术，并称美国是“真正的监控国家”。中国公安部门以及杨家所在省份的相关机关等其他政府机构未回应置评请求。 这些技术至今仍在支撑控制杨家和其他普通人的警务数据库。根据中国政府统计数据估算，过去十年中至少有5.5万至11万人被置于居住监视之下，还有大量人员在新疆和西藏被限制旅行。 分析人士称，中国城市、道路和乡村布设的摄像头数量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摄像头。 “因为这些技术……我们完全没有自由，”杨国良的大女儿杨彩英说。她如今流亡日本。“现在承受后果的是我们中国人，但迟早，美国人和其他人也会失去自由。” 1976年，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力中走出，当时四分之三的中国人都是农民，杨家也是如此。他们住在长江三角洲湿润葱郁的田野间，一座由瓦片和夯土建成的三间房子里。 毛泽东去世后，北京新领导人开始向世界开放中国，惠普、IBM等美国科技公司迅速进入。但政府能够接受的改变仍有严格边界。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震动北京，当局派出坦克和军队向学生开枪。 不久后，北京开始规划“金盾工程”，目标是将中国警务系统数字化。 2001年，“9·11”基地组织袭击极大推动了对监控技术的兴趣。一名研究人员声称，如果当局能通过数据库中的公开信息挖掘劫机者之间的联系，就可能阻止袭击发生。 美国公司从中获利，向美国政府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监控技术，声称这些技术能够预防犯罪和恐怖袭击。 它们也在中国看到了同样的销售机会。研究人员警告说，这类监控技术落入威权国家手中将成为“镇压工具”。然而，IBM、思科、甲骨文和其他美国公司仍拿下了向北京“金盾工程”供货的订单。 “中国以前没有这种东西，”一名前新疆中国警官王某说。他因担心遭报复，只愿透露姓氏。“这些概念全都来自西方。” 很快，中国警方封锁敏感新闻，以令人不安的精准度锁定异议人士。 今年2月一次人权会议上，时任思科律师Katie Shay表示，企业有责任了解客户可能如何将其技术滥用于“监控和审查”。 “很多人遭受了本国政府的伤害，我想承认这种痛苦，”已于6月离开思科的Shay说。“但我也要说，思科否认有关其参与的指控。” 思科告诉美联社，公司致力于人权，但法院中的相关指控可能“打开洪水闸门，使美国企业仅因合法出口现成商品和服务而遭起诉”。 当思科被国会传唤时，IBM正与一家中国国防承包商合作，参与中国“金盾工程”二期建设。 美联社获得的机密政府蓝图显示，2009年，IBM与华迪合作建设预测性警务系统。华迪是中国最大导弹军工承包商旗下的国有子公司，从中国国防部体系中分拆出来。 华迪蓝图写道：“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该蓝图显示，数据库将在线追踪数十万人。 回应美联社提问时，IBM将其可能曾与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任何关系称为“陈旧过时的互动”。 IBM称，如果旧系统如今被滥用，而IBM并不知道它们被滥用，这种滥用完全超出IBM控制范围，也并非IBM几十年前所能预见，更不能反映今天的IBM。 回到2009年，北京迫切需要这类技术来压制网上集结的批评者，其中就包括杨家。 同年4月，地方当局命令杨家和村里300多户人家离开土地。开发商看中了他们位于湖边的优质地块，计划建设“西式”公寓和别墅，配套喷泉、足球场和购物中心。 杨家当时并不知道警方正在安装能够锁定他们这样的家庭的系统。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收了，补偿只是一套五层步梯楼里的房子，对年迈的母亲来说楼梯太多，根本难以上下。 杨家和中国各地许多农民一样开始申诉。 “我发现政府拿走我们土地的方式是违法的，”杨彩英说。“他们骗了我们。” 2009年7月，也就是杨家土地被征收三个月后，中国另一端的新疆爆发骚乱。一名维吾尔人在玩具厂被私刑杀害的血腥图片在网上传播，愤怒的维吾尔人走上街头，数百人死亡。 美国公司再次将自己的技术包装成解决方案。 政府派出军队，切断新疆电话和互联网连接。三名当时为新疆政府工作的工程师告诉美联社，在秘密会议中，官员们得出结论：警方未能发现危险信号，是因为他们无法识别被视为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维吾尔人。 工程师称，当时新疆警方和数据系统已经运行在IBM、思科、甲骨文和微软等美国技术之上，美联社通过审查政府合同核实了这一点。但这些数据库彼此没有连接。 于是，新疆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来自所有可用来源的数据，包括银行、铁路和电话公司，融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工程师说，官员要求提供所有可疑人员及其三代以内亲属的完整信息。他们描述了自己参与过的具体会议。三人中两人因担心在中国的家人而要求匿名，第三人Nureli Abliz如今在德国。 很快，利润丰厚的合同开始招标。IBM也在争取其中的机会。 IBM向中国官员承诺：“在问题发生之前预防问题。”在2009年8月的一份宣传册中，IBM引用新疆骚乱案例，称其技术可以帮助政府“确保城市安全与稳定”。 IBM高管奔赴中国各地，游说中国官员。2009年12月，他们在北京设立了新的“IBM电子政务创新研究院”。2011年，IBM收购了i2，一款旨在预防“恐怖威胁”的软件。公司宣传i2分析中国社交媒体的能力，并授权一家名为蓝灯软件的上海公司将其出售给中国警方，公司记录显示。 一名举报人提供给美联社的泄露账本显示，中国警方从IBM、思科、甲骨文和微软等公司购买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产品，用于升级“金盾工程”警务系统。 在中国国家机器与批评者的对抗中，美国技术使力量天平发生倾斜。 2011年，小偷洗劫了杨家，寻找他们的房产证，但没有找到。 两年后，几名剃光头、身上有纹身、戴金链子的男子砸开他们家门，打碎窗户，掀翻家具，试图逼他们搬走。杨的母亲吓得瘫倒在地。医生诊断她心脏病发作，但杨家没有钱给她装起搏器。 愤怒之下，杨家起诉了当地警方。2015年6月，法官裁定他们的土地被非法征收。杨家为此庆祝。 但判决仅数周后，中国警方通过“金盾工程”技术识别人权律师，在全国范围内给数百人戴上手铐，将他们推进警车。 一名律师后来回忆，警方在抓捕他之前，就已经监控了他在微信上关于人权的消息；他被抓后被铐在椅子上遭受酷刑。 一夜之间，中国刚刚萌芽的维权运动遭到致命打击，杨家的案件也随之瓦解。杨家被叫去，被冷冷告知原判决被推翻，诉讼未经审判即被驳回。 “我们真的太相信法律了，你知道吗？”杨国良握紧拳头说。“结果它一文不值。” 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把新疆改造成地球上监控最严密的地方，将约100万人送进营地和监狱。 2014年，习近平访问新疆数小时后，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随后习近平要求严厉镇压。 “他非常愤怒，”曾为新疆政府工作的工程师Abliz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维吾尔人的监控还不够严密。” 第二年，2015年4月，Abliz参加了新疆一场闭门展会。前IBM合作伙伴蓝灯软件的展台吸引了他的注意。 蓝灯软件多年作为IBM i2警务监控分析软件在新疆警方的经销商，后来开始自立门户，推广类似i2的软件，声称可以在极端分子惹事前将其拘押。这种相似并非巧合。根据泄露邮件和记录，蓝灯软件的软件复制自i2。 一名蓝灯软件项目经理在邮件中写道：“该平台基于i2开发。” 它使用了i2开发的专有数据可视化系统。该软件支撑了所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并有权触发逮捕。 Abliz整个人僵住了。 “我当时觉得，这是人性的终结，”他说。 蓝灯软件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IBM表示，已于2014年切断与蓝灯软件的关系，并不知道蓝灯软件与新疆公安局之间有任何互动。 2015年秋天，也就是新疆展会数月后，邮件显示，蓝灯软件与新疆警方签订合同。工作人员安装了数百万个摄像头，并连接了7000多个警务站，这些警务站常常相隔只有数百米。近10万名警员被招募来敲门，收集姓名、地址、指纹和面部扫描数据。 工程师告诉美联社，尽管中国硬件更受青睐，但外国软件因性能以及与中国基于美国技术构建的系统兼容，仍不可替代。这包括甲骨文和微软的服务器与数据库软件，以及VMWare的云软件。戴尔于2016年收购了VMWare。 2016年底，镇压开始。内部文件、一份泄露的蓝灯软件副本，以及对16名前新疆警察、官员和工程师的采访，揭示了该系统如何运作。 蓝灯软件将输入中央警务数据库的数据整合起来，为新疆大范围人口建立档案，并打上“去朝觐”“出国留学”等标签。管理人员随后进行问询，计算风险分数，并决定拘押对象。 泄露消息显示，数十万人被标记为“不可信”。泄露文件显示，2017年仅一周内，IJOP就将24412人标记为“可疑”，其中多数人随后被拘押。 “他们认为抓走数千名无辜者，也比放走一个罪犯要好，”Abliz说。 这项技术粗糙且有缺陷。蓝灯软件的邮件显示，工程师曾紧急修复一个软件漏洞，以释放数百名被错误归为高风险的人。一名前新疆警官核查身份证时也发现，监控摄像头经常误认人员。 然而，警员被告知“电脑不会说谎”，IJOP列出的目标“绝对正确”，Abliz说。软件的命令常常被恐惧、无条件地执行。 “科技公司告诉政府，他们的软件是完美的，”Abliz说。“这全是神话。” 全方位监控迫使人们完全服从：警员逮捕同事，邻居互相举报。 2017年5月，现居荷兰的教师Kalbinur Sidik被召到乌鲁木齐一栋黄色砖墙公寓楼里的区政府办公室。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维吾尔女性起身介绍自己是当地官员。她告诉Sidik，她被任命为所在楼栋的负责人，负责收集邻居信息。 “这些数据会用来做什么？”Sidik问。 那名女子看向电脑，屏幕上运行着蓝灯软件，列着姓名和标签：“夜间外出”“海外电话”“无业”。其中一个按钮格外醒目：“推送警报”。 女子点击按钮，屏幕上出现一串姓名。她解释说，这些人将因涉嫌与恐怖主义有关而被拘押和审讯。Sidik瞪大了眼睛。 “我恨她做的事，”Sidik说。“我知道那些人会消失。” Sidik和另外五名前警员及管理人员说，新疆官员下达了逮捕指标。Sidik惊恐地看着她所在小区每周强制升旗仪式的参与人数，从400人减少到100多人，因为居民不断被逮捕。 在区政府办公室里，她看到屏幕上不断出现这些标识：甲骨文、微软、英特尔。美联社发现，在镇压期间，三家公司的产品都被用于新疆警务和数据系统，同时出现的还有Esri、希捷、西部数据、英伟达、赛默飞世尔以及当时属于戴尔的VMWare。戴尔曾在其网站上宣传与新疆当局合作。 Sidik问当地官员这些东西从哪里来。 “我们花了很多钱进口外国技术，”她回忆对方这样告诉她。 被数字天网捕获的人之一，是新疆一所军医院的哈萨克族药剂师Parida Qabylqai。 2018年2月，Qabylqai因去哈萨克斯坦看望父母而被IJOP标记。起初，她的上司以为这是错误。 “你是个好人，不应该被列进去，”她回忆他说。然后他查了IJOP，看到了她的名字。 “这真的很严重！你会被送进营地的，”他震惊地脱口而出。 一名警官把一份认罪书塞到她手里。 “我做错了什么？”Qabylqai问。 “签字！”警官吼道。 Qabylqai被铐住、蒙头，迅速送往营地。在那里，摄像头日夜监视她，甚至在厕所里窥视她赤裸的身体。守卫通过扬声器吼叫，命令她不准说话，甚至不准动。 “他们对我们做的事，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说。“但他们说我的名字被IJOP列出来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解释。” 就连执行这个系统的人也未能幸免。 2018年，新疆公务员刘玉良被命令前往村里一名年轻警察的家。他和几十个人沉默站着，看着这名警察抱住哭泣的怀孕妻子。 这名警察曾把许多人送进营地。后来，他自己也被标记为拘押对象。 刘因恐惧不敢反抗，只能参与逮捕，就像那名年轻警察过去做过的那样。 蓝灯软件会在被标记人员做出任何被系统认定为可疑的行为时提醒警方，例如夜间外出或反复登录互联网。刘被派去敲门，询问那些“眼中充满恐惧”的居民。 在警方横扫新疆期间，邮件显示，蓝灯软件从后来被博通收购的云公司Pivotal购买软件。邮件还显示，2018年，蓝灯软件在亚马逊云服务和微软Azure上注册账户，希望向警方客户扩展云服务。 亚马逊云服务表示，蓝灯软件“在短时间内使用了非常有限的云服务”，且并非用于新疆镇压相关软件。微软表示，蓝灯软件通过一个已于2021年停用的自助服务门户使用Azure服务，其任何数据均已删除。 新疆政府告诉美联社：“绝不存在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 刘最终辞职回到中国东部老家，试图忘记自己所见所为。但他不安地注意到，家附近也开始安装新的摄像头和检查站。 四天后，国保打电话传唤他问话。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跟着他回到了家乡。 “新疆模式正在被复制到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刘说。 2024年，刘离开中国，尽管机场一名工作人员警告他说，无论他去哪里，都会被监视。 “这项技术本身没有情感，”刘说。“但在一个不尊重法律的政府手中，它就会变成邪恶的工具。” 杨家至今仍被美国技术困住。今年的维护合同显示，IBM、戴尔、惠普、思科和希捷的服务器、交换机和硬盘驱动着针对他们的警务系统。英特尔和英伟达芯片处理数据，甲骨文和VMWare软件运行数据库。 但杨家越是坚持，系统反扑得越狠。 2023年2月，他们带着一封信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两天后，警方从酒店将他们抓走并送回家。 杨家继续试图向北京申诉。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在汽车站和火车站被抓走，在医院遭殴打，被救护车绑架。 去年7月，杨的母亲再次尝试。她带着一封写给习近平的信： “他们用暴力和绑架阻止我上访、阻止我求医……我们恳请总书记救救我们。” 在北京领导机关外，几个魁梧黑衣男子将杨母扑倒在地。她被关押一个多月，遭审讯、脱衣搜查、强制服药，并被剥夺食物和水。10月，她和杨的妹妹失踪。 如今，杨家的房子成了当地最后一座还未拆的房子。杨父独自居住。 亲戚们因害怕尾随他的警察而断绝联系。数千页文件藏在抽屉里、塞在袋子里、堆在浴缸里的箱子中，记录着他们16年来寻求正义的每一步。 今年4月，杨收到刑事指控文件，文件显示警方为了阻止他们一家“异常上访”花了多少钱。 成本：约3.7万美元。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提到八九民运，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北京，是天安门广场。那的确是运动的中心，但也不要忘了中心之外的全国性广泛参与。 要知道，在当时，中国大中城市基本上都爆发了声援北京学运的游行示威等活动。这样的规模，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规模，也是八九民运震撼了中国与世界的原因之一。

“六四”37(4): 历史记录 1989年“五四”大游行发表的《新五四宣言》的主要内容: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同学们，同胞们，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在此云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一天，更是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今天在我们古老民族的象征——天安门前，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称：我们无愧于七十年前的先驱们。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直在探索着古老破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巴黎和会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蹂躏，面对着封建腐朽势力的死而不僵，他们挺身而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的大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及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并没有立即在中国实现，七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一蹴而就，焦躁与失望都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所以，新中国一方面一直在向现代化进军，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忽视了民主建设，虽然强调科学的作用，却不重视科学的精神——民主。目前，国内存在的诸如政府机构中贪污严重，知识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我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这说明，没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及其实现的程序，在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各种各样大量的封建性因素，及旧制度沉渣就会再度泛起，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发扬“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保护人权，加强法制，已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同学们，同胞们，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广益，真正发展每人的能力，保护每个人的利益；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学立国。现在，我们更需要总结“五四”以来历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民主和理性成为一种制度，一种程序，“五四”提出的课题才能进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崛起愿望才能在地球上实现。同学们，同胞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牵系着我们的每一颗心。这次学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民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自由、人权、法制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