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不是政权恩准的:从六四到中国的未来》——王苡儒
“各位牧長、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公民抵抗協會的理事長王苡儒。今天因為人在臺灣,無法親自到場跟各位一同與會,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也非常感恩,能夠透過錄影的方式,代表公民抵抗協會,向在場每一位為自由、人權、信仰,還有為中國未來持續守望的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不只是為了紀念一場歷史事件,更是為了回應一個尚未完成的使命。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四不是過去式。因為真相仍然被掩蓋,受難者家屬仍然沒有得到公義,許多中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哀悼、不能公開地發問、不能誠實地記憶自己的歷史。當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記得歷史,正說明歷史本身仍然有力量。
六四告訴我們,人的尊嚴不是國家賞賜的,人的自由也不是政權恩准的。天賦人權,意思就是人的良心、人的信仰、人的言論自由、人的政治參與權,不是任何極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坦克可以壓過街道,卻壓不碎人對自由的渴望;子彈可以奪走生命,卻不能消滅公義的呼聲。
今天我們談公民抵抗,並不是鼓吹仇恨,也不是追求暴力。真正的公民抵抗,是在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站立;是在謊言面前仍然選擇說真話;是在犬儒與麻木成為常態時,仍然相信人可以被喚醒,社會可以被重建,中國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深知,中國民主化不會只靠某一個英雄,也不會只靠某一次運動。它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需要跨族群、跨信仰、跨世代的連結,需要中國人重新學會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治、什麼是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們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把被中共切斷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被恐懼打散的人心重新連起來。
所以,公民抵抗協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希望與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與六四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與仍在中國境內受逼迫的基督徒、維權人士、良心犯站在一起,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藏人,以及所有被極權壓迫的群體站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群體的苦難,都不應該被孤立;任何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都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臺灣的民間工作者,我也想特別說,我們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臺灣地區今天能夠公開討論六四,能夠紀念受難者,能夠批判極權,能夠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投票,這一切都提醒我們:自由需要被守護,民主需要被實踐,而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敘事的一種見證。
它告訴我們,華人社會不是天生只能接受專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能民主。說中文的人,也可以擁有自由的國會、自由的媒體、自由的教會與自由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在六四的記憶前低頭默哀;但默哀之後,我們仍要抬起頭來,繼續前行。
願我們記得死難者,不只是以悲傷記得,而是以行動記得。願我們紀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控訴過去,而是為了開啟未來。願我們推動公民教育,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重新成為有尊嚴、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我們的信仰參與,不只是停留在禱告,更能成為愛與公義的實踐。
最後,我代表公民抵抗協會,感謝今天所有主辦、協辦單位,感謝各位牧長、嘉賓、義工與朋友的付出。也向所有六四親歷者、天安門母親、政治受難者家屬,以及仍在黑暗中堅持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
願真相不被遺忘,願公義終必彰顯,願自由的火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繼續傳下去。願上帝賜福各位,也願上帝憐憫中國,帶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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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到一些社群的詢問,問我為什麼去年 10 月到 12 月罵幣安罵得那麼兇,現在反而替他們說話?
我的核心觀點一直沒有改變。
1011 這件事,幣安始終欠行業一個交代,我認為幣安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現在風向如此,我當然可以站在道德制高點繼續批判幣安,政治正確又能博眼球,何樂而不為?
但我覺得過去三個月,我該表達的立場已經表達完了。站在從業人員的角度,一直停留在批評而不往前走,是不成熟的,也沒有任何意義。
幣安從成立到現在,早期確實受到很多同業的攻擊。
但現在幣安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任何一個正常有腦的同行都知道,商戰不可能贏得市佔,真正贏的方式是流動性,是產品,是品牌,而不是攻擊對手。
有些事情是行業結構性問題,不該把所有責任都扣在幣安身上。但有些事情確實是幣安的責任,該接受檢討就接受檢討。
從何一的回應可以感覺出來,幣安在面對 FUD 的時候,第一時間不是反省自己,而是去思考「這個攻擊從何而來」。
這是一種從古早交易所商戰時期就延續至今的應激反應。何一作為幣安當時風口浪尖的第一道防線,會有這種應激反應,我覺得很正常。
但現在已經是 2026 年了,想法不應該還這麼 defensive。
這幾天幣安從西方圈這幾天燒起來的這些炎上事件,都是過去的因所種下的果。
我並不確定這到底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為。
但就算真的是有組織、有預謀,也得要有前因後果,這把火才燒得起來。
如果你們不反省,這種火以後只會越燒越大。
幣安的核心思維永遠都是防禦性的,永遠在想如何維持自己的賺錢能力跟行業地位,看誰都是潛在競爭對手,看誰做大了就要用自己的資源去碾壓。
你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在上幣這件事上,絕對不能讓別人來「白嫖」用戶的流動性。
但有沒有想過,靠著這種偏頗的上幣邏輯來維持地位,讓你們錯失了多少用戶真正想買、想交易的幣?
我就舉平台幣 HYPE 為例,市場上有多少交易所同行已經上架現貨了?
但你們就是硬不上,原因很簡單,因為 Hyperliquid 是競爭對手,威脅到你們了。
按這樣的邏輯,我相信即便 HYPE 衝到市值 Top 10,你們也不會上。
White Whale 也是一樣的概念,from bottom up 的社區幣,有熱度有交易量有故事,但 SOL = BSC 的敵人,所以不上。
反過來看,DOYR、我踏馬來了,這種扣完字眼就火速退潮的幣,大家都以為死了,結果轉頭 Alpha 就給上了。
如果說這兩個幣在你們喊完之後自己活下來了,幣價健康、社群活躍、討論有熱度,那也就算了。
但它們都死了啊?死了的幣你們到底在上啥?唯一能找的角度就只有何一提過、CZ回應過而已,這種上幣邏輯怎麼可能服眾?
美股還有七巨頭互相制衡競爭、彼此砥礪進步。
但在幣圈,幣安是絕對龍頭,當這個量體的企業的把追求利潤放在第一,把扶持自家生態鏈放在第一,對整個行業都不是好事。
我可以理解CZ想要為 BSC 創造動能,但直接或間接喊單 TST、Mubarak、Broccoli、Giggle、Aster ,真的是好事嗎?
你的個人行為跟平台影響力高度耦合,喊單是讓散戶自己去遐想、自己去下注。
這件事如果是其他 KOL 做,頂多被罵一波就過去了。但你是 CZ,你做這件事就是球員兼裁判。
今天有人因為你的話衝進去,明天套牢了,這個帳一定會算在你頭上。每一次都在消耗信任。
你以為你在幫 BSC 造勢,但這種靠喊單撐起來的繁榮是假的。真正的結果是什麼?是讓所有人開始質疑幣安的中立性。
你覺得各國監管單位看到你這些行為,會有什麼想法?
打開幣安APP,一整排的幣安人生、我踏馬來了、老子幣、DOYR,他們會怎麼想?
這就是為什麼行業很多人賺到錢了,但始終賺不到外界的尊重。
你是行業龍頭,你的 APP 首頁就是這個行業的門面。當門面長這樣,你要怎麼說服傳統金融、說服監管、說服主流社會,我們是一個值得被認真對待的產業?
我不是要幣安當聖人。
商業公司追求利潤天經地義,我自己也是開公司的,我懂。
但當你是行業龍頭的時候,你的每一個決策都在定義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
你選擇上什麼幣,不上什麼幣,市場就會往那個方向長。
你選擇喊單什麼幣,散戶就會追什麼幣。
你們給誰頒「行業貢獻獎」,大家就會覺得這個人是行業認可的領軍人物。
你們的審美,會影響這個行業的審美,也會影響外界對行業的觀感。
這是權力,也是責任。
我對幣安沒有私人恩怨,我也不覺得幣安是壞人。
我只是覺得,一個世界第一的交易所,應該有世界第一的格局。
不要再用 2017 年商戰時期的思維來應對 2026 年的市場了。
你們已經贏了,現在該想的是怎麼讓整個行業一起變好。
這樣你們才能贏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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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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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a 一天暴漲 177%。
但這次真正值得看的,可能不是股價,而是 mRNA 終於證明自己不只可以拿來做 COVID 疫苗。 🧬
Moderna 與 Merck 公布最新 Phase 3 數據,他們共同開發的個人化癌症疫苗 Intismeran(mRNA-4157 / V940),搭配 Merck 的 Keytruda,用於手術後的高風險黑色素瘤患者,成功達到主要與關鍵次要試驗終點。(Reuters)
🧬 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個人化」。
不是所有病人打一模一樣的疫苗,而是分析患者腫瘤的突變,再替這個病人設計專屬的 mRNA,訓練免疫系統去辨認、攻擊癌細胞。
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成:
每個人的癌症不同 → 每個人的疫苗也不同。
而這次 Phase 3 涵蓋 1,137 名已接受手術的 Stage IIB–IV 黑色素瘤患者;與單獨使用 Keytruda 相比,加入 Intismeran 後,在「癌症復發」以及「遠端轉移」兩個重要指標上都取得顯著改善,而且目前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安全訊號。
📈 所以市場不是單純在炒一個新藥。
MRNA 昨天從 $62.96 → $174.38,單日 +176.97%,市值一天增加約 400 億美元;甚至連合作夥伴 Merck、其他 mRNA biotech 都一起被帶上去。(Reuters)
原因很簡單:
過去幾年市場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COVID 之後,mRNA 到底還能做什麼?
現在 Moderna 終於給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答案——癌症。
如果這條路最終順利取得監管批准,mRNA 的估值邏輯可能會從「疫苗技術」,重新被定義成一個可以快速設計、甚至針對每個患者客製化藥物的 醫療平台技術。
當然,+177% 裡面也一定混著大量 short squeeze。當天之前 Moderna 的放空部位相當高,暴漲也讓空頭出現約 50 億美元帳面損失。
所以我現在反而不會急著追 $MRNA
真正值得繼續看的,是下一個問題:
如果 mRNA 個人化癌症疫苗在 Melanoma 成功,它能不能複製到肺癌、膀胱癌,甚至更多癌症? 🔬
如果答案是 Yes,那昨天這根 +177%,可能就不只是一場 biotech 軋空行情。
而是市場第一次開始重新定價 mRNA 的第二條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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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這篇尋找 Sub 的文章
那些回憶又一點一點浮現在腦海裡
有些人打著 Dom 的名義,將自己的要求包裝成支配,卻用「能接受就來,不能接受就不要來」,迴避了這些要求背後真正值得被檢視的問題。
那些看似明確的要求,更像是刻意在尋找狀態脆弱、容易依賴的 Sub,再用他的方式讓Sub越來越脆弱,讓他們相信除了主人以外沒有其他人可以信任。
如果一個人脆弱到連安全詞都可能說不出口
如果生活、社交和經濟逐漸被掌控,所謂的服從,還有多少是出於真正的意願?
對我來說,DS的本質始終是兩個人快樂的玩耍,彼此享受著支配與服從,在信任中探索彼此的慾望與界線,但這一切不應以失去自我為代價,權力可以交付,依賴可以存在,唯獨不該被剝奪的,是選擇留下或離開的自由。
然而,兩三年前的我也經歷過這種不健康的24/7關係,在身心都被折磨到極限時,我終究還是選擇了離開,我以為只要離開一切就會結束,可是真正難熬的是關係結束後,那些她留在心裡的恐懼讓我不斷責怪自己,不斷自我貶低,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好、不夠忠誠,才沒能走到最後,甚至害怕離開了她,我就再也不會是任何人想選擇的人,有些傷害不會隨著離開而消失,即使已經走出那段關係,心依舊困著當時的自己,反覆自責,反覆懷疑自己是否值得被愛。
直到遇見主人
我才知道,原來服從不必建立在恐懼之上,依賴也不必伴隨著失去自我,真正讓我感到安心的,不是自己再也沒有離開的理由,而是即使我擁有離開的自由,依然能夠心甘情願地選擇留下。
現在,偶爾還是得告訴自己,我不是因為不夠好才離開,是因為已經痛苦到必須先救回自己,而我也做到自我救贖,我做得很好,所以停止自我苛責,快鑽進主人的懷裡討抱抱。
我尊重每個人對 DS 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我反對有人利用 Dom 的身分和他人的脆弱,合理化自己的控制,再把所有後果都歸咎於對方當初的選擇。
24/7 並不是讓支配成為無時無刻的剝奪,而是讓權力交換延伸至生活的每個角落,卻依然保有信任、尊重與選擇的自由。
即使服從成為日常,也不代表一個人就需要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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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发麻!孙小果案子最吓人的根本不是他行凶有多狠,他妈孙鹤予早就被开除公职,继父李桥忠就只是五华区城管局局长,就这点家底,硬生生打通整条链条,从案件立案到减刑环节,每一关都被违规运作。
1994年,孙小果当时在武警部队服役,因犯QJ罪被昆明市盘龙区法院判了三年,判决生效后,他的母亲孙鹤予和继父李桥忠通过伪造病历,给他办了保外就医,人根本没有被收监。
一个本该在监狱里服刑的人,大摇大摆地回到了社会上,这一步是整个链条的起点,也是后面所有事情的基础:如果1994年那三年刑期被老老实实执行了,1997年那串更严重的罪行就没有机会发生。
1997年4月到11月,还在保外就医期间的孙小果又犯下QJ、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罪行。
1998年2月,昆明中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法律给出的最重回答。
但1999年3月,云南高院二审把死刑改成了死缓,死缓不是终点,2007年9月,案件又启动了再审,死缓进一步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再审这一步是关键,要让一个已经生效的死缓判决进入再审,第一道关是立案。
李桥忠通过关系搭上了时任云南高院立案庭庭长田波,又向审判监督庭庭长梁子安行贿十余万元,田波和梁子安接受请托后,为再审立案和审理“出谋划策”,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提供帮助。
立案关过了,后面的审理就有了操作空间,这不是某一个人一手遮天,是每一个需要签字、需要点头的位置上,都有人选择了松手。
有期徒刑二十年也不是终点,进了监狱之后,孙小果的考核连续七年满分,年年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减刑一路绿灯。
最荒唐的一步是那个“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专利,专利图纸是孙鹤予托人从外面带进监狱的,模型是同监的犯人帮忙做的,申请材料也不是孙小果本人写的。
但监狱的相关人员照样把它认定为“重大立功”,据此报请减刑。
专案组后来让孙小果当着面画那个井盖图,给他纸笔、给他制图工具,甚至说画不出来可以照着原图描,他照着都描不出来。
一个连描图都做不到的人,在监狱里靠“发明创造”减了刑,2010年4月,孙小果实际服刑十二年零五个月后出狱。
转折出现在2018年,出狱后的孙小果成了昆明多家夜店的老板,7月的一个晚上,他在KTV里抬腿踢裂了一名男子的膀胱,案子立了,人也取保候审了,一切看起来又要沿着老路滑过去。
但2019年初案件移送法院时,办案人员发现“孙小果”这个名字,对应的是1998年被判死刑的那个人。
一个死刑犯怎么会在2010年走出监狱,又坐在KTV里打人,这个问题再也绕不过去了。
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云南,把孙小果案列为一号督导案件,7月云南高院启动再审,10月开庭,12月23日宣判:维持1998年一审的死刑判决,与新犯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行合并,决定执行死刑。
同一天前后,19名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分别被判刑,孙鹤予获刑二十年,李桥忠十九年,田波十年,梁子安十二年,罗正云十年零六个月,名单从省高院一直排到基层监狱的民警。
2020年2月20日,孙小果被执行死刑。
整条链条上,从伪造病历的医生,到立案庭的庭长,到监狱里认定“立功”的经办人,没有一个人拥有通天的权力。
但每一个人都在自己那个环节上,做出了一个“行个方便”的选择,1994年那次保外就医如果被拦住,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2007年再审立案如果没有人收那笔钱,死缓不会变成二十年。
井盖专利如果任何一个环节的人拒绝签字,减刑就推不下去,这些关口单独看都不起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死刑犯从判决书里走了出来,在外面又活了将近十年。
19个人被判刑,是这条链条被逐环拆开之后的结果,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孙小果有多狠,是每一个关口上那个“可以松一下”的空间,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并且被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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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因为熊市赚不到钱焦虑,那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事实。
你看到的很多成功交易员,他本身就有钱。
你看到的通过交易a7a8a9,他们家里本身就在这个阶层甚至更高。
少数杀出重围的,一半是真的技术胆识运势过人,另一半纯装
很残酷,但很现实,为什么?
他们有低试错成本,可以全职参与交易学习,他们可以输三五年不用担心工作,而币圈,以大博小才是正确玩法。人家吃波段,10w🔪赚2000刀,你确只看到他又赚了2000刀。
那家庭条件一般的,怎么办,有机会靠自己杀出重围吗?
有,但是很难。
因为人的情绪难以控制,市场收割就是靠这个软肋,别人可以不断亏直到被动学会,但是作为普通人,你需要掌控主动权。
主动控制情绪,主动止损,主动找到盈亏比最大的地方去以小搏大。因为试错成本高,才更不能出错,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宁愿错过,不去亏钱。
因为和自己不是一个起跑线的人对比产生的焦虑感是不可避免的,但接受自己的平庸,才会觉得学到东西粉饰自己多么重要。就像一姐采访中说的“因为起点已经很低了,得到就觉得是很好的事了”(忘记原文了大概这个意思)
把稳定盈利当作目标而非一夜暴富,多赚了是上天的馈赠,脚踏实地,跟别人比没有意义,做好自己。
为什么写这篇,因为我陷入了很严重的焦虑。web3太过纸醉金迷,不知道如何自处。
写这篇也是为了警戒自己。
never mind,just keep trying,p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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