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of Money Art》動畫版｜第三集 10歲那年，@cz_binance 在中科大的x286前第一次摸到鍵盤。20歲那年，他坐在東京的工位上，把手放在鍵盤上。 同一雙手，但中間隔了十年。 從中國到加拿大，他們用了好幾年才拿到護照和簽證。跨國匯款的手續費貴得驚人，流程慢得令人窒息。母親從教師變成縫紉廠女工，不是因為能力不夠，而是因為——她的學歷和技能，無法跨越語言的邊界和制度的壁壘。 這一切，CZ看在眼裡。 後來他自己成為那個「一直在飛」的人：溫哥華→東京→紐約→上海→東京。他在採訪中說過，這些經歷讓他發現跨國匯款很麻煩且手續費貴，直到後來遇到比特幣。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現有的金融系統太慢了，太貴了，太不公平了。 後來在彭博社，他做的是訂單執行系統——那是金融交易最核心的引擎：如何讓系統快到極致，如何在微秒級別的延遲中尋找優勢。 2013年，當他第一次完成一筆比特幣交易時，他說那種感覺「就像是童年時第一次泵出井水，第一次見到電燈泡，第一次發送電子郵件」。 他意識到： 「網際網路帶來了資訊自由，區塊鏈將帶來金錢自由。」 幣安要解決的，正是那個12歲的他、那個在三個大洲之間輾轉的少年、那個母親無法帶著中國學歷在加拿大工作的家庭——所親身經歷的一切不便。 後來的幣安，以每秒140萬次的交易能力震驚行業。那不是「運氣好」，那是一個在金融技術底層打磨了二十年的人，終於等到了屬於自己的時刻。 謹獻給 @cz_binance ，希望大家喜歡。

2023 年，Meta 首席 AI 科學家楊立昆給當時的 LLM 熱潮潑了一盆冷水。 他指出 LLM 有根本性的缺陷：沒有持久記憶、無法從單一經驗學習、缺乏對物理世界的理解。本質上，它只是在做「下一個 token 的預測」。 從學術的角度看，他說得完全正確。 直到今天，LLM 的底層架構依然沒有變。它依然是一具每次啟動都空空如也的統計引擎。 但在三年的工程演進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讓科學家尷尬的事實：學術上的根本缺陷，工程上不一定要正面解決，繞過去一樣能起飛。 楊立昆主張要走「世界模型」的路線，讓 AI 像人一樣建立對物理規律的理解。他認為 Scaling Law（規模定律）有天花板，LLM 光靠堆算力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 但工程界用兩件事回應了他： 第一，資本的暴力美學。過去三年，人類往算力砸錢的瘋狂程度，讓模型規模產生的「湧現」直接蓋過了架構的粗糙。 第二，系統性的外掛補丁。模型記不住？掛上向量資料庫。模型理解不夠？接上 Vision 和工具。 這就是工程學最迷人的地方：解決問題不需要追求「本質的優雅」。 楊立昆在研究神經元的排列，而工程師在研究如何把這個「不完美的大腦」裝進一個強大的「機械外骨骼」裡。 楊立昆對 LLM 的核心批評，是他認為 Pattern Matching（模式匹配）不算真正的學習。 但如果這種模式匹配的複雜度足以模擬出文明的所有邏輯，那「學習本身到底是什麼模式」還重要嗎？ 飛機與鳥的飛行原理完全不同。飛機沒有羽毛、不會拍翅膀，但在它飛得更高、更遠、更穩定的那一刻，它到底「算不算在飛」已經不重要了。 但繞過去的，跟真的解決，是兩回事。 只要底層架構沒變，楊立昆講的那些缺陷就真實存在。記憶是外掛的，不是原生的。就像義肢，裝上去能走能跑，但它跟真正的腿就是不一樣。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所以雖然 AI 已經很強了，推理、寫作、寫程式，很多事做得比大部分人好，但它每次都是一個全新的大腦。沒有連續的意識，沒有累積的經驗。它所有的「記憶」、「理解」、「偏好」，全部來自你這次塞給它的上下文。 如果你去看 OpenClaw 最近的 repo 更新，你會發現記憶管理佔了很大的篇幅。怎麼讓 AI 在對話之間記住該記住的東西。 他們最近推的 QMD，把關鍵字搜尋跟語意搜尋混在一起用，就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你三天前跟 AI 聊過的東西，它下次怎麼找得回來。 模型本身的能力會繼續進步，但只要底層是 LLM，記憶管理就是一個繞不開的大山。 用工程的角度來說，就是 Context Engineering 的重要程度，會逐漸超過模型本身。 你怎麼管理每次丟給模型的那包上下文，決定了 AI 能幫你做到什麼程度。哪些資訊該放、哪些不該放。什麼時候該砍掉重來、什麼時候該接著繼續。不同對話之間的記憶怎麼同步、怎麼取捨。 我自己每天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我的 OpenClaw Agent KAI，它常常在多個頻道處理不同任務，但它們的記憶不是即時同步的。只要 還沒更新，它們就不知道彼此剛做了什麼。 所以我常常要幫它做認知同步。譬如告訴 A 分身，B 分身目前正在做什麼，然後要求 B 把做的東西整理好傳過去。或者更簡單一點，直接叫 A 去讀另一個 Discord 頻道最近兩小時的對話，讓它自己同步 B 的工作內容。 這種「認知斷裂」的現象，只要你常用 AI，一定會有很強烈的感覺。 從人格化的角度看，你會覺得它們是同一個人。但事實上，它們只是共享同一份記憶。只要記憶沒有同步，它們就是不同的人。 我現在花比較多時間在學這一塊。譬如今天 KAI 就教了我，如果讓 Claude Code 的 Opus 4.6 從外部調用 GPT 5.3-Codex，用 MCP 跟 coding-agent skill 的差異是什麼。 KAI 告訴我，差異的核心在於：中間過程要不要進主 context。 用 MCP 調用 Codex，每一個 tool call 都走 MCP 協議。Codex 過程中的每一個 turn，讀檔、改檔、跑測試、報錯、retry，全部以 tool result 的形式灌回 Opus 的 context。一個 coding task 可能產生幾十個 turn，跑完之後 Opus 的 context window 已經被中間過程塞滿了，後面每一 turn 都要重送這些垃圾。這就是 context 污染。 而 coding-agent skill 的設計完全不同。它把整個 coding task 交給一個獨立的 sub-agent，這個 sub-agent 在自己的 context 裡完成所有中間過程。跑完之後，回傳給 Opus 的是一個精簡的 handoff summary：改了哪些檔案、測試跑過了沒、有沒有殘留問題。中間那幾十個 turn 的掙扎，Opus 完全不需要知道。 同樣一件事，兩種做法，Opus 的 context 乾淨程度天差地遠。 所以同一個模型，不同的人用，產出可以差十倍。 人與人之間原本的能力差距，已經沒那麼重要了。你的學歷、你的年資、你寫程式的底子，這些東西的權重正在被 AI 快速壓縮。 取而代之的，是你怎麼使用 AI。這件事的精度，才是現在真正決定產出的變數。 你理不理解它的記憶是怎麼運作的。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砍掉 context 重來、什麼時候該讓它接著跑。你能不能在對的時間，把對的資訊塞進那個 context window。 這些東西有一個名字，叫 Context Engineering。 它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但它是所有想把 AI 用好的人，都應該深入研究的東西。

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遍历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现代复杂动力系统、统计物理与信息科学的通用底层数学语言。 而它从物理猜想到现代数学大厦的建立，经历了一场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理论重构。 这件事的核心，是 1931 年冯·诺伊曼与伯克霍夫之间极具传奇色彩的学术交锋。 玻尔兹曼在建立统计力学时，试图解释为何微观确定性的粒子碰撞会导出宏观的热力学平衡。 他提出了遍历假设，直觉性地认为系统的单条微观轨道会随着时间流逝不漏掉任何一个点地经过等能面上的所有状态。 1913年，普朗歇尔与罗森塔尔严格证明了连续轨线不可能在拓扑意义下填满高维相空间，“遍历假设”在严格数学上不成立。物理学家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准遍历假设”（轨道稠密），但由于缺乏现代测度论工具，这一假设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一直处于数学上无法证明的悬空状态。 1931 年的突破，在于冯·诺伊曼的泛函重构。 那年秋天，年仅 28 岁的冯·诺伊曼在普林斯顿研究量子力学公理化与希尔伯特空间算子理论。他意识到，根本不需要追踪单条轨道的点拓扑轨迹，只要转向状态空间函数构成的 L^2 希尔伯特空间即可： 1.他把哈密顿系统的演化看作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保内积酉算子族。 2. 借助自己刚刚发展的谱定理，他仅用了几天时间就严格证明了时间平均在 L^2 范数下强收敛于投影算子。 困扰物理学界近 60 年的遍历问题，第一次得到了无懈可击的现代数学解答。 冯·诺伊曼在 1931 年 10 月将这一结果私下分享给了美国动力系统领军人物乔治·伯克霍夫。 伯克霍夫看到冯·诺伊曼的范数收敛结果后，意识到物理学界真正渴望的是沿轨道逐点收敛，而不是抽象的能量范数平均。受到冯·诺伊曼算子视角的强烈启发，伯克霍夫在几周内利用实分析技术独立攻克了更强的个别遍历定理。 伯克霍夫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编辑成员，迅速安排了自己的论文于 1931 年 12 月刊出；而冯·诺伊曼那篇更早完成、奠定基础的“平均遍历定理”论文反而在 1932 年初才正式见刊。 虽然优先权引发了短暂的学术争议，但数学史界始终公认冯·诺伊曼是真正打开现代遍历理论大门的破局者。 而这一理论后来直接启发了柯尔莫哥洛夫引入熵概念来对动力系统进行同构分类，使遍历理论成为现代信息论、混沌理论与复杂动力系统的共同数学母语。

2026年唐獎第七屆漢學獎頒發給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學系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表彰他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術專長，從早期的禪宗、道教和哲學思想史，到近年來的「何為中國」系列討論，不僅在中國啟發深遠，更影響全球華文知識圈乃至日、韓、北美、歐洲學界。為此，《思想》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重新刊發2015年10月《思想》29期首發的葛兆光文章《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該文深刻剖析了当代学术界对“天下观”的重构与意识形态化，以饗讀者。 葛兆光 | 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为什么Karpathy——这位现代AI教父——完全不碰Notion和Obsidian？ 因为他从零开始，给自己搭了一个会思考的3D知识星系。 有人把这个系统完整复刻了一遍，只输入了378条笔记，系统就自动生成了1854个节点、3856条连接。 这可不是什么静态的归档工具。它能主动发现隐藏的关联，然后像第二套神经系统一样，给你启发式的反馈。 我觉得，这才是对传统笔记工具的致命一击，完全是在用高维打低维： 你用Notion，是在搭一个档案柜。 你用Roam，是在建一个电子表格。 你用Obsidian，是在造一座坟。 顶尖的AI研究者们，直接在建星系。 视频里展示的体验，真的把我对笔记的认知完全刷新了：在深邃的太空背景里，无数发光的球体和连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点一下任意一个节点，AI会瞬间挖出你早就忘掉的隐藏关联。把视角拉远，能看清你整个思维的全貌；拉近，能看到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想法是怎么连上的。 它还会主动告诉你，哪儿缺了连接，哪儿藏着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跨界想法。 说真的，这几乎是在革思维的命。以前记笔记就是输入、整理、搜索，到头来全躺在硬盘里吃灰，你再也不会去翻一眼。 而现在的第二大脑，是一个活的、不断生长的神经网络。你把想法喂给它，它帮你把它们串联起来、生出新东西。 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记得你所有的思考轨迹，甚至在你卡住的时候给你灵感。 帖子最后那句话说到了根上：知识复利的差距，从来就跟天赋没关系，核心在于架构。 那些比你早六个月用上这套系统的人，会永远带着六个月思维复利的领先优势。因为你的第二大脑24小时不停地在帮你思考，而别人的笔记，只是在安静地腐烂。 当然，普通人没必要从零写代码去搭一个3D星系。 可以从Obsidian加上Claude的自动化配置做起，让AI自动帮你提取内容、发现关联，再生成每日报告。 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知识管理的未来，不在于存东西，而在于养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思考AI。

荣耀神的生命：纪念冯秉诚牧师 /赵晓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后4:7 昨日得知冯秉诚牧师安息主怀，我心中十分沉重。2008年，我曾在旧金山与冯牧师相聚，他温和谦逊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 消息传开后，许多曾听过他讲道、读过《游子吟》的人纷纷表达怀念。有人因他的论证重新思考信仰，有人因他的见证归向基督。如今，讲道者的声音止息了，但他所传扬的福音仍在，因为传道人会过去，主的话却永远长存。 一、从认识受造界，到敬拜创造主 冯秉诚牧师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并于1987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不是先学神学再谈科学，而是在完整的现代科学训练中，最终归向基督。 科学能够帮助人认识受造界，却不能取代创造主。宇宙的秩序、生命的奥秘、人的理性与道德意识，都不断促使人追问世界与生命的意义。但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知识有限，更是心灵远离上帝。 冯牧师的一生提醒我们：科学能够研究世界，却不能救赎灵魂；理性能够分析证据，却不能赦免人的罪。人最终需要的，不只是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救主耶稣基督。 二、《游子吟》：写给漂泊者的福音呼唤 冯牧师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游子吟——永恒在召唤》。 “游子”不仅是远离故乡的人，更是所有离开上帝、在人生中寻找归宿的人。人可以在学业、事业和财富上不断进步，却仍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为何而活、将往哪里去。 《游子吟》之所以影响深远，不只是因为它回应了科学与信仰的疑问，更因为它触及人内心深处的漂泊。冯牧师指出，基督信仰建立在上帝真实的启示、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代赎和复活的历史事实上。 福音不是帮助人稍微改善自己，而是呼召罪人与上帝和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2002年，我在北美思考人生时，《游子吟》正是促使我“回家”的重要著作。一本书本身不能使人重生，但神常借着忠心的文字拆毁偏见，引人来到福音面前。冯牧师的文字，正是这样被主使用的器皿。 三、《圣经的权威》：从相信上帝，到顺服圣经 在我看来，比《游子吟》更能代表冯牧师成熟神学思想的，是《圣经的权威》。 《游子吟》回答“为什么可以相信上帝”；《圣经的权威》则回答“为什么可以相信圣经”。书中论述圣经的启示、默示、无误与权威，并回应现代自然主义、高等批判和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挑战。 冯牧师强调，基督徒信仰最终不是建立在人的理性、教会传统、个人经验或某位传道人的见证上，而是建立在上帝永不改变的话语上。 《游子吟》帮助我认识上帝，《圣经的权威》则帮助我更加确信神的话。这两部著作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护教道路：前者引人进入信仰，后者帮助人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前者使人走近福音，后者使人扎根圣经。 四、他不仅留下文字，更留下生命 纪念冯牧师，不能只记得他的著作，也要记得他的生命。 首先，他放下了世人羡慕的科研道路，回应神的呼召。他曾坦率承认，自己一度希望先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再出来全职事奉，因为害怕别人误解他是在科研道路受挫后才去传道。 后来他认识到，这样的想法表面上是荣耀神，实际上却掺杂着荣耀自己的动机。于是，他放下自己的规划，顺服神的带领。1997年，他正式开始全职传道，后来接受神学装备并被按立为牧师。 这段经历令人动容，因为他不仅讲谦卑，也亲自经历谦卑；不仅劝人顺服神，也首先让自己顺服神。 其次，他让科学成为福音的桥梁，而不是福音的替代品。他常常从科学谈起，却从不停留在科学。他知道，自然可以显明上帝的大能，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科学可以研究世界如何运行，却不能回答人为何存在。 因此，《游子吟》的中心不是科学，而是十字架；不是证明人多么聪明，而是引导人认识基督。 第三，他以温柔谦卑的生命见证真理。许多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是温和、理性、谦逊、平易近人。他不是靠激烈争辩赢得人，而是以温柔坚定的见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最重要的是，他一生真正高举的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他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著名作者或护教学者，而是借着文字和生命，把许多人带到圣经、十字架和基督面前。 五、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 纪念一位传道人，最大的危险，是把人的成就放在福音之前。 冯秉诚牧师最值得纪念的，不只是他的聪明，也不只是《游子吟》的影响，而是上帝使用这位蒙恩的罪人，把许多漂泊者带到基督面前。 荣耀神，不等于一生没有软弱，也不等于每项事工都轰轰烈烈。荣耀神，是承认恩赐、机会和果效都从神而来；是在真理上忠心，在服事中谦卑，在有限的年日里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 真正忠心的传道人，不是建立自己的名声，而是把人指向耶稣基督。

天選之人 🌦️ Cursor 的所有創辦人——25 至 26 歲的 MIT 輟學生——在 SpaceX 以 600 億美元收購後，現在都成為了億萬富翁 😳 他們的故事仍然是科技界有史以來最瘋狂的故事之一： → 4 位 MIT 學生在 2022 年開始一個側邊專案（最初是針對 CAD／機械工程） → 大幅轉型並創造出 Cursor，這款開發者喜愛的 AI 程式碼工具，並幫助推廣了 vibe coding → 達到 100 億美元估值 → 決定副駕駛不夠用，於是轉向代理式 AI 隊友與自有模型 → 需要龐大運算資源來與 OpenAI 和 Anthropic 競爭 → 與此同時 xAI 正在輸掉程式碼競賽 → Elon 意識到趕上可能需要數年，於是跳過排隊，以 600 億美元買下 Cursor → Cursor 獲得世界上最大的 GPU 集群與運算資源，而 SpaceXAI 則獲得程式碼領導者 → 創辦人都成為10億富翁；前 50 名員工每人約 2000 萬至 5 億美元 這就是新創公司最美好的地方。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