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区房信仰坍塌之后 教育局“背叛”了房产局。 在这个本该是学区房淡季的5月，南京主城的二手房中突然被推上了过山车。 挂牌量如同拉升的红线，日均新增攀升至1000套——要知道，4月份这个数字还停留在600套左右。 中介的朋友圈成了前线播报站：树人片区单日新增70多套，宁海路板块48小时冒出43套，银城汇文新上50套…… 这些曾经南京家长眼中“一房难求”的教育高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抛售潮。 这场学区房“大逃杀”的导火索，是南京教育局的一纸新政。 上周，鼓楼、玄武、秦淮、建邺四大主城片区公布了招生办法： 取消提前一年落户、取消学位年限锁定。 这意味着，学区房最核心的“时间成本”被彻底抹平。以前买学区房要提前一年布局，入学后还得砸在手里几年等学位解锁；现在，只要孩子顺利进校，这套房子就能立刻挂牌。 如果操作够极限，3月买房，9月入学，10月就能套现离场。 当学区房失去了“持有年限”的限制，它就从一种稀缺的入场券，变成了流动的日用品。 一套房甚至能在6年内供6个家庭循环使用，这直接抽干了学区房溢价的池水。 教育局也有苦难言。调控的背后，是难以回避的结构性危机： 生源断崖式下跌。 鼓楼、玄武、秦淮，这三个老城核心区，聚集了全市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升学成绩稳定，过去唯一的缺点是学区房的门槛太高。建邺区则是走高精尖路线，名校分校扎堆，国际化教育氛围浓厚。 南京的朋友说，以前鼓楼区金陵汇文，银城小学都是39个班，鼓楼好点的名校也有10个班，现在腰斩。 中华中学附属小学，建邺区唯一一所百年老校，去年的一年级班级只有2个，今年更是传出了不再招生，并入金中实小的消息。 为了不让教育资源空置，教育局必须降低门槛，确保一二线学区能“招得满”。但这种“自救”，对脆弱的楼市预期而言，无异于最后的一击。 价格战，已经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打开。 南京人发现，以往高不可攀的学区房，正加速向“白菜价”靠拢。 拥有银城汇文双学区的永嘉年华，曾因单价破9万被称为神盘。今年3月，50平的同户型成交价还在223万；新政一出，房东直接报出170万的底价。 两个月，50万溢价化为乌有。 中介透露，一位刚签完合同的客户，宁愿赔掉定金也要强行解约。因为在购房者看来，现在的学区房不是“避风港”，而是“烫手山芋”。 辰龙绿苑东苑、佳和园等名校片区，降幅也普遍达到了10%-20%。 学区房也开始分化了。新政发布后，挂牌最多的，跌幅最多的都是老破小。 这次政策的真正威力，或许要到年底的下一个旺季才会完全释放。学区房还有半年的时间来平缓情绪，但留给“信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人口出生率下行的大背景下，学区房正在回归它最原始的属性： 居住。 当教育与房产彻底解耦，支撑孩子成才的，终将从那几张昂贵的房产证，回归到家里的书桌。那个买房换前途的幻梦碎了，但一个不再被房价焦虑透支的童年，才真正开始。 出自公众号:壹地产

每個受到教會教育的聖女, 經過了長時間的學習和歷練後, 一但經過考核, 聖女們便有資格在神聖的大教堂內向神獻上虔誠的侍奉: 肉燭台試煉 聖女們將被切除手腳, 固定在燭台上, 乳頭上穿上鈴鐺, 伴隨著每日的禱告一邊扭著鈴鐺伴奏, 一邊努力維持頭上的蠟燭聖火不滅 受到神力祝福的聖女們只要燭火不滅, 就能近乎不老不死, 永遠沐浴在神的榮光下搖著奶子高潮

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脫離莽撞、熱血的年紀後，慢慢會了解「塞翁失馬」的意義，人生的喜悲不要跟著遭遇上的禍福起伏比較好，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個轉彎處，等在那裡的命運，是好，還是壞。但我認為這是退步而落後的想法，這是無知的古人應對無法掌握的世界所發展出來的退步哲學。也不是只有東方文明講「塞翁失馬」，羅馬皇帝，以Stoicism聞名的Marcus Aurelius也在他的名著裡，告訴後世的人，不要為了你無法控制的外在事物，而失去了你可以控制的內在平和。我不懂佛教，但這種往內看的人生哲學，據說也是接近佛教的宇宙觀。因為人類無法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行，所以只能內求。但為什麼不是去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呢？ 先秦思想裡有儒家、法家、墨家，這些門派，都是入世而嚐試改變世界，為什麼春秋戰國之後，就剩一個禮教儒家，一個讓一般人難以用來面對世間苦難的高尚哲學？平白讓佛家、道家和各種地方鬼神信仰，得到一個需求很大的市場來安撫人心呢？又或者是古希臘城邦發展出來的各種思想，探索真理的各種嚐試，怎麼到了羅馬帝國，就退化到連皇帝都要講他「控制不了的事物就不要受影響」的那種悲觀、被動、出世的哲學觀？ 照黑格爾的講法，退回Stoicism的歷史發展，是因為沒有自由的個體，中國只有皇帝有自由，希臘只有集體的自由，沒有自由的個體，就無法進入理性啟蒙的階段，必需等到基督教義普及了，神進到你的心裡，每一個人才會變成自由的個體，才會開始探索宇宙的真理。黑格爾的唯心論，對我來說，太難懂，但尼采的話，就相當清楚了，基督教是奴隸的宗教，因為只有奴隸才講眾生平等，都是神的子民。如果你是中國皇帝，你怎麼會認為眾生平等呢？如果你是中國皇帝，探索事務的真理的目的是什麼？可以吃更多的美食？可以有更多的錢？可以搞更多的女人？他不用進步的思想，就有了一切，為什麼要追尋真理？ 當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當我相信人生而平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天賦人權，我就取得了我個人自由，作為一個自由的個體，我的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不管。但我的思想，不用再受限於「塞翁失馬」，我不用把事物發生的前因後果，歸咎於混沌不清的命運，就算我無法清楚地辨識出因果關係，我也知道背後的機率分佈，也就是說，我可以對世界有科學理性的了解，如果我要什麼好的結果發生，我可以安排可能需要的前因，如果要避免什麼不好的後果，我就要消除可能的壞種子。因此，當我像塞翁的兒子一樣跌斷了腿，我不會傻傻地自我安慰，好事就要發生了。我要做的是，要如何防範我再次跌斷腿。而當我想要進好學校、找好工作、有健康的身體，還是幸福的人生，我不用求神問佛，我思考先人前例，我分析我的優缺點，我調動我的資源，我努力的追求，也許我永遠得不到我想要的，但我知道，我的努力，讓我成功的機率變大，因為萬物皆有因果，而我是一個自由人。 Stoicism和塞翁失馬的哲學是人類文明史上必有的繞道之舉，並不是通往全部自由的救贖，要能狠狠地把人間苦難好好凝視，我們才能永遠脫離福禍相依的無理循環。

<纽约客>：“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把众神剪进了废片里”（有些微剧透） 作者：Richard Brody 最有可能喜欢克里斯托弗·诺兰新版<奥德赛>的，或许恰恰是那些没有读过荷马原著的观众。原因并不只是电影删掉了大量内容——任何篇幅较长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都免不了删减和压缩——而是因为影片中存在一个更加根本、无处不在的缺失：众神。 在荷马史诗中，故事的第一幕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宫殿里。众神召开会议，争论奥德修斯的命运。而在诺兰的电影里，人们会提起神，却看不到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辩论。事实上，古希腊诸神中真正现身的只有雅典娜，由赞达亚饰演。她只是偶尔出现，注视并守护着故事的发展。 诺兰呈现的，是一场完全属于人类的戏剧。 影片开场时，曾在特洛伊战争中率领希腊军队作战的奥德修斯，由马特·达蒙饰演，已经离开故乡伊塔卡大约二十年：十年征战，之后又漂泊了十年。他迟迟无法归乡，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诱惑和阻碍，从卡吕普索的勾引，到食人独眼巨人的暴怒。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潘妮洛普——由安妮·海瑟薇饰演——正在抵挡几十名伊塔卡贵族男子的追求。这些人逼迫她从中挑选一人再婚，一边等待她作出决定，一边住在王宫里大吃大喝，挥霍王室储存的粮食和美酒。 奥德修斯出征时，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还只是个婴儿。如今，由汤姆·赫兰德饰演的忒勒马科斯已经长大成人，一心想把这些求婚者赶出家门。这是一条最古老、最典型的成长故事线。最终，当奥德修斯设法回到故乡后，父子二人联手对付这些试图篡夺家业的人。 当故事以这种方式讲述，将神明干预压缩到最低限度后，它依然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冒险，其中充满激情、恐惧、温情和奇观。但它失去了阅读荷马时那种独特的震撼：现代人的思想，与青铜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荷马描绘的是一个陌生而令人不安的世界。人类的生存始终受制于神明的商议与反复无常，而这些神明也有自己的欲望、动机和算计。诺兰切断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原本连贯的联系，也因此舍弃了许多真正让荷马时代显得如此不同的东西，其中包括无处不在的神圣气息，以及与之相伴的独特道德体系。 我原本很好奇，诺兰会如何处理故事中其他带有远古色彩的部分，比如暴力与宗教仪式：动物献祭时鲜血喷涌的场面；怪物在受害者凄厉惨叫中将人活活吞食的超自然暴怒；砍掉手掌和生殖器；对酷刑的依赖；以及人们从残忍复仇中获得的强烈满足感。 他又会如何表现荷马世界中那种极度外放的情绪？比如人们会因为痛苦而撕裂自己的衣服，或者像艾米莉·威尔逊在2017年出版的<奥德赛>译本中所写的那样，奥德修斯“放声痛哭，在悲伤中翻滚”。 还有那些色彩斑斓的幻想场景。例如在第一卷中，雅典娜与忒勒马科斯告别时，“像一只鸟一样飞走，穿过烟雾升入空中”，从而显露出自己的神性。 但诺兰并没有试图把观众带进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他选择了一种经过精简、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处理方式，将一切驯化、节制，并削去锋芒。 影片中的暴力大多被拍成了缺乏具体质感的普通动作场面。快速剪辑的战斗，只是隐约暗示人物死得十分惨烈；献祭场面只短暂出现，而且干净得如同外科手术；复仇既没有多少鲜血，也缺少恐怖感，执行起来极为克制；泪水带着煽情片式的精确，从人物的一侧脸颊缓缓落下；悲痛则通过现代军人式的沉默和隐忍来表达。 尽管诺兰的创作构想迎合观众，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错位，他仍以强劲的自信和无可挑剔的清晰度将其推进。 电影对白简短、现代，让这批知名演员能够在自己最熟悉的表演方式中发挥，也把古代那些充满流光溢彩般复杂性的角色，重新雕琢成轮廓鲜明、质地坚硬的人物。 饰演潘妮洛普的安妮·海瑟薇，拥有与这一处理方式相匹配的锐利目光。在告诉忒勒马科斯，他还不够成熟、无法参加真正的大战时，她借用了一个古典好莱坞式的绝妙动作：先盯着他的眼睛，然后短暂而嘲讽地把视线向下移到他的身体上。 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由乔·博恩瑟饰演。博恩瑟为这个角色赋予了一种纽约外围城区白人族裔口音，听起来出人意料地合适。 露皮塔·尼永奥饰演海伦。她与墨涅拉俄斯的婚姻显得有些勉强，而她当年的被劫持正是特洛伊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当海伦哀叹自己被当成死亡与毁灭的借口时，尼永奥以一种压低音量、却极具力量的方式，将角色的愤怒推向高点。 约翰·雷吉扎莫饰演被奴役的牧猪人欧迈俄斯。这个人物对奥德修斯忠心耿耿，也极力保护忒勒马科斯。雷吉扎莫身上流露出一种饱经世事的智慧和粗粝沉稳的气质。他内在的高贵，与那些身份显赫却贪婪卑劣的求婚者形成鲜明对比。 萨曼莎·莫顿饰演的瑟西直率强硬，带着一种乡野人物的粗犷气质。她的表演几乎让剧本对原著的改写显得可信。在荷马笔下，瑟西拥有迷人的歌声，是一名危险的诱惑者；在电影中，她却变成了一位喜欢训诫他人、批评社会风气的人。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把奥德修斯的手下变成猪，是因为他们吃东西时“就像猪一样”。 在所有演员中，与诺兰对人物的整体构想结合得最紧密的，是饰演奥德修斯的马特·达蒙。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以足智多谋、善于谋划而闻名。但在这部电影中，他显得朴素而直接，是一个粗犷、务实的战术家，而不再是那个更富创造力、行动更加活跃，同时在道德上也更值得怀疑的人。 这个角色原本需要一种既强健又圆滑、既有力量又变幻莫测的表演。但达蒙遵循诺兰的设定，将奥德修斯塑造成一个不动声色、背负重担的人。 那么，奥德修斯背负的究竟是什么？ 为了界定这位英雄的困境，进而塑造他的性格，诺兰大胆扩展了<奥德赛>中只是被顺带提及的内容，把它们变成电影中的重要场面。 其中最关键的，是特洛伊木马，以及奥德修斯在这项计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在诺兰的版本里，木马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它塑造了奥德修斯的性格，也通过此后漫长的漂泊，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特洛伊人毫无怀疑地把木马运进城内，以为这是一件宗教祭品。但藏在木马内部、由奥德修斯率领的少数希腊士兵趁夜打开城门，让大批希腊战士涌入城中，将特洛伊彻底摧毁。 电影把奥德修斯描绘成一个长期为这项计谋深感内疚的人。他认为，自己将一件表面上的礼物变成致命武器，违反了宙斯所规定的待客之道。 影片还暗示，奥德修斯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多年的漂泊，也代表着他多年无法重新融入战后生活。 他被卡吕普索扣留七年，几乎以囚禁情人的身份被带上她的床，又在她喂食的忘忧莲作用下变得麻木。卡吕普索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治疗他。 她对他说：“那时候的你，还没有准备好回家。” 以这种方式对奥德修斯进行心理分析，让<奥德赛>拥有了一种容易理解和消化的现代感——看吧，古希腊人其实也和我们一样。 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原著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恰恰是这些内容，才使阅读荷马成为一种如此鲜活、直接而有生命力的体验。 电影压低原作中大量残酷情节，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净化和删改。这其实是在尝试为现代社会重新“拯救”奥德修斯，把他塑造成一个既值得同情、又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因此，电影里容不下荷马史诗第九卷中的那个奥德修斯。在原著里，他若无其事地向一位主人讲述自己旅途中较早的一站： “我洗劫了那座城，杀死了男人。我们带走他们的妻子，并把他们的财物平均分掉。” 我不会剧透电影的结局，但它并不是原著中的那个结局。这个改写大胆得令人兴奋，野心很大，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却最终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作为导演，诺兰似乎在情节、对白、表演、自然景观、场景、陈设和服装上投入了远比影像本身更多的注意力。 电影的大部分画面都以一种中性的方式记录剧情，很少展现出足够鲜明的风格和质感，让人感受到导演对银幕世界有一套完整的美学构想。 诺兰在<信条>和<盗梦空间>等科幻作品中，曾展现出强烈得多的视觉冲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电影所构建的世界，在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与现代社会保持着连续性。 相比之下，<奥德赛>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似乎与诺兰试图将一种无法被简化的古老精神加以理性化的努力密不可分。 观看诺兰的电影时，我不断想起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拍摄的两部古希腊题材作品，并对它们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俄狄浦斯王>（1967）与<美狄亚>（1969）。后者由玛丽亚·卡拉斯主演，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出演剧情长片。 在这两部作品中，古典时代令人不安的残酷，与一种崇高的视听体验彼此呼应。这种视听上的崇高，也准确反映了电影所依据的悲剧作品本身的诗意——两部电影分别改编自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 帕索里尼对青铜时代生活中暴力与神秘色彩的强调，还延伸到规模宏大的宗教仪式，包括活人献祭。这些场面既像经过精密设计的舞蹈，也带有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而影像本身的高度形式化，与银幕上的行动完全融为一体。 诺兰则受到现代道德自我约束力量的推动，把一部史诗拍成了散文。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香港影坛发生了一件现在看来极其荒诞的事。 向华强为了挡住周星驰的势头，把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郑伊健、邱淑贞等23位当红大腕全部塞进一个剧组，赶着拍了十几天，搞出一部《超级学校霸王》。 资本的想法很简单——用明星怼死你。 结果呢？ 这部堆满巨星的片子，在香港本土只拿到1829万港币的票房。 而同期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一个人扛着整部戏，轻松卷走4017万，直接翻倍碾压。 向华强当时在港圈几乎是说一不二的存在，习惯了用资源碾压对手。 他以为只要砸钱、凑人、抢档期，就能复制成功。 这种思维放到商业运作上或许管用，但放到创作上，就是一场灾难。 《超级学校霸王》的拍摄周期只有14天，为了抢在周星驰前面上映，整个剧组像在赶末班车。 剧本是临时拼凑的，笑点是东拼西凑的，连穿越、街头霸王、校园这些元素都像从不同盒子里倒出来的零件，硬塞进一个模具里。 这样的电影，怎么可能好看？ 资本追求的是确定性——找最火的明星、蹭最热的IP、抢最好的档期，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但艺术需要的是偶然性——一个天才的灵光一现，一段即兴的神来之笔，一次冒险的自我突破。 这些东西，用钱买不到，用人堆不出来。 反观周星驰同时期在做什么？ 《唐伯虎点秋香》里那段经典的“打击乐说唱”段子，是他临时起意加的词；和“如花”的对手戏，即兴发挥到连台词都忘了。 这种创作上的即兴与投入，是资本永远无法用预算表计算出来的东西。 这场围剿的失败，本质上是一次资本思维对创作规律的碰撞。 向华强在票房上输得一塌糊涂后，转头就开始对周星驰泼脏水，什么“片场暴君”“自私难搞”的帽子挨个扣，半点儿实锤证据都拿不出来。 向太陈岚更是多次通过社交媒体发动舆论战，串联圈内艺人公开点评周星驰的性格问题，制造负面标签，长期进行软性口碑消耗。 任达华、刘青云、张家辉三位影帝集体表态——“跟他不熟”。 杜琪峰直接开骂：“周星驰对香港电影圈没有贡献，因为他自私，没品！ ”王晶补刀：“作为一个人，他已经被骂爆了。 ” 这场“倒周运动”规模之大，摆明了是把周星驰往死里踩。 向太为啥这么大火气？ 表面看是因为一篇网帖抹黑了她老公，实际上，这账早在90年代就算下了。 周星驰在向家手底下拍戏那几年，票房再高，他也就是个拿片酬的打工仔。 等到他想自己单干、当老板分版权的时候，动了向家的蛋糕，就已经是“敌人”了。 在港圈那套江湖规矩里，你不讲人情、不服管、不拜码头，就是原罪。 可资本显然低估了一个事实：观众是用脚投票的。 三十年后，随便问个爱看港片的观众，都能说上两句《逃学威龙》的名场面，可那部凑了23个巨星的拼盘电影，早就没人记得叫啥名了。 这就是最硬的勋章——不是资本捧出来的，是时间替观众选的。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简直就是在给当下娱乐圈的“资源咖”困境写剧本。 资本把“小张卫健”的套路改了个名字，变成“小刘德华”“小张国荣”“小某某接班人”，本质上一模一样——找一个有几分相似的新人，砸资源、堆热搜、大咖带飞，试图用标签复制成功。 结果呢？ 2026年，被网友戏称为“内娱太子团”的多位新生代演员，手握S+级项目与顶级代言，却接连遭遇口碑与热度倒挂。 一部S+古装剧上线后，平台热度被质疑从24000“硬水”至28000，豆瓣评分未及格，弹幕区“强推之耻”刷屏。 与此同时，一部小成本、无资本加持的网剧却凭扎实剧本与演员贴合演绎，豆瓣8.2分逆势出圈。 这种反差，和三十年前《超级学校霸王》被《唐伯虎点秋香》碾压，如出一辙。 观众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给什么就看什么的观众了。 审美在觉醒，判断力在提升，对“二手货”的容忍度在急剧下降。 资本可以买数据、水奖项、制造虚假繁荣，但真实的观众缘和路人盘，做不了假。 小红靠捧，大火靠命，强捧终究有天花板。 向华强当年搞的那套“堆积明星”的投机 逻辑，放到今天依然在娱乐圈反复上演。 资本永远学不会的是，好的内容从来不是靠人堆出来的，而是靠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天才能耗在剪辑室里改剧本改到天亮的那种死磕。 少林足球》筹备时，周星驰睡在剪辑室地板上改剧本；《功夫》里那个“包租婆一吼震碎玻璃”的镜头，重拍27次，他自己蹲在监视器前盯每帧画面。 这些事没上热搜，但圈内人都知道。 他后来受访说过一句大实话：“我不是不想分钱，是怕分了钱，没人再敢投我。 ”这话听着硬，其实是清醒——没有永盛敢赌他第一把，就没有后来他敢赌自己第二把的底气。 刘德华当年对张卫健说过一句话：“学到的就要教人，赚到的就要给人。 ”张卫健后来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功成名就之后，也学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人情和温度在传递，是资本永远学不会的东西。 而资本能学会的，只有“砸钱—复制—收割”这个粗暴公式——但历史已经证明，这套公式，走不远。

#蹭網發推之一八一# 平生買了第一張足彩票 美加墨世界杯進行了一個多月，我能叫得出名字的球星只有梅西一個人，沒看過一場轉播。但是截止18日，阿根廷7場的比分我都知道，因為梅西，阿根廷也成了我唯一關注戰績的球隊。 18日，是爭奪三四名的日子，一早，我什麼也干不了，正寫的文章竟然寫不下去了。我開始關注世界杯，不是關注將要進行的銅牌爭奪戰，而是關注冠亞軍的終極之戰。從各大媒體的文字報導，到五花八門的視頻分析，連看到19日，整整看了兩天，看得我頭昏眼花，專業技術性的分析，似乎改變不了我什麼，作為一個足球外行，我只記住另一個球星的名字——亞瑪爾。 19日晚8點半，我決定買一張足彩票，當然賭阿根廷衛冕成功。 此時誰要問我為什麼？我大概會有2023 年6 月1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阿根廷与澳洲友谊赛中，私自跳下3米看台那個稚氣未脫的年輕球迷的熱情。這位18歲的球迷甩掉成群保安的追逐在比賽場地擁抱了梅西，最後因體力不支倒地，被四個保安抻着四肢抬出比賽場地，臉上還掛着萬分滿足的笑容，他是出於對這位世界球王精湛球技由衷的欽佩和熱愛；而我這個世界杯一場球賽沒看的球盲，希望梅西完美結束世界杯的里程，純粹就是對這位世界最偉大球員人格的敬重。 梅西贈給劉曉波簽名照片 9年前的7月13日，劉曉波在嚴格的拘押環境下，病逝於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12天后，我在網上看到梅西和他效力的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給劉曉波的梅西簽名照。不僅《零八憲章》的簽署者，世界為劉曉波爭取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家、學者和國際組織的負責人都會為劉曉波生前沒有能夠看到這張照片感到遺憾。 這張照片的聯繫人是香港民主黨成員林子健，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政治神學博士，已經取得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研究計畫獎學金，準備到美國念書。當他得知重病的劉曉波是梅西的球迷之後，於2017年7月9日（距離曉波離世僅4天）“發電郵向梅西索取簽名照，並介紹劉曉波是他的球迷，是人權捍衛者，曾獲諾貝爾和平獎，因罹癌恐將不久人世。”天人永隔的遺憾，無法改變，林子健用臉書公佈了梅西的簽名照，並稱讚“巴薩隊和梅西無懼中共專政封殺的可能性，依然本著人文精神送上關懷，這無疑是一種人性的典範。” 林子健因此被綁架，遭受酷刑、被逼交出梅西簽名照，除了毆打，還被用釘書機在大腿上釘滿冒血的小十字架，他一口咬定照片已經送出。最後被扔到香港西貢海灘。他開始舉報綁架 ，官司打了兩年，北京央視出面竟捏造他被綁架是“自編、自導、自演”， 最終因“報假案”，又系獄5個月。出獄之後，護照被沒收，失去出國機會，處於失業狀態。這就是一位香港人為劉曉波索要一張梅西照片付出的代價。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梅西率阿根廷隊奪冠。媒體舊事重提，採訪林子健。受盡磨難的林子健對自由亞洲說：“他拿世界盃，一個好人，球技好、人品也好，至少敢簽名給劉曉波。有勇氣去簽名給劉曉波，能夠拿世界盃他是配得的，他不只是阿根廷的球王，是全世界的球王。”“我相信，如果劉曉波有在天之靈，應知道梅西拿世界盃，也會很開心的。” 今年7月是劉曉波病逝的9週年，適逢39歲的梅西再率阿根廷隊闖入決賽，我作為一個球盲，買張彩票只為祝福梅西，算不得什麼。昨晚一夜沒睡，凌晨觀看了大力神杯的爭奪戰，我看到足球後浪推前浪的洶湧，看到梅西只獲亞軍獎牌的淚水，這依然是英雄的淚水，是劉曉波在天之靈能獲得慰籍的淚水。 【補充一點，看完昨天的比賽，我才知道，足彩買的是不算加時賽的比分。我才知道我讓兒子幫我買彩票時他說：“你買的是大比分，我看好小比分。”是什麼意思。“0比0”我這個球盲絕對猜不中，我想就是老牌球迷大概猜中的也不多，我的一個鄰居，前國家隊後衛，實德隊教練，他買的彩票也賭阿根廷贏，結果也是一聲嘆息。我兒子雖然看好西班牙，但是與 “0比0”相比，還是距離不小。】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约翰派博牧师讲道文字稿中文翻译 路加福音 13:1-5 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2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3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4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5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如果这段经文背景在今天，我们会来到耶稣面前说：“你听说过上周在德国法兰克福北部发生的矿工爆炸事件吗？他们被埋在地下300英尺深的地方。”耶稣会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眼神看着我们，然后说：“你认为这些矿工遭遇这样的事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德国人罪孽更深重吗？或者，你认为在肯塔基州遇难的那一车的教会青年比每天死里逃生的美国人罪孽更深重吗？我告诉你，不是的；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你们都要如此灭亡。” 你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人？你带着忧虑或困惑的神学问题去找他，他直视你的眼睛说：“最紧迫的问题是你自己的灵魂。如果你不与神和好，你就会灭亡。” 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他对人的承诺总是无比认真。遇到问题时，他总是以人为本。他的话语充满激情。没有人会在与耶稣的对话中睡着。 事关重大：四个字 这五节经文蕴含着关于世界真实面貌的深刻启示。而这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我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我们的良心意识到，人们正在走向灭亡。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就必须了解并感受到真正的利害关系。而真正的利害关系在于：不悔改的人正在走向灭亡。 为了解读这段经文，我只想重点关注第3节和第5节关键句子中的四个词。这句话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我想让我们关注的四个词是“都”、“如此”、“灭亡”和“悔改”。 1.“都”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一群人来到耶稣面前，告诉他彼拉多如何杀害了一些正在敬拜的加利利人，取了他们的血，混入他们祭牲——羊、鸽子和斑鸠——的血中。这好比今天早上，在大家正在领主餐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闯入我们的教堂，割断几个信徒的脖子，把他们的血倒进圣餐杯里。彼拉多所做的事真是太可怕了。 人们虽然没有明说，但耶稣从他们的言语中听出了端倪——这些被杀害的加利利人想必犯下了滔天罪行，以至于上帝允许如此惨剧降临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非同寻常的悲剧必然意味着非同寻常的罪孽。 现在请思考片刻，如果你身处此时，你会如何回答。面对这种悲剧，你对苦难和罪的神学认知会如何？ 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不，他们的罪并非极其可怕，而是和你们的罪一样可怕。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所有人也将面临可怕的结局。”换句话说，他并没有说他们并不比我们更罪孽深重，也没有对他们的死感到惊讶，而是说我们和他们一样有罪，应该做好准备像他们一样死。 耶稣教导我们的是，我们所有人都罪孽深重。我们罪孽深重，以至于如果灾难、灾祸临到我们，我们不应感到震惊，仿佛无辜的人遭受了不公的惩罚。世上没有无辜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我们因罪而感到惊奇的，不是有些人遭遇灾难，而是我们得以幸免，并被赐予悔改的机会。这宇宙真正奇妙之处，并非罪人灭亡，而是神如此宽容，以至于你我今天早上还能坐在这里，再次获得悔改的机会。 2.“如此”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不悔改的人都会在敬拜中被杀害？不，绝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在第5节，耶稣说我们都会像被倒塌的塔压死的人一样灭亡。我们不可能都像被谋杀的加利利人，也不可能都像西罗亚塔倒塌压死的人一样死去。“都要如此”必定另有含义。 这不可能仅仅指死亡，因为悔改的人也会死。在耶稣再来之前，每个人都会死。但耶稣的话暗示，如果我们悔改，就不会灭亡。 那么，耶稣说所有不悔改的人都将灭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看那些人最终的结局多么可怕；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哦，他们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死；但他们不知道死后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临终的恐怖让他们措手不及。除非你悔改，否则你的结局也会如此。你的结局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可怕。你根本毫无准备。你会大吃一惊。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也将同样灭亡。 你和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结局都极其悲惨，你的结局也将同样悲惨。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局，你也不会（路加福音 17:27-30）。唯有悔改才能使你预备好与神相见。 3.“灭亡”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么，“灭亡”是什么意思呢？有时这个词仅仅指肉体的死亡。但这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耶稣暗示，如果我们悔改，就不会灭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你悔改，就不会灭亡。所以，“灭亡”的含义远不止肉体的死亡。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既然耶稣将其直接与罪联系起来，并且说悔改可以免受审判，那么我认为它指的是最终审判。他指的是死后的事。那些加利利人毫无防备，遭遇了可怕的结局。除非你悔改，否则你也会毫无防备地遭遇可怕的结局——死后上帝的审判。 新约中的“灭亡” 在新约圣经中，“灭亡”一词常常指代这种可怕的审判。例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灭亡是永生之外的另一种结果。约翰福音10章28节也提到了这一点。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如果你没有获得永生，就会灭亡。 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灭亡与因耶稣的十字架得救截然相反。在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保罗又说：“基督若没有复活……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灭亡了。”换句话说，灭亡是指死后发生的事情。 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中将审判比作绵羊和山羊的分离，并说：“这些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46节）。灭亡就是人若不悔改死后所要承受的永恒刑罚。罪就是如此严重。我们都犯了罪，而且每天都在犯罪。“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一条实在的且极其紧迫的信息 别把这当成无关紧要的教会说教。把它写在卡片上，用橡皮筋绑在汽车遮阳板上。外面那些人若不悔改，就会灭亡。把它贴在钱包里，每次买东西都能看到——那个店员若不悔改，就会灭亡。除非悔改，都会灭亡——你的孩子会灭亡，你的父母会灭亡，你的邻居会灭亡，你的同事会灭亡。这不是无关紧要的教会说教。这和我们都收到的医生寄来的艾滋病宣传册一样实用，而且比那宣传册紧迫一千倍，重要一千倍。 事实上，让我们从美国卫生局局长办公室的指示中学习，当人们知道自己身处死亡的危险之中时，世界期望他们如何对待彼此。感染艾滋病后，你失去的仅仅是你的生命。耶稣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做什么的，不要怕；那能把灵魂和身体都丢在地狱里的。”（路加福音 12:4-5）罪比艾滋病危险得多。如果世界愿意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唤醒这个国家对艾滋病的认识，那么我们这些知道治愈方法的人，岂不更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唤醒这座城市对罪的认识吗？ C·S·路易斯（又译鲁益师）作为文学学者的重担 杰出的英国学者和基督教作家C·S·路易斯与约翰·肯尼迪总统同一天逝世。今年11月将是他逝世25周年纪念日。时至今日，他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著作仍在成千上万地再版。我认为上帝如此大大地祝福C·S·路易斯的事工，并且至今仍在祝福，其中一个原因是路易斯从未对任何形式的文学、音乐或文化抱有精英主义或艺术化的热爱，尽管他本人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他的一生中，一切都服从于拯救迷失的罪人。 我发现他的话极具启发意义，激励我们在事奉中时刻关注那些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并祷告求神使用我们去唤醒他们。为了你自己的事奉，请聆听路易斯的教导。 “我们几乎不可能对邻居的荣耀思考得过多或过深……生活在一个可能存在神祇的社会里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要记住，你与之交谈的最乏味、最无趣的人，有一天可能变成一个你现在如果见到就会强烈想要膜拜的生物，或者变成一个你现在即便见到也只会在噩梦中遇到的恐怖堕落之物。我们每天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帮助，朝着这些不同的方向前进。正是基于这些令人震惊的可能性，带着与之相称的敬畏和谨慎，我们才应该处理彼此之间的一切交往、一切友谊、一切爱情、一切娱乐、一切政治。世上没有普通人。你从未与一个真正的凡人交谈过。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都是会消亡的，它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相比，就像蚊子的生命一样短暂。但我们却与不朽者开玩笑、共事、结婚、冷落、利用他们——他们或是永恒的恐怖，或是永恒的辉煌。”（《荣耀的重量》，第14页及后续页） 所以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学术研究： “基督徒对待文学的态度会比有教养的异教徒略显轻视……基督徒从一开始就知道，拯救一个灵魂比创作或保存世界上所有的史诗和悲剧都更为重要。”（《基督徒反思录》，第10页） 这让我们得以窥见C·S·路易斯毕生真正致力于的事业。1952年，一位美国自由派神学家批评路易斯用简单的类比来阐释三位一体。路易斯的回应充满激情，也展现了他所有作品的真正核心所在。 “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福音布道，面向的是[非信徒]。我写作的对象是普通民众，而非神职人员。如果皮滕格博士在提出诸多疾病的同时，也能提供一些治疗方案，那他或许会是一位更有帮助的评论家。他自己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呢？当他试图让身边的大量店主、律师、房地产商、殡仪员、警察和工匠皈依基督教时，他采用了哪些方法，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上帝在法庭上》，第181-183页） 那是路易斯作为文学学者的重担。我希望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这都是你的重担。与你的交谈的，没有凡人。他们都将永远存在。除非他们悔改，否则必将灭亡。 4.“悔改” 路加福音给我们举了三个在审判面前悔改的例子。 路加福音 10:13-15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然而，当审判的时候，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所受的还轻。迦百农啊，你以为你能升到天上吗？你必坠落到阴间。 路加福音 11:32 当审判日，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的宣讲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 约拿书 3:5 , 7-9 : 尼尼微人信了神，他们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披上麻衣……王颁布诏令……“人人都要回转，离开自己的恶道和手中的强暴。” 路加福音 16 章，那个不知悔改的富人死后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他请求亚伯拉罕派人去警告他的兄弟们，免得他们也死在这痛苦之地。但是…… 路加福音 16:29-31 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让他们听从吧。” 耶稣说：“不，我祖亚伯拉罕，但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会悔改。” 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相信。” 我的结论是，悔改意味着相信上帝（约拿书3:5），而不是相信撒但所说的，罪比顺服更能带来喜乐。悔改意味着“确信”不悔改的危险（路加福音16:31），以及藉着悔改得蒙赦罪的出路（路加福音24:47）。悔改包含为过去的罪和现在的罪的倾向而感到悲伤。这就是披麻蒙灰的意义所在（路加福音10:13；约拿书3:5）。悔改也包含离弃恶道（约拿书3:8）。 所以，#信心# 和 #悔改# 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件事。悔改的转变，就是从信靠其他事物转向信靠上帝。而随着对上帝作为顾问、保护者和供应者的全新信靠，也伴随着对喜乐顺服的新生命的转变。 #约翰派博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