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惠元接受采访的记录中，发现这么一组数据。 （1）至2024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月养老金仅约246元。——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了。 （2）目前有地方的调整向高龄和长期缴费群体倾斜（针对城乡养老金）。例如安徽蚌埠自2021年对65周岁及以上城乡居民参保人加发高龄基础养老金，65—74岁、75—84岁、85岁以上分别发放2元、5元、10元。2018年起，河南对连续缴满15年的老人，每多缴1年，每月再加发3元年限养老金，由省、省辖市财政按2∶1比例分担。 甭管是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来看= =这个多发的部分都是惨不忍睹的。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6-2030年五年规划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未设定具体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目标，仅表述为保持在“相当规模”，但维持了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的目标。这一调整可能归因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产业转型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自2015年以来持续萎缩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年度就业目标将根据当年情况灵活设定，标志着政策重心从追求就业数量转向应对技术与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就业稳定。 来源：Bloomberg

《两百年前“天价社会主义实验”的惨痛教训与人性启示》 1825年，英国著名实业家、富豪罗伯特·欧文做出了一项轰动欧美的决定：斥巨资买下一整座美国小镇，希望亲自验证自己倡导的社会改革理念能否成功运行。 欧文拥有财富、产业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也聚集了一批坚定支持者。他们相信，只要消除贫富差距、加强合作、弱化私有财产制度，人们便能共同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更加平等的社会。 然而，仅仅两年后，这场投入巨大、寄托无数理想的实验便宣告失败，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社区实验之一。 19世纪初，欧文凭借纺织业积累了丰厚财富，也积极推动工人福利改革。1825年，他花费约15万美元，购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Harmonie镇，并将其更名为”新和谐村（New Harmony）”。 当时，这里拥有约2万英亩土地、160多栋建筑、磨坊、农场及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新社区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消息公布后，近千名来自各地的人陆续来到这里，其中既有普通劳动者，也有教师、科学家、医生和知识分子。1826年，一批学者乘坐后来被称为”知识之船”抵达新和谐村，其中包括著名博物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为这场实验增添了浓厚的理想色彩。 欧文相信，只要建立合作制度，减少竞争，人们便会主动为共同利益努力，社会也能够更加和谐。 然而，现实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设想进行。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工作积极的人逐渐发现，无论自己付出多少努力，获得的回报与贡献较少的人几乎没有区别。勤奋者承担了更多劳动，却无法获得更多收益，积极性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也有人逐渐减少劳动投入，因为即使贡献有限，同样能够分享集体成果。当激励逐渐减弱后，整体生产效率开始下降，粮食供应日益紧张。 公共设施维护同样出现困难。由于产权和责任划分并不明确，许多房屋和公共设施缺乏持续维护，社区内部则不断召开会议讨论制度，却迟迟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管理方式。 面对困境，欧文先后修改了多次管理制度和社区章程，希望重新建立秩序，但始终未能扭转局面。 1827年，新和谐村最终解体。 这场实验失败后，曾亲历整个过程的美国发明家约西亚·沃伦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认为，当个人贡献与回报长期脱节时，合作就难以持续；而缺乏明确责任和价格机制，也会使资源配置变得越来越困难。 后来，沃伦进一步发展出强调个人责任、自愿交换和产权的重要观点，对美国个人主义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欧文本人则认为，失败主要源于参与者尚未具备建设理想共同体所需要的素质，而不是理论本身存在问题。这种解释后来也引发了长期争议。 事实上，今天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新和谐村的失败并非只有一个原因。社区成员来源复杂、组织能力不足、经济管理经验有限、制度设计不成熟，以及激励机制存在缺陷，都共同影响了最终结果。 不过，这场实验仍然留下了一项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当一个制度无法有效体现个人贡献时，人们是否还能长期保持创造力和责任感？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价格能够传递资源稀缺信息，产权能够明确责任，而适当的激励能够鼓励创新和劳动积极性。如果这些机制长期失效，社会运行效率往往会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市场机制虽然能够提高效率，却可能带来贫富差距扩大、机会不均等问题，因此现代社会普遍尝试在市场效率与社会保障之间寻找平衡，而不是简单走向任何一个极端。 两百年前的新和谐村，未能实现创建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却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重要案例。它提醒后人，一个制度不仅需要崇高目标，更需要符合现实的人性、完善的治理能力和可持续的激励机制。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类似的问题始终存在：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如何鼓励合作又保持创新，如何保障弱者同时激励奋斗者，仍然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许并不是简单否定某一种理念，而是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如何建立既能激发个人创造力，又能维护社会整体福祉的制度安排。只有尊重人性的复杂性、完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治理方式，理想才能更接近现实，而不会停留在美好的愿景之中。 💥辣么，如果让你设计一个既能保障公平、又不会打击勤奋者积极性的社会制度，你会如何设计？ 欢迎评论区共同探讨，说说你的想法！ 视频由@grok/ @imagine 生成！

新就业形态的不断出现，就业形式的灵活化，是AI时代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必须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对于外界观察者，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个事件可能预示了AI时代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未来方向。

经济学家说： "很多人以为大萧条是社会没钱了，实际上，萧条是贫富差距太大，钱都集中到了少部分人手里。" 这句话戳破了一个流传百年的幻觉。社会从来不缺货币，缺的是货币的流动。财富像血液，淤在心脏里，四肢就会坏死。一个人年入千万，他不会因此一天吃二十顿饭、买五十件衣服。多余的钱被锁进房产、信托、海外账户，从消费循环中永久抽离。与此同时，数亿人的购买力被压缩到只够维持生存。需求端塌了，供给端再热闹也是一场空。 1929年的美国写下了最惨痛的注脚。大萧条前夕，最富有的1%家庭掌握了全国36%的财富，流水线上的工人时薪却十年未涨。汽车、收音机、洗衣机被源源不断地造出来，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库存积压，工厂裁员，失业者更买不起，螺旋向下，直到整个经济体坠入深渊。罗斯福新政的核心不是印钞，而是用累进税和社会保障，把淤积在顶层的财富重新泵回底层。消费活了，经济才活。 近一个世纪后，剧本仍在重演。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前1%的收入占比攀升至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华尔街把穷人的房贷打包成富人的理财产品，底层在月供里窒息，顶层在泡沫中狂欢。救市资金流向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十年过去，美股屡创新高，中产阶层的实际收入却停滞不前。这不是周期，是结构。 今天的数字更加刺眼。全球最富有的26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贫困的38亿人的总和。这种极端集中正在制造一个悖论：企业利润屡创新高，消费市场却持续低迷。企业主裁员增效，股东分红破纪录，被裁掉的人连下一顿饭都要精打细算。一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消费者"这个身份被系统性削弱，"生产者"的身份迟早也会崩塌。这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这是1+1=2的常识。 有人辩解，富人的投资也能创造就业。问题是，底层丧失了购买力，投资什么？建更多的商场，谁来逛？开更多的工厂，东西卖给谁？资本在空转，在资产市场里自我增殖，在虚拟经济里空对空。实体经济像一块被榨干的海绵，捏不出一滴水。那些躺在账户里的数字，对社会而言与废纸无异。 更隐蔽的伤害在于预期的坍塌。年轻人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选择"躺平"。这不是懒惰，是理性的止损。一个社会让奋斗变成笑话，就失去了最底层的燃料。消费萎缩、生育率暴跌、创新停滞，症状各异，病灶同一——财富分配机制出了故障。 修复这个机制，从来不只是情怀，是经济自救。让钱流动起来，让普通人有钱花、敢花，企业才有订单，才有利润，才有扩张和雇佣的动力。这不是劫富济贫，是疏通河道。水在湖里不叫资源，流进田里才叫灌溉。 历史反复证明，没有永远向上的资产价格，却有永远向下的社会韧性。当裂缝大到连顶层都无处安放安全感，崩塌就不可避免。真正的繁荣，从来不是金字塔尖的金碧辉煌，而是整座建筑的稳固。钱，得在大多数人手里转起来，经济这口气，才喘得匀。

🥸比尔·盖茨发长文警告AI将加剧就业与社会不平等，建议对AI和机器人征税 比尔·盖茨近日在个人网站Gates Notes发表长文称，AI时代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随着AI快速进入法律、客服、软件、医疗、制造等行业，许多入门级和中级岗位可能永久消失，且就业冲击的速度将快于过去数代人的产业转型。 他认为，AI带来的主要风险包括大规模岗位流失、降低犯罪和恶意攻击门槛，以及影响儿童成长、教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警告，AI可能加剧贫富差距，让更多财富集中到少数企业和个人手中。 不过，他也指出，AI有望加速癌症治疗、疫苗研发、清洁能源和农业创新，帮助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提高诊断效率，并让低收入国家的农民获得更好的天气、种植和疾病防治建议。 为确保AI带来的收益能够惠及更多人，盖茨提出三项方向：建立国内和国际层面的AI治理框架；划定“人类保留领域”，让部分护理、教育和心理健康等工作继续由人类主导；重新平衡劳动与资本税收，对AI和机器人征税，为失业者再培训及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资金。 盖茨表示，AI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到社会没有时间等待问题自行暴露，各国政府、企业、教育和医疗机构以及社区都应立即参与制定应对方案。

在这个社保开始强制征收的时候，社保基金会的副理事长被双开，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和社保的窟窿有关联吗？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文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我是台湾养大的孩子。” 负担得起的医疗、公立教育与就学贷款等，让Pam体会到，健全的社会保障如何成为个体成长的坚强后盾。所以，她说“台湾是我的家”，在为台湾做事的同时，也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展示给外界一个“快乐的台湾人”是她的心愿。最新节目已上线： @LiYuan6

秦朔的核心判断是：一般性促消费政策即使短期有效，消费也会很快回到“原形”。他据此主张，必须转向更深层、更系统的改革：长期改善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高质量就业，让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匹配需求。这些都不是一次刺激能够改变的。 文章列出的三组2025年数据，测量的并不是同一件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0.1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44.3万亿元、餐饮收入近5.8万亿元，但不包括餐饮之外的服务收入，还包含单位福利、办公用品等单位和其他组织的集体购买。根据约16万户住户的抽样调查推算，居民消费总支出为41.4万亿元。按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0.0%的国民核算口径计算，居民消费规模则为56.76万亿元。秦朔个人倾向于认为，56.76万亿元更接近实际规模。 文章认为，三组数据之间的差距首先来自测量范围和统计方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依据企业报表，部分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和推算，记录的主要是以货币完成的商品交易和餐饮收入；住户调查则依靠样本家庭填报。国民核算中的居民消费还包括自有住房服务、实物报酬、金融中介和保险服务等未必直接发生货币交易的消费。因此，三组数字不能直接互相替代。 住户调查也可能留下较大缺口。文章称，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后约为55.28万亿元，而资金流量表——即按住户等部门汇总收入、消费和储蓄等流量的宏观核算表——显示，住户可支配总收入为78.69万亿元，两者相差23.41万亿元。秦朔将调查数据偏低部分归因于中高收入者填报时往往低报；他同时提醒，两种统计口径覆盖的项目并不相同：资金流量表包括单位缴纳的公积金、公费医疗等，入户调查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这些项目。 文章指出，服务消费是另一个明显的数据缺口。文章所列的今年1—7月数据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但服务零售额的具体规模仍未公布。文章解释，这项指标目前只在部分地区试算；对营业额未达到纳入统计所需门槛的大量小微服务商户进行抽样推算并不容易，新开业生活服务商户的销售也难以及时纳入统计。 金额偏低，不等于实际消费体验按同样比例偏低。文章援引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观点称，价格优势和汇率偏离使主流方法系统性低估了中国消费水平；按实物消费量衡量，实际水平可能比金额统计显示的高出一倍左右。秦朔赞成这一观察，但文章又援引中金公司和罗志恒的研究指出，即使考虑购买力、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社会福利、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和医疗支出等因素，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结论仍未改变。 文章援引罗志恒的研究称，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6%，美国为67.9%，相差约28个百分点；从分子和分母中同时剔除医疗、自有住房租金等项目后，差距仍约为2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显示，同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1%，低于全球56.6%的均值和中等收入经济体52%的水平，在该数据库所列149个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文章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测算，2023年中国住户储蓄率为34.9%。秦朔强调，这里的储蓄是可支配总收入扣除最终消费支出后的宏观核算概念，不等于银行存款增加额。他认为，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相互对应，也反映出居民消费受到收入和保障条件的制约。 秦朔因此主张把更多公共资源用于改善居民生活。文章援引卢锋的测算称，2023年公共部门资源总量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8%，其中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5.5%的资源投向生产供给端，用于居民和政府消费的比例为22.5%；卢锋建议至少腾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个百分点的资源用于民生。文章援引罗志恒建议，把国有资本收益、财政和社会保障改革联动起来。罗志恒还认为，如果今后每年仍有2500亿元类似资金，与其继续投入逐渐趋于饱和的耐用消费品，不如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 文章同时提醒，扩大保障不能简单等同于让企业按现有名义标准缴足全部社会保险费用，因为企业负担已经不小。文中援引的多位学者建议适当降低缴费标准，再逐步实现全面覆盖。秦朔最终强调，“以旧换新”等措施可以带来短期效果，却不能代替收入增长、社会保障、高质量就业和供给创新；这些改革见效虽慢，却是提振消费绕不开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