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接纳移民发达国家，获得巨大经济收益】 美国Giovanni Peri（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学者撰写的一篇论文指出，在过去35年中，大规模接纳移民的发达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该论文将于下周在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于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会议上进行介绍。 论文还认为，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仍有进一步吸纳移民劳动力的空间。 近年来，围绕移民问题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背景是主张反移民政策的极右翼政党，将移民问题提升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 论文对OECD成员国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极有可能因移民流入而得到显著提升。 论文指出： “在大量移民流入期间及之后，移民接收国的劳动生产率均出现了明显增长。” 此外，研究认为，与一些政治宣传所描绘的形象相反，大多数移民实际上拥有较高的职业技能。 数据显示，流入OECD成员国的域外移民人数已从1990年的约2500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约1亿人。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本国（不包括移民）的常住人口已开始减少。 论文作者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新增的移民数量相当于其总人口的1%，那么： 在5年内，可使人均GDP（按每名劳动者计算）提高约1.2%； 在10年内，可提高约1.9%。 这种效果在欧盟国家尤为明显。 自2015年以来，欧盟本土人口（不含移民）持续下降，而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人口减少速度进一步加快。 论文认为，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1990年至2024年期间，人均经济增长中最多约三分之一可能是由移民带来的。 以西班牙为例： 1990年至2024年间，成年人口中移民所占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 这一变化可能使西班牙劳动者人均GDP提高了28%。 而同期西班牙实际的人均GDP增长约为75%，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约三分之一可以归因于移民流入。 论文最后指出，随着移民数量增加，移民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会递减。 长期大量接纳移民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这些国家仍有能力继续吸纳更多劳动力，而不会牺牲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本周日（9月5日），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AfD）有望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该党宣布，如果能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执政，将实现政治“大转折”。该党谋求单独执政，并希望由其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出任州长。该州德国选择党组织已被德国安全部门认定为“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在其执政纲领中，德国选择党提出了一系列深远的改革措施。 大幅收紧难民政策 “即刻驱逐！”这是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若赢得选举后的核心承诺。该党在竞选纲领中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尽可能多地”驱逐非法移民。 在难民政策方面，德国选择党宣布将进行全方位收紧：加强驱逐拘留力度，要求对寻求庇护者实行强制劳动，并取消所有用于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的资金。该党将国家支持的援助项目称为“庇护产业”。此外，它还希望将没有德国永久居留权的儿童和青少年排除在主流学校之外。为协调该州的难民政策，州政府将设立一个“再移民专项协调办公室”。“再移民（Remigration）”曾被选为年度恶词，评审团认为，该词被极右翼势力利用，用来美化其对移民进行强制遣返和大规模驱逐的要求。 德国选择党州政府究竟能够实施上述哪些措施，目前尚存争议。例如，为难民设立特殊班级可能违反国际法和欧洲法的相关规定。而关于谁可以被驱逐、谁不能被驱逐，这项权限属于联邦政府，而非单个联邦州。 反移民纲领 德国选择党反对移民进入德国。在其执政纲领中，该党要求在移民政策上实现“180度大转折”。因此，其明确目标是减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移民人数。然而，该州多年来一直面临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尤其是在医疗护理和养老护理领域。 德国选择党希望通过吸引移居海外的德国专业人才回国，缓解专业人才短缺问题。为此，该党打算推出一项“回国计划”：提供所谓的“回国奖金”作为激励措施，并在寻找住房和幼儿园名额方面提供支持，所有这些措施仅面向从国外返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家庭。德国选择党预计会有多少回国人员以及计划为“回国计划”拨付多少资金，目前尚不清楚。 三十多年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直深受人口外流影响：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该州的人口萎缩幅度在所有联邦州中最为严重。知名经济学家、哈雷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所长赖恩特·格罗普（Reint Gropp）警告称，如果德国选择党执政，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尤其是高素质专业人才是有其他选择的。如果他们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或者担心遭到敌视，他们就会选择其他地区。”他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如是表示。 详细报道👉

伊斯蘭從先知穆罕默德在七世紀創立以來，就是一直在向外擴張，但基督教也是這樣，沒有奇怪。有這麼一說，佛教在東南亞形成了一個盾，擋住了伊斯蘭往東亞傳播的路，從這個角度來說，東亞文明受到了佛教的庇護，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的東亞國家都成了穆斯林王國，東亞還能有今天的繁榮嗎？寫到這裡，大概有人要罵我「恐伊斯蘭」、充滿了自大與偏見了吧，但我覺得世人恐伊斯蘭的程度還不夠，因為伊斯蘭並沒有宗教改革，伊斯蘭沒有歐洲十六、七世紀的理性啟蒙對基督教的反思，所以伊斯蘭還處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嚴重阻止信徒、非信徒成為自由人，所以只要伊斯蘭還持續地要穆斯林殺異教徒、不准女人不戴頭巾，我就要「恐伊斯蘭」，我就要反對穆斯林無限制的移民到任何國家。 就算有佛教這麼強的盾，東南亞還是極大程度地伊斯蘭化，東南亞的伊斯蘭化歷史，要作為今天限制穆斯林移民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如果去峇厘島觀光，你會看到處處都是印度教的寺廟，印度教和佛教在印尼歷史悠久，這本來也該是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模樣，但為什麼後來就改信了伊斯蘭？在讀台灣史的時候，我們知道，十七世紀的荷蘭已經靠著東印度公司，殖民了印尼群島，鄭成功就是把荷蘭人趕回了爪哇的巴達維亞總部，那時的印尼已經是遍地穆斯林，但三寶太監在十五世紀初下西洋到爪哇的時候，爪哇還有個印度教/佛教的帝國，叫滿者伯夷。從鄭和首次出航的1405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兩百年間，伊斯蘭就完全征服了印尼，不靠武力征服，只靠著貿易和分裂的政治局勢，印尼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伊斯蘭化。 伊斯蘭最早到東南亞的地方是蘇門答臘，因為就在印度洋邊上，貿易風吹來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宋元時期就到了泉州，海上絲路中間當然要有據點，中南半島和印尼群島就是這個中間點。穆斯林商人不相信異教徒，所以為了貿易的利益，東南亞出現了改信伊斯蘭的土著。蘇門答臘有個王子，叫拜里米蘇拉，他本來也控有新加坡，但滿者伯夷帝國把他打敗趕走，拜里米蘇拉逃到馬六甲，改信伊斯蘭，在馬六甲成立了東南亞第一個伊斯蘭蘇丹王國，隨著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馬六甲王國稱臣於中國皇帝，取得了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兩邊的信任，馬六甲順勢拿走原來爪哇香料交易的中心位置，並且成為散播伊斯蘭的中心。隨著滿者伯夷帝國勢力衰退，鄭和之後的明朝轉向面對北方敵人，印尼群島失去主導的勢力，於是就一個島一個島轉信伊斯蘭，誰要和錢開玩笑呢？在宗教教義上來說，也許伊斯蘭比印度教讓人更容易接受也不一定，但我不是這方面專家，沒辦法評論。 鄭和後的南洋，最後取得主導權的當然是大航海時代的西方的帝國主義，但不管是葡萄牙人也好，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好，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好，他們一開始的目的都是商業，而不是政治，伊斯蘭在他們眼皮底下擴張，說不定還利於他們的統治，因此這十五、六世紀的兩百年，伊斯蘭要拿下整個印尼，也不是很困難的事。國際左派現在熱情擁抱巴勒斯坦，反猶成了左派的新信仰，連帶著開大門接納穆斯林移民，這是一個類似印尼在十五、六世紀的情況，政治分裂，而人漸漸失去傳統信仰，高度組織化的伊斯蘭取得機會影響這些文化開放的地方，甚至變成安撫人心的力量，等到他們在移入國佔據了相當的人口比例，舊有文化被洗掉的機會相當大。底特律現在是美國最大的穆斯林聚集地，底特律所在的密西根州的民主黨，剛剛選出一個穆斯林要競選年底的聯邦參議員，這傢伙是公開宣稱美國人碰到九一一，是應得的報應。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國人，怎麼可能接受這種言論，怎麼可能看著國家伊斯蘭化而無動於衷。民主黨為了利益，就像印尼人一樣，慢慢把自己變成穆斯林，但這不是我們要的美國，我們要積極對抗這個反動的宗教逆流。

9月6日，在德國薩克森-安哈特州（Sachsen-Anhalt）的大選中，被該州憲法保衛局（BfV）認定為右翼極端組織的AfD贏得43.8%的選票，名列第一。若成功組閣，這將是自德國主流政黨搭建不與極右翼合作的「防火牆」以來，極右翼政黨第一次叩響州政府的大門。 然而，AfD在13年前成立之初，初創成員多為對德國政府在歐元危機中採取的無限期救助政策感到強烈不滿的保守派學者、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自我定位為「溫和的歐洲懷疑論者」。但隨著難民危機爆發，AfD的政治焦點從反對歐元迅速地轉向反對伊斯蘭教與難民庇護政策，並強調德意志民族主義。 這場路線轉向，精準承接了選民對勞動市場與福利制度的不安全感。問題是，一旦真正掌握政府，「抗議政治」就必須變成「治理政治」。當市場需要自由流動的人力，那麼限制移民的政策要走到哪裡？ 從「教授黨」到成為極右翼政黨，AfD這十三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轉向？👉點擊連結，閱讀全文：

观察台湾这么久，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我称之为台湾的“政治倒置”： 最早从大陆移民台湾的本省人后代，如邱毅、王炳忠、蔡正元，他们的先祖都是妥妥的台湾人，但往往亲大陆、反民进党； 1949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第二代，则普遍反共，其中的代表如赵少康，强烈反共意识，也批民进党，主张“隐形台独”。 另一些过去与大陆关系密切的人，基于各种因素，包括在大陆利益受损后，从亲中转向激烈反共，甚至反华，投靠民进党。这方面的代表是曹兴诚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从民进党出身的人，又成为批评民进党和赖清德最尖锐的人，如郭正亮、沈富雄、郑丽文等。尤其前二人，曾经是鼓吹台独的重要人物，与民进党切割后，批评民进党的两岸主张和政策，用力甚猛。 比如对这次矢板明夫被打，民进党把这个事件说成大陆民族团结法实施后的“跨境镇压”，二人对这个说法很不以为然，批评民进党把这起事件刻意炒作成中共滲透台湾的“文攻武嚇”。 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说明台湾政治的某种复杂性，台湾人的政治立场早已不能简单用省籍、血缘和党派出身来解释。决定一个人最终站在哪一边的，往往不是他从哪里来，而是他的家族记忆、个人利益、现实处境，以及把谁视为最大敌人。

日本二润更应该慎重 昨天做了一个付费咨询。 咨询者是一位来自大阪的客户，24年到大阪，拿到了经管签证，也买了自住房和投资楼。 当前高市内阁正在加码收缩各类政策，包括但不限于经管签证、高才、永住、入籍等等。 在层层加码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下，很多日本新移民明显有点焦虑和不安。 在我看来其实大可不必。 客户昨天主要咨询了两个问题： 1、他的自住房和投资楼出售后，资金出境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说明原始资金来源； 2、他离境后，是否有可能保留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 我想这是大多数选择二润的客户，都会面临的问题。 毕竟是付费咨询的客户，我们聊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把上面两个问题以及这两个问题可能衍生的所有的情况都掰开了，揉碎了，一一聊透了。 客户现在申请第三国的长期签证身份，到最终拿到，大概也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 我给客户的建议是：在拿到第三国的身份之前。保留这家公司，保留日本签证身份，并且保留这些资产，暂时不需要出售。 一来日本的资产还在一个上升周期里面。 在上升周期，就意味着还在增值，所以不用着急出售。 昨天写的加拿大的国家基金还在不断地加码日本的房产投资，巴菲特、黑石这些巨头都在持续加码日本，可以看出持有日本的长期的稳定的收益型物业的资产，是好的投资方向之一。 况且24年进来的客户，他购买日本资产时候的日元相对是偏高的，现在出售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二来高市内阁可能只能到明年。 目前来看，高市有可能会在2027自民党总裁换届的时候下台。无论是最近她的身体接连着出问题，还是消费税减税如此重要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党内和老百姓足够的支持。 当前市场普遍看衰高市，减税这么大的政策刺激下去，她的支持率不升反降，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不是因为减税错。是她拿“公约”当令箭压党内，却掏不出4到5万亿日元一年的财源底牌。 你想动大佬的奶酪，党内的大佬们自然会拆她的台。 三来所有的政策性变化都是外在性的东西。 尤其是国家的政策，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且不论日本当前外国人政策的收紧有多大程度上与外国人 钻空子有关系，我们单独来聊聊一个国家政策的变化。 最近在读海燕师兄写的《解密日本房地产》，才发现，日本这么多年，一直是变化着过来的。从战后的经济困难，物质短缺，吃不饱饭，到经济高度的增长，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到石油危机，再到房地产泡沫经济破灭，再到所谓的日本失去了30年。 你会发现，这个国家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只是当一个人在你所处的时代，面临这些变化的时候，你会把这些变化不断的放大。但归根结底变化本身就是社会的常态。 面对变化，但只要你想清楚了你的内心需要的是什么，面临一些大的变动，你才会有足够的定力。 如果你和我一样，还是喜欢并且习惯于这里的生活，并且家庭也在这里，事业也在这里。那么你只需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准备去满足他的政策要求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讲，你在日本想要留下，家庭和事业两者有其一才能够留下来，如果两者都有，那就能够在日本生活得很稳定。怕的是两者都没有，那即使你在这里生活，内心也是漂浮不定的。 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已经决定了离开，这些政策变得再如何的宽松如何再好，你还是会选择离开。 所以，大家做决定没有必要冲动，尤其是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的时候，要有勇气让子弹飞一会儿。 千万不要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儿，而轻易地替未来的自己去做冲动的决定。

特朗普的铁盘依然稳固：低学历白人占多数 特朗普的铁盘——那个在民调跌到34%时依然纹丝不动的堡垒——并不是一块铁板，而是一个由四类人组成的、各自带着不同诉求的联合体。这群人占美国选民总数的三成左右，但他们的忠诚从来不靠政策兑现，而靠身份确认。 第一类：硬核MAGA派（约29%）：最激进的核心，绝大多数是白人X世代与婴儿潮一代。他们深信美国正面临一场“关于善与恶的生死存亡斗争”，上帝站在他们这边。对这些人来说，特朗普不是总统，是战士。 第二类：反觉醒保守派（约21%）：更世俗、更富裕，对进步左翼“接管学校、文化与制度”感到极度不满。他们未必需要减税，但需要一个替他们骂“觉醒病毒”的人。科技圈的亿万富翁、硅谷的新晋MAGA，大多集中于此。 第三类：主流共和党人（约30%）：种族构成更多元、立场相对温和，主要关心边境安全、经济增长。他们不是狂热信徒，但他们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因为他是“共和党的人”。 第四类：不情愿的右翼（约20%）：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但态度矛盾，选他只是因为“没那么糟”。这群人是铁盘中最不稳定的焊缝。 低学历白人构成了这三成铁盘的大部分底色。2020年皮尤数据显示，特朗普支持者中没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达58%。他们来自中西部的“铁锈地带”和农村地区，对全球贸易导致的产业外流极度不满。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和“驱逐非法移民”的口号，精准击中了他们的焦虑。 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是另一根支柱。2016年81%的白人福音派投票给了他，这一忠诚度在现代政治中无可匹敌。反对堕胎、反对LGBT意识形态、亲近以色列——特朗普站在他们划定的每一条线上。 他们不是看不见现实，他们是早已选好了自己站在现实的哪一边。油价涨了——“都是拜登的错”；油价跌了——“川普的功劳”。伊朗打了——“该打”；伊朗停了——“赢了”。34%不是低点，是支点。而只要这支点还在，特朗普就依然是美国政治中最不可撼动的力量。

最近香港系列很火 我也来讲讲我在香港这十几年的所见所闻吧 我准备出一个系列，聊聊新移民的真实生活——教育、医疗、保险、就业、金融……可能不够专业 但一定够真实。 先从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说起 那年我跟父母投资移民过来，受养人签证，家里在元朗买了套千万别墅，算很早一批的投资移民。当时我想插班香港的本地名校，像拔萃、圣保罗这些，人家基本不收大龄插班生（中学都算大龄），别说内地转校过来，本地人转校都不怎么收。转头找国际学校，很多也不收大龄的。而且我一直想找寄宿学校，结果全香港只有一两家：哈罗要200万债券，圣士提反不收插班生，最后只能放弃寄宿。 说回来香港之前，我在重庆中考考了680（满分750），重庆所有名校随便保送。但为了来香港，高一我脱产半年all in学英文——新概念和雅思。 之后我在重庆的国际学校也读了半年。重庆那所国际学校要求必须是外籍子女才能进，所以大部分同学都是外国人：韩国人、加拿大人、美国人，西班牙人等等，很多都是外企比如福特汽车的高干子女。那半年我结识了很多不同文化的朋友，非常国际化。 但是那边的师资真的没有香港好。我在课上至少纠正过物理老师4次错误，他经常在物理化学上出错，还得我去给他指出来。因为我从传统学校出来，理科比文科好，所以在重庆国际学校的考试，理科我都基本拿第一。 可是到了香港的国际学校（那所在香港挺有名，内地也有很多分校），情况完全不一样。当时债券20万，现在涨到50万了。上课我还是特别吃力。全英授课的物理、化学、生物，老师讲的我大部分听不懂。课堂上经常一脸懵，只能课后自己啃材料、读PPT、翻教科书，再找人补习，然后疯狂刷题。香港毕竟是国际化都市，师资资源比重庆好太多了，老师们讲的东西也更深更超前。 我记得很清楚，大概10年前，我进香港那所国际学校不久，经济老师在课上讲了比特币。当时我有一个香港同学，他买了很多比特币，很认真跟我说“比特币就是未来”。但我们大多数同学都不以为然，觉得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嘛，习惯以应试为目的，只会学书本上的东西，老师讲超出课本的内容，我当时也听不懂，也没当回事。结果就这样错过了发财的机会。现在想想非常后悔。 再说说我进学校之后的所见所闻。能进这所学校的，非富即贵。同学里面有深圳海岸城老板的孩子，有内地各种知名实业家的后代，甚至还有星二代（具体是谁就不说了）。大家确实有钱，但很多家庭特别复杂。离异重组算轻的，有的一夫多妻，有的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孩子只送了一个来香港，还有的是私生子被送出来读书。总之家里有钱，但很少有人管孩子。老师也不会push学生，全靠自觉。 学校里的小圈子非常明显：香港人跟香港人玩，外国人跟外国人玩，内地人跟内地人玩。外国人其实占比很少，因为香港的国际学校不需要你是外籍。我上课很多时间也不听讲，大部分时间都是课后自学，刷了无数遍past paper，疯狂恶补专业词汇。那两年我花的时间比普通IB上来的同学多得多，再加上CAS、社工、写论文，时间管理拉到极限。现在回想，我最厉害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两年。最终我考上了港大。 还有值得说的是，香港一直都是穿校服，大家也没有什么很强的攀比心理。有时候看到同学拿爱马仕铂金包来上学也见怪不，因为在这个学校比的也根本不是谁有钱，没有钱的人也进不来。 后面我会陆续讲这些年我的租房经历、香港大学生活、医疗、保险、就业等等。 不过大多都是很多年前的旧事，现在世界变了，大家只当个参考吧。 最后也要提一下 最近香港券商政策收紧 想买大宗商品美股的可以咱们看看链上 上Tradfi产品 种类繁多 费率很低 7*24小时多空双开！ @sunwukong_DEX @HuobiGlobal

我看到BBC有一個訪問中配秋涼的片段，裡面說到她在大罷免的時候看到有人舉牌反對「中配洗人口」，因而感到憤怒。這種針對性的政治語言，只要是承受的一方，誰能不有情緒？身為在美國的移民，如果有人當著我的面罵移民滾回去，我會這樣的憤怒嗎？不會，因為這是不同的類比，要比的，可能是在美國的穆斯林移民，尤其是九一一之後面對的壓力，可能情況差不多。秋涼這種受過台灣學院浸禮的年輕人，無可避免地被左派上身，把左派國際主義的那套放在這個令她憤怒的事件來分析。他們看世界用的是階級鬥爭的角度，採取的方式是爭平等的抗爭，因此要求台灣人要不分出身背景，只要取得台灣公民的地位，就要享有同樣的權利。但當你在台灣要平權的時候，你有想過台灣真正的生存威脅是什麼嗎？平權的保護，那是要一個安全的國家才給得起。 我在美國當移民，我沒有任何一點內心的衝突，我來的地方既不是美國的敵人，我也沒有不認同美國的理念，我更驕傲我延續了美國移民立國的傳統，所以如果有人真地當我的面罵我，要我滾回我的國家，我會毫無障礙地罵回去，我比你還美國人，你才他媽的滾回去。如果說，人家當著你的面要你滾回去，你會臉紅，你會憤怒，那是為什麼？是因為你犯了錯嗎？你不認同你移入國家的理念，你不接受你新的祖國的文化，還是你還在代表你的出身地？美國的穆斯林移民，如果真的因為理念相同而移民，那就會自己在內心的文化衝突取得平衡，如果無法平衡，那是不適合移民的。如果你真的接受這個新國家，那你就入境隨俗，至少不要你的小孩繼續戴頭巾，不要相信左派那種「愛你自己的身份認同」那種白痴空話。你如果還是那麼愛你自己的原生身份認同，那真的不要留在美國。 秋涼這種進步主義派，和上官亂那種很明顯被共產黨收編的中配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想要用左派的進步思想，綁架民進黨裡的進步派，但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誤認民主進步黨就應當像他們一樣「進步」，所以他們會因愛生恨。說實話，中配在台灣的地位，理應要比美國的穆斯林移民更艱難，因為沒有一個穆斯林國家可以推翻美國，改變美國的生活方式，但中國不但有這個能力，還有這個表定的任務，所以中配在台灣的地位，本來就不能與一般移民相比而論。以色列全民皆兵，但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不用當兵。新加坡建國初期，馬來裔的新加坡公民，不能擔任軍警。這些舉措，都是基於國家安全。用這些「不公平」的方式對待公民，那是不得不然的措施，如果敵人利用這種破口，把台灣的現狀打破了，那不是幾十萬中配人權的問題而已，那是兩千三百萬人的生活方式、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問題，連中配自己都要面對的生活方式被改變的問題。有這麼現實的問題，民進黨如果要在台灣當家，就不可能「進步」到對中配一無防備。如果不是要尊重台灣人婚配的自由，依中國對台灣如此巨大的威脅，台灣應該禁止與中國人通婚。 說實話，台灣的政府並沒有執行任何歧視中配的政策，中配在台灣受到台灣人的言語攻擊，那是很無奈的發展，我也很同情秋涼他們受到的待遇，雖然看到那些住在台灣又要講武統台灣的中配，讓人實在很難同情他們的立場。所以說，如果中配有原罪，那個源頭來自共產黨，不是來自台灣人的歧視。共產黨一日不滅，中配一日不能洗去原罪，而如果共產黨已滅，那這些中配又何需「委屈自己」住在台灣呢？

经常能听到一种看似很有常识的论调：国内打工人之所以这么累、就业这么难、内卷这么严重，是因为人太多，资源和岗位就那么多，不够分。 这纯是扯淡。 把内卷和就业难归咎于人多，是经济学里最典型的存量大饼思维（劳动力总额谬误），但现实数据与底层经济逻辑呈现出来的规律，恰恰完全相反。 1️⃣ 硬核数据：WAP 几乎是宏观里唯一不可逆的确定性指标 宏观经济里绝大多数指标（GDP、PMI、信贷增速）都会被短期的货币政策和情绪扰动，但有一个指标具备物理级的确定性：WAP（Working Age Population，适龄劳动人口每年的净增减 = 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 - 每年新退休人口）。 这个指标之所以硬核，是因为未来二十年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今天已经全部出生了；未来二十年要退休的人，今天也已经在工位上了。 看一组日本过去几十年的宏观数据： 如果把 WAP 与失业率拉出来做线性回归，会发现一个极度反直觉的铁律： WAP 净增减与失业率呈强烈的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79； 失业率波动的 63%，可以完全由 WAP 这一个指标来解释。 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时，失业率反而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时，失业率反而上升。 2️⃣ 历史跨国实证：正反两面都在印证这个规律 很多人怀疑这只是单纯的统计巧合，但拉开全球现代经济史，正反两面的跨国实证都在反复证明同一个事实： 正向案例（1950 年代以色列）：二战后大批欧洲青壮年难民涌入。按存量思维，这本该是灾难性的劳动力过剩和就业崩溃；但实际结果是总需求爆发，直接引发全社会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物资供不应求，政府甚至被迫出台配额限制移民。 反向案例（1995 年后的日本）：日本的 WAP 在 1995 年见顶转负。存量思维以为人少了年轻人找工作更容易，结果日本随即迎来残酷的就业冰河期，青年失业率翻倍，企业停止招正式工，非正规雇佣（派遣工）比例一路飙升至 37%，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通缩死循环。 对照案例（2021 到 2025 年美国）：美国本土 WAP 每年虽为负三四十万，但同期每年涌入两三百万青壮年移民将真实 WAP 强势拉正，直接支撑了过去几年极其强劲的总需求、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 3️⃣ 资产负债表不对称：劳动力供给与信用扩张的杠杆差 为什么年轻劳动力的减少，砸掉的饭碗远不止一个？ 因为人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里的角色，从来就不是对称的： 供给端只是线性增加：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供给端只贡献 1 份劳动力，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要素。 需求端却是带杠杆的信贷扩张：20 到 35 岁是人生唯一且不可逆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期。结婚、置业、添置耐用品、育儿，本质上是通过抵押未来几十年的远期收入，在当下集中释放大额资本开支。在贷款创造存款信用货币体系里，每一个主动扩张负债的年轻家庭，都是向上游制造业、基建，向下游消费与服务业注入流动性的原始发动机。 这笔提前折现的长期资本开支，在产业链里通过货币乘数流转，撑起的是一整串上下游企业的现金流与岗位薪资。 反过来的宏观传导是极其残酷的： 当新生劳动力断层、人口结构转入存量博弈时，减少的从来不只是几个岗位竞争者，而是全社会最核心的信贷创造能力。 供给端的劳动力减少是线性的，需求端的信贷收缩却是带杠杆的。一旦没有新的资产负债表愿意进场加杠杆，旧的债务周期就会直接滑入去杠杆的通缩惯性，击穿远超人口减少数量的上下游就业链条。 4️⃣ 人口下行带来的终局：总需求塌陷速度远快于劳动力退出 当适龄劳动人口断崖式减少时，企业面对的是每年永久消失的一大块终端市场： 终端需求崩塌，企业营收见顶，只能打恶性价格战保现金流； 企业的资本开支归零、冻结招聘、裁撤边缘业务，就业岗位减少的速度远远快于劳动人口退出的速度； 留在牌桌上的打工人，面对的是极度缩水的存量残羹。企业为了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活下去，只能拼命压缩边际成本求生存。 结果就是：人虽然少了，但岗位缩减得更快；每个人不仅没变轻松，反而被要求以更低的报酬去承担更多的活，在更狭窄的存量市场里绝望厮杀。 人从来不是分蛋糕的负担，而是做大蛋糕的手和消化产能的胃。 把内卷归因为人多，不仅找错了靶子，而且彻底掩盖了总需求萎缩带来的真实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