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弗罗曼的核心判断是:中国近30%的工业企业正在亏损,地方政府却为了保住就业和财政收入继续托住弱势企业,国有银行也为无力偿债的企业续贷。这使亏损产能难以通过企业退出而收缩,也可能把中国内部失衡传向全球。他在《外交事务》文章《下一场可能源自中国的全球经济危机(The Nex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uld Be Made in China)》中提出这一判断;文章由阮氏金凤翻译成越南文,后经《国际研究》转载。
弗罗曼把这一机制置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之下。他称,中国2025年的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增速达到全球货物贸易增速的三倍。他还援引一份2024年联合国报告称,中国约占全球工业产出的30%,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45%。弗罗曼又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称,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所占份额的增长,约有60%由政府补贴推动。
按弗罗曼的描述,国家引导的金融体系向优先行业提供大量信贷,使企业扩张时不必像国际竞争者那样重视利润和投资回报。企业于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争夺市场,形成竞相压价的“逐底竞争”。他称,在投资增长最快、主要以技术自主为目标的行业中,亏损企业比例达到34%。再加上他所说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套体系可让中国企业的售价最多比国际竞争者低30%。
弗罗曼把这种过度竞争称为“内卷式竞争”(内卷):企业投得更多、产得更多、出口得更多,利润却越来越薄,甚至转为亏损。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增长成绩紧密相连,地方财政又依赖工厂持续运转,于是地方政府卖地、补贴工业园区、调动银行信贷,并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替地方政府筹资的平台)继续筹钱建厂。他认为,就业、财政收入和官员考核彼此咬合,使这套生产体系很难主动减速。
弗罗曼同时强调,危机并非不可避免。他提到,中国共产党在2025年启动了针对内卷式竞争的行动,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提出促进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社会保障也得到了一些温和加强。但他认为,中国领导层仍未准备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向。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不仅要让家庭消费发挥更大作用,还要重构地方财政,并承受地方收入下降和大规模裁员,这会触动各级官员和机构沿用多年的激励机制。
在弗罗曼看来,全球需求的增长已经无法长期承接这种产能扩张。他称,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超过20%,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当年全球经济仅增长3.1%。中国工厂每年可生产约1200吉瓦的太阳能设备,接近上一年全球新增装机规模的两倍。他又援引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的估算称,中国每年可生产约2500万辆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国内新能源汽车需求约为1200万辆。弗罗曼还称,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预计约为2300万辆。
外部市场也在收紧。弗罗曼援引荣鼎集团的数据称,德国2025年对华商品出口同比下降9.3%,较2022年的峰值下降23%。他还称,从2022年至2025年,德国对华汽车出口下降66%,同期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增加一倍以上。弗罗曼还指出,欧盟已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5.3%的反补贴税,并在考虑更广泛的本地化和供应链多元化要求。他认为,如果各国继续叠加关税、本地化要求和安全限制,中国面对的外部需求可能突然并长期下降。
弗罗曼据此推演了下一轮中国经济冲击:利润极薄的企业可能集中破产,国有银行可能被迫确认长期依靠续贷维持的“僵尸企业”造成的损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出现连环违约,各省收入也可能随着土地销售和工业活动下滑而崩溃。如果中国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急剧减少,冲击还可能传向依赖中国市场的资源出口国;如果中国的对外贷款随之收缩,一些借款国可能面临新的债务重组和主权违约风险。
弗罗曼认为,主动、渐进地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从明智选择变成必然要求,也是避免最坏连锁反应最可靠的办法。他主张中国与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共同推进这一过程,包括让人民币分阶段升值、逐步缩减优先行业补贴、改革户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并让贸易伙伴根据转型进展调整保护措施。这是他的政策建议,并非已经采取的安排。
原文:Cuộc khủng hoảng kinh tế toàn cầu tiếp theo có thể bắt nguồn từ Trung Quốc
Nghiên cứu quốc tế|作者:Kim Phụng|2026-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