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惠元接受采访的记录中，发现这么一组数据。 （1）至2024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月养老金仅约246元。——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了。 （2）目前有地方的调整向高龄和长期缴费群体倾斜（针对城乡养老金）。例如安徽蚌埠自2021年对65周岁及以上城乡居民参保人加发高龄基础养老金，65—74岁、75—84岁、85岁以上分别发放2元、5元、10元。2018年起，河南对连续缴满15年的老人，每多缴1年，每月再加发3元年限养老金，由省、省辖市财政按2∶1比例分担。 甭管是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来看= =这个多发的部分都是惨不忍睹的。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6-2030年五年规划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未设定具体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目标，仅表述为保持在“相当规模”，但维持了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的目标。这一调整可能归因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产业转型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自2015年以来持续萎缩带来的不确定性。未来年度就业目标将根据当年情况灵活设定，标志着政策重心从追求就业数量转向应对技术与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就业稳定。 来源：Bloomberg

《两百年前“天价社会主义实验”的惨痛教训与人性启示》 1825年，英国著名实业家、富豪罗伯特·欧文做出了一项轰动欧美的决定：斥巨资买下一整座美国小镇，希望亲自验证自己倡导的社会改革理念能否成功运行。 欧文拥有财富、产业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也聚集了一批坚定支持者。他们相信，只要消除贫富差距、加强合作、弱化私有财产制度，人们便能共同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更加平等的社会。 然而，仅仅两年后，这场投入巨大、寄托无数理想的实验便宣告失败，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社区实验之一。 19世纪初，欧文凭借纺织业积累了丰厚财富，也积极推动工人福利改革。1825年，他花费约15万美元，购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Harmonie镇，并将其更名为”新和谐村（New Harmony）”。 当时，这里拥有约2万英亩土地、160多栋建筑、磨坊、农场及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新社区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消息公布后，近千名来自各地的人陆续来到这里，其中既有普通劳动者，也有教师、科学家、医生和知识分子。1826年，一批学者乘坐后来被称为”知识之船”抵达新和谐村，其中包括著名博物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为这场实验增添了浓厚的理想色彩。 欧文相信，只要建立合作制度，减少竞争，人们便会主动为共同利益努力，社会也能够更加和谐。 然而，现实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设想进行。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工作积极的人逐渐发现，无论自己付出多少努力，获得的回报与贡献较少的人几乎没有区别。勤奋者承担了更多劳动，却无法获得更多收益，积极性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也有人逐渐减少劳动投入，因为即使贡献有限，同样能够分享集体成果。当激励逐渐减弱后，整体生产效率开始下降，粮食供应日益紧张。 公共设施维护同样出现困难。由于产权和责任划分并不明确，许多房屋和公共设施缺乏持续维护，社区内部则不断召开会议讨论制度，却迟迟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管理方式。 面对困境，欧文先后修改了多次管理制度和社区章程，希望重新建立秩序，但始终未能扭转局面。 1827年，新和谐村最终解体。 这场实验失败后，曾亲历整个过程的美国发明家约西亚·沃伦进行了深入反思。他认为，当个人贡献与回报长期脱节时，合作就难以持续；而缺乏明确责任和价格机制，也会使资源配置变得越来越困难。 后来，沃伦进一步发展出强调个人责任、自愿交换和产权的重要观点，对美国个人主义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欧文本人则认为，失败主要源于参与者尚未具备建设理想共同体所需要的素质，而不是理论本身存在问题。这种解释后来也引发了长期争议。 事实上，今天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新和谐村的失败并非只有一个原因。社区成员来源复杂、组织能力不足、经济管理经验有限、制度设计不成熟，以及激励机制存在缺陷，都共同影响了最终结果。 不过，这场实验仍然留下了一项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当一个制度无法有效体现个人贡献时，人们是否还能长期保持创造力和责任感？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价格能够传递资源稀缺信息，产权能够明确责任，而适当的激励能够鼓励创新和劳动积极性。如果这些机制长期失效，社会运行效率往往会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市场机制虽然能够提高效率，却可能带来贫富差距扩大、机会不均等问题，因此现代社会普遍尝试在市场效率与社会保障之间寻找平衡，而不是简单走向任何一个极端。 两百年前的新和谐村，未能实现创建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却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重要案例。它提醒后人，一个制度不仅需要崇高目标，更需要符合现实的人性、完善的治理能力和可持续的激励机制。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类似的问题始终存在：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如何鼓励合作又保持创新，如何保障弱者同时激励奋斗者，仍然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许并不是简单否定某一种理念，而是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如何建立既能激发个人创造力，又能维护社会整体福祉的制度安排。只有尊重人性的复杂性、完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治理方式，理想才能更接近现实，而不会停留在美好的愿景之中。 💥辣么，如果让你设计一个既能保障公平、又不会打击勤奋者积极性的社会制度，你会如何设计？ 欢迎评论区共同探讨，说说你的想法！ 视频由@grok/ @imagine 生成！

新就业形态的不断出现，就业形式的灵活化，是AI时代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必须顺应这个趋势。不过对于外界观察者，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个事件可能预示了AI时代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未来方向。

🥸比尔·盖茨发长文警告AI将加剧就业与社会不平等，建议对AI和机器人征税 比尔·盖茨近日在个人网站Gates Notes发表长文称，AI时代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随着AI快速进入法律、客服、软件、医疗、制造等行业，许多入门级和中级岗位可能永久消失，且就业冲击的速度将快于过去数代人的产业转型。 他认为，AI带来的主要风险包括大规模岗位流失、降低犯罪和恶意攻击门槛，以及影响儿童成长、教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警告，AI可能加剧贫富差距，让更多财富集中到少数企业和个人手中。 不过，他也指出，AI有望加速癌症治疗、疫苗研发、清洁能源和农业创新，帮助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提高诊断效率，并让低收入国家的农民获得更好的天气、种植和疾病防治建议。 为确保AI带来的收益能够惠及更多人，盖茨提出三项方向：建立国内和国际层面的AI治理框架；划定“人类保留领域”，让部分护理、教育和心理健康等工作继续由人类主导；重新平衡劳动与资本税收，对AI和机器人征税，为失业者再培训及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资金。 盖茨表示，AI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到社会没有时间等待问题自行暴露，各国政府、企业、教育和医疗机构以及社区都应立即参与制定应对方案。

秦朔的核心判断是：一般性促消费政策即使短期有效，消费也会很快回到“原形”。他据此主张，必须转向更深层、更系统的改革：长期改善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高质量就业，让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匹配需求。这些都不是一次刺激能够改变的。 文章列出的三组2025年数据，测量的并不是同一件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0.1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44.3万亿元、餐饮收入近5.8万亿元，但不包括餐饮之外的服务收入，还包含单位福利、办公用品等单位和其他组织的集体购买。根据约16万户住户的抽样调查推算，居民消费总支出为41.4万亿元。按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0.0%的国民核算口径计算，居民消费规模则为56.76万亿元。秦朔个人倾向于认为，56.76万亿元更接近实际规模。 文章认为，三组数据之间的差距首先来自测量范围和统计方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依据企业报表，部分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和推算，记录的主要是以货币完成的商品交易和餐饮收入；住户调查则依靠样本家庭填报。国民核算中的居民消费还包括自有住房服务、实物报酬、金融中介和保险服务等未必直接发生货币交易的消费。因此，三组数字不能直接互相替代。 住户调查也可能留下较大缺口。文章称，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后约为55.28万亿元，而资金流量表——即按住户等部门汇总收入、消费和储蓄等流量的宏观核算表——显示，住户可支配总收入为78.69万亿元，两者相差23.41万亿元。秦朔将调查数据偏低部分归因于中高收入者填报时往往低报；他同时提醒，两种统计口径覆盖的项目并不相同：资金流量表包括单位缴纳的公积金、公费医疗等，入户调查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这些项目。 文章指出，服务消费是另一个明显的数据缺口。文章所列的今年1—7月数据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但服务零售额的具体规模仍未公布。文章解释，这项指标目前只在部分地区试算；对营业额未达到纳入统计所需门槛的大量小微服务商户进行抽样推算并不容易，新开业生活服务商户的销售也难以及时纳入统计。 金额偏低，不等于实际消费体验按同样比例偏低。文章援引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观点称，价格优势和汇率偏离使主流方法系统性低估了中国消费水平；按实物消费量衡量，实际水平可能比金额统计显示的高出一倍左右。秦朔赞成这一观察，但文章又援引中金公司和罗志恒的研究指出，即使考虑购买力、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社会福利、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和医疗支出等因素，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结论仍未改变。 文章援引罗志恒的研究称，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6%，美国为67.9%，相差约28个百分点；从分子和分母中同时剔除医疗、自有住房租金等项目后，差距仍约为2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显示，同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1%，低于全球56.6%的均值和中等收入经济体52%的水平，在该数据库所列149个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文章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测算，2023年中国住户储蓄率为34.9%。秦朔强调，这里的储蓄是可支配总收入扣除最终消费支出后的宏观核算概念，不等于银行存款增加额。他认为，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相互对应，也反映出居民消费受到收入和保障条件的制约。 秦朔因此主张把更多公共资源用于改善居民生活。文章援引卢锋的测算称，2023年公共部门资源总量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8%，其中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5.5%的资源投向生产供给端，用于居民和政府消费的比例为22.5%；卢锋建议至少腾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个百分点的资源用于民生。文章援引罗志恒建议，把国有资本收益、财政和社会保障改革联动起来。罗志恒还认为，如果今后每年仍有2500亿元类似资金，与其继续投入逐渐趋于饱和的耐用消费品，不如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 文章同时提醒，扩大保障不能简单等同于让企业按现有名义标准缴足全部社会保险费用，因为企业负担已经不小。文中援引的多位学者建议适当降低缴费标准，再逐步实现全面覆盖。秦朔最终强调，“以旧换新”等措施可以带来短期效果，却不能代替收入增长、社会保障、高质量就业和供给创新；这些改革见效虽慢，却是提振消费绕不开的深层问题。

同一个“灵活”，在经济学家那里，可以指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对工作时间和安排的自主控制）；对收入难以预期、岗位不稳、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等保障性福利）不足的劳动者，它却可能像是在把困境重新命名为福利。作者认为，张丹丹引发的争议，暴露了精英所用的经济话语与不稳定就业（缺乏稳定岗位、可预期收入和充分社会保障的就业）现实之间的裂缝。 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她在《聊一波》被问到“灵活就业”（涵盖多种工作处境的宽泛称呼）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时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随后解释，正式雇员接受固定工时，放弃一部分时间上的自由，换取养老金等福利；灵活就业者（涵盖多种处境的统称）获得更多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的控制），代价则是较弱的社会保障。 文章记录，这句话传播得比前后的限定语更远。许多网民把她理解成在赞美不稳定就业，仿佛没有稳定岗位、单位缴费和可预期收入的劳动者应当感谢这种“自由”。作者同时指出，另一种合理理解是：张丹丹在说明劳动者可能看重时间自主权，而且她明确承认这种选择常伴随较弱的社会保障。仅凭这段对话，很难断定她对研究对象漠不关心。 作者认为，把张丹丹描绘成无视普通劳动者的象牙塔学者，与她的研究记录并不吻合。2023年3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官方失业率为19.7%；张丹丹估计，如果把约1600万已经停止求职的非在校青年也视为失业者，失业率上限可能达到46.5%。文章强调，这一估算采用了比官方口径更宽的失业定义。 文章认为，她更重要的一项研究，是揭示零工经济（以短期或按需工作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早已不限于手机应用里的送餐和网约车。2022年至2024年，她的团队走访昆山、东莞、佛山和深圳近30家制造企业、20家劳务中介及10个人力市场。结合田野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她估计中国约有4000万制造业零工劳动者（按短期或按需工作谋生的劳动者），占该行业劳动力的31.12%。在所研究的制造业集群中，这类劳动者平均约占三分之一，旺季可升至三分之二，在一些大型工厂甚至可达80%。 这种处境并非边缘现象。文章称，政府在2025年底估计，中国有超过2亿灵活就业者，约占全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城镇劳动力的五分之二。2026年6月，一家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办的研究机构发布非官方报告，估计当年人数达到3.2亿。文章据此认为，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项显著特征。 作者还把这场争议放进中国社会长期不信任专家的语境中。“砖家”（zhuanjia；以“砖”代替“专家”的中文网络贬称）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一些公众认为，拥有稳定职位、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评论者，常在向普通人解释为何普通人所受的苦是必要的，甚至是一件好事。作者承认，其中一些敌意显然并不公平；但当就业前景长期艰难时，许多中国人对看似给困境换上好听名称而非承认困境的语言格外敏感。 作者认为，其中一些劳动者无疑看重张丹丹所描述的那种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张丹丹的研究也指出，一些年轻制造业劳动者认为正式工厂合同限制较多，相对于工资并不划算；另一些人进入零工岗位，则是因为更好的选择已经消失。作者的结论是，这场风波并非一句话凭空制造了就业焦虑，而是原有的不安全感让“灵活”这个词带上了政治和情绪重量：当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不确定自己面对的工作安排的灵活性究竟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落到身上的，一项学术区分也可能被听成对现实困境的粉饰。 原文：When “Flexibility” Sounds Like an Insult ｜作者：Zichen Wang｜2026-08-23

【历史上的今天 8月14日】 1945年8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35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社会保障法》。1980年8月14日，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发起罢工，推动了“团结工会”运动。 更多：

朱镕基主导的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 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起）和总理（1998–2003年）期间，以强硬务实的风格推动多项结构性改革，核心目标是稳定宏观、理顺体制、提高效率、融入全球。以下是朱镕基主导的主要改革的介绍： 1. 1990年代整体经济改革背景与思路 1990年代初，中国面临通胀压力、财政困难、国企亏损严重、银行坏账高企等问题。朱镕基强调“宏观稳定优先、结构改革配套”，推动财税、金融、国企、投资、外贸、外汇、住房等一系列改革。
他主张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计划经济遗留问题，同时保持国家对关键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伴随阵痛（如下岗、利益调整），但为后来20年高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 2. 分税制改革（1994年） 这是朱镕基时期最核心、影响最深远的财税体制改革之一。 背景问题：
之前实行“财政包干制”（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上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不断下降（1993年前后仅约22%），甚至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发工资的窘境，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削弱。 改革内容（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 1）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税（如关税、消费税）、地方税、共享税（如增值税按75:25分成，中央占大头）。 2）分设国税、地税两套征管机构。 3）建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以1993年地方收入为基数）。 朱镕基亲自带队，历时70多天走访17个省市区，与地方领导逐一沟通、算账、妥协，最终推动落地。 成效：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回升到50%以上，显著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再分配能力，为后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西部大开发等提供了财力支撑。同时也埋下了地方依赖“土地财政”的隐患。 3. 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 国企长期效率低下、亏损面大、负债高（俗称“一滩烂泥”），拖累银行系统。 主要思路与措施： 1）“抓大放小”（1995年后明确）：集中力量做强大型骨干和战略型企业（能源、电信、军工、银行等），对中小型亏损国企实行关、停、并、转、售或破产。 2）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实行股份制改造。 3）配套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推进社会保障、住房制度改革，打破“铁饭碗”。 4）同步清理银行不良贷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坏账。 影响：
改革使国企从全面亏损逐步扭亏为盈，竞争力提升，但导致大规模下岗（估计数千万工人失去原有保障），社会阵痛明显，尤其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整体上，国有部门比重下降，民营经济空间扩大，为市场化奠定基础。 4. 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朱镕基把“入世”视为倒逼国内改革、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一步。 过程：
1990年代中后期谈判进入关键期。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亲自推动中美双边谈判取得突破（尽管当时国内有批评声音，认为让步过大）。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 主要承诺与影响： 1）大幅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非关税壁垒等。 2）积极影响：出口和外资大幅增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增长加速，就业和收入提升；同时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法规完善和进一步市场化。 3）争议：部分行业短期冲击较大，国内有声音认为谈判中做出了过多让步。 总体来看，这些改革相互配套：分税制增强了中央财力，国企改革提高了效率、减轻了财政负担，入世则打开了外部市场并锁定了开放方向。它们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中后期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轨道，但也留下了就业压力、地方债务、收入分配等长期课题。

提振消费的正确途径只有一条：改善财富分配、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而不是重吹房价泡沫！ 让高杠杆者通过真实收入修复资产负债表，让年轻人有购买力不被房价抽干，让所有人敢花钱，这才是既治标又治本的阳关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