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不久前，某高校一名在华外籍专家发文，称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测试了三位北大的中国博士生，发现他们都记不起“喷嚏”的“嚏”字怎么写，并由此推论，认为中国社会中提笔忘字的“汉字失忆症”正越来越普遍。 据某机构调查显示，94.1%的受访者曾提笔忘字，其中26.8%的人经常提笔忘字。这很大程度上是电脑、手机键盘“拼音”式输入愈发普及，挤占了传统手写的出场机会、“用进废退”所导致的。

俄罗斯在1999年出版过一个上下册的《谁领导了克格勃》大厚本著作，书中罗列了克格勃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一个令人悲哀事实是，从1934-1941年的克格勃管理层人员几乎无一例外的没有善终，全部死于非命。大概没有人知道在30年代后半的“大肃反”中那些昨天的审判者很快便成为罹难者，仅1937年就有大约4万多名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也成了“冤死鬼”。恐怖之斧对谁也不放过，包括曾经作为“工具”的执行者。有人说这是“报应”，但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 苏联人都知道，内务部机构是“大清洗”的重灾区，那些内务部官员别看今天人五人六的大权在握，没准那句话没说对脑袋就搬了家，或者不需要任何原因就成了阶下囚。1934-36年克格勃头目雅戈达被捕以后，新上任的领导叶夫若对整个内务部系统全部洗牌大换班，把他认为的不可靠者全部送进了古拉格。 而1939年叶若夫倒台之后，贝利亚又在中央和地方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清洗运动。贝利亚之后，对他任内人员的清洗规模更是前所未有，很多人被捕的理由只有一条，“谁让他是贝利亚当部长期间的工作人员呢”。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规定，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个市、区，每个单位都接到规定数字，必须按期完成”，对专政机构亦不例外，而且下手更狠。 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前任成为后任的“刀下鬼”，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成千上万令人敬畏的“人民法官”和“祖国卫士”，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支罪犯和敌人的大军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一个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民公敌”的流水线上，把制造者变成产品不就是来源于一个指令吗，既然斯大林认为“对他个人专权制度不够忠诚的公民都算作人民的敌人”的话，对“敌人”的标准全凭他个人来判定，——因为斯大林不相信，在某个地区里、某个部门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在专政机构的核心部门尤其需要高度警惕，要像筛子一样的过滤。 内务部人员落入镇压机器并非由于践踏法律、捏造罪行、滥杀无辜的罪名而到惩处，而是被扣上他们自己非常熟知的一套罪名：非议党的政策、背叛祖国、充当间谍、颠覆政权、从事破坏、企图谋杀国家领导人等等。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根本就无关紧要，给被捕者编造罪行是审案人员驾轻就熟的“职业技能”。 罪名是预先确定好的，不允许自辩，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证据。内务部人员原来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殊不知自己不过是专政机器的运转的齿轮和螺丝钉，不但随时可以替换掉，而且也会像其他受害者一样，被随便以什么借口而治罪灭口。 恐怖手段的执行者在奉命办案时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手段会反馈到自己身上，没有想到作为工具的下场比无权者更悲惨。发布命令的人是不承担后果的，而没有自己意志的执行者最后要替这种结果责任。不知道每个执行者在为虎作伥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因果关系没有。 当然也许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审判机关的行话是，“不能让犯人招供的特工注定都是短命的”。如果执行者办案不利，很快就成为被审判者，而他们空缺出来的位置马上就被其他人填补进来。

1920年12月10日，一辆公车把这几位西班牙工人代表送进克里姆林宫，列宁“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代表团问列宁：“您认为现在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的这个过渡时期将以什么方式过渡到工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每个人能享有完全自由的制度上去？这将会在什么时候？” 列宁回答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列宁接着说：“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可是大多数农民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好，那么其他的人就更叫人受不了。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西班牙人感到脊背有点发麻了，列宁继续说道：由于缺乏工业品，“我们不得不大印钞票，这对我们一点也不困难，因为我们有纸张和印刷机。这些纸币只意味着我们对支付购粮款的承诺。” 西班牙人又问道：那么，这样的状态到底会持续多久？列宁笑笑，回答说：　“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其他的国家，像德国、英国那样的国家，由于本国工业比较发达，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些，但是这些国家却存在着一些我们所没有的问题，其中的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依靠殖民地形成的。……不错，不错，对我们来说问题不是泛泛而说的自由，因为一谈到自由，我们总是要问：这是谁的自由？” 西班牙工人此前已听说当时苏俄正准备以租让制的方式吸引外资，而低工资和不许罢工使得一些外国资本家颇为动心。西欧的一些工会对此感到不快，因为如果受到工会压力的资本可以流向劳动力廉价而又不会罢工的苏俄，西欧工人的谈判力量将受到损害。于是，西班牙人就此问道：“既然还要求人和物服从于社会化的措施，而整个这段时间都是过渡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向外国资本主义提供的租让企业，以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条件吸引新的资本流入，单凭这种国家政权的法令就将延长过渡时期，并最终导致工人阶级明天不得不起来进行新的革命，以便控制在这些租让企业巩固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企业，您认为就是这样的吗？” 列宁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你们说得对！这将延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间，并要求进行新的斗争。”（《社会党人报》（马德里）1921年1月18日。俄译文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64年第11期，65-67页） 西班牙人听得面面相觑。然后，列宁开始讲苏俄的电气化计划和该计划的伟大意义。然而这时，西班牙工人代表们已经心不在焉了。 几天后，代表团打道回府。不久，列宁同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谈话全文发表在1921年1月18日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两个多月后，1921年4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团汇报了他们莫斯科之行的结果，并传达了列宁的上述讲话。无疑，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番论述产生了影响，随后在就加入共产国际这一问题进行表决时，与代表团访俄前那次大会投票结果相反，赞成加入的人数大为减少，反对加入者成为绝大多数。少数派在宣读了一份声明后愤然离会，不久他们便宣布成立独立的组织——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当年11月，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共产党合并为统一的西共。

在机器学习中，有个重要概念叫作“对抗性样本”，指只需对一张图像进行极其微小、几乎无法被人察觉的修改，就可能让原本表现优异的人工智能系统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研究者由此发现，一个系统的危险往往不来自正面摧毁，而来自对其运行规则的精准利用。这对民主政治对抗被渗透风险有什么启发❓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徐贲《从AI的局限性到民主研究的新尝试》：

社科院台研所所长朱卫东6月提出“不统而统”这个概念后，这段时间成为台湾舆论讨论的热点。 什么叫“不统而统”？简单地说，就是在正式统一可以暂时没有发生，但统一所包含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可以提前发生。也就是，不是先解决台湾，然后取得主权、管辖权和国际承认；而是反过来，一点一点提前取得原本应该在统一之后才能取得的东西。 比如，海警先行使一点管辖权；解放军先取得一点海空控制权；中国法律先管辖一点台湾人员；第三国先按照“中国台湾”的规则处理台湾。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不足以构成“统一”；但所有这些事实累积起来，台湾原来拥有的事实独立空间却一点点缩小。 虽然“不统而统”并未成为中国对台的官宣政策，但实际对台思路正是这么处理的。这可以说是理解北京目前对台战略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角度。用大白话讲就是，形式上的统一放在最后，统一的部分事实提前完成。

前福奇顾问莫伦斯承认试图隐瞒与中国新冠起源相关的记录。此前，共和党人指控福奇试图掩盖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证据。莫伦斯的陈述并未指控福奇有任何不当行为。

【福奇前顾问承认试图隐瞒中国新冠疫情起源记录】据纽约时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官员、福奇前顾问戴维·莫伦斯周二在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认罪，承认合谋隐匿与中国新冠疫情起源相关的联邦记录，11月宣判，最高可处五年监禁。 据认罪协议所附的事实陈述，莫伦斯将有关实验的讨论转入私人邮箱以规避公开披露，并多次与生态健康联盟时任总裁达扎克商议，为其保住联邦研究经费提供帮助，还因此收受了葡萄酒与餐叙等非法馈赠。生态健康联盟因与武汉一家病毒学实验室合作而被取消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众议院公布的2020至2021年邮件显示，他曾研究如何让邮件不留痕迹。莫伦斯称自己是在保护科学家免受与实验室泄漏指控有关的无端指责。 调查至今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科学家或卫生官员参与了引发或传播疫情的研究。美国情报机构内部对病毒起源判断分歧：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能源部倾向于实验室泄漏，另有五个机构认为更可能是自然界中的动物传播后经野生动物市场等场所传人。近年若干研究考察早期病例的居住与工作地点及武汉一处非法野生动物市场的基因线索，指向病毒在该市场由动物传给人类。 报道原文👇

震惊，费正清居然说过这样的话❗ 1972 年，费正清说： “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费正清认为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并认为中共依靠道德而非法律管理中国，值得美国仿效。 更多史料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刊文《中共“大外宣”历史考察》（上）：

1966年12月25日，经中央文革授意，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5千人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兵分5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醒目的大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文革极简史》26

近年来，随着许多中国人对经济前景日益悲观，农民工文学急剧流行起来。这类作品唤起了人们对农民工和零工从业者严酷生活现实的关注，也赞颂困境中不屈不挠的人性。对中国公众而言，对这些工人的好奇心与对自身前景的焦虑交织在一起。

中國目前的做法是在「逆全球化」而行？如果中國真的做出了讓步，西方能否同樣保持開放？ 今天我們來聊聊中美與中歐貿易中一個非常尖銳，甚至有些火藥味的話題。這源於彭博社（Bloomberg）專欄作家Juliana Liu的一篇文章，標題就很有衝擊力：**「中國為貿易逆行行為必將付出代價」**。 作為一個觀察者，我一向主張要包容不同的觀點，哪怕這些觀點來自西方主流媒體，帶著他們明確的利益考量和價值觀。我們不一定要認同，但必須正視其中的邏輯。 ### 一、 西方的指責：所謂的「貿易逆行」 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是，中國目前的做法是在「逆全球化」而行。具體來說，有四個要點： 1. **產能過剩與低價傾銷**：認為中國國內需求不足，導致企業只能以政府補貼支撐的低價向海外市場傾銷，尤其是電動車、光伏、鋼鐵等領域。 2. **衝擊歐洲製造業**：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每天接近10億歐元，這被解讀為歐洲流失了大量製造業職位。 3. **身份與現實的錯位**：批評北京一方面自詡為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另一方面卻不願承認非市場手段帶來的扭曲。 4. **最後通牒**：如果中國不做出實質讓步，歐洲的市場大門終將關閉。 ### 二、 我的思考：補貼是唯一的真相嗎？ 對於這些指責，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簡單歸結為「政府補貼」或「廉價勞動力」，那就太小看中國企業了。 * **供應鏈與管理的極致優化**：中國的優勢更在於供應鏈的極致優化、產業集群效應，以及對市場極其敏銳的響應能力。歐洲的一些企業之所以選擇到中國研發，是因為那裡的綜合成本低、效率高。 * **補貼的「聰明」程度**：正如劍橋大學的吉利安教授所言，中國的補貼往往更精準地投向高科技和基礎設施，而西方的補貼有時更像是在為了選票而保護傳統落後產業。 * **關於汽車工業的「失敗」論**：有人說中國車企每輛車只賺三千塊，這是一種失敗。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戰略性突破**。在傳統車企轉型遲疑時，中國車企通過快速迭代佔領市場，利潤雖然暫時低，但贏得了品牌認知和通路，這絕非失敗。 ### 三、 中國的讓步與西方的開放：一場雙向的博弈 文章說北京沒有妥協的空間，但事實是，中國已經在行動了。例如，我們看到中國正在取消光伏產品的出口退稅，電池退稅率也在下調。這就是一種務實的妥協姿態。 但我更想問的是：**如果中國真的做出了讓步，西方能否同樣保持開放？** 我認為理想的狀態應該是： 1. **合理定價**：中國產品不應僅以極低價進入，而應以合適的價值體現其競爭力。 2. **技術與產能的本地化**：中國企業到歐洲投資辦廠，聘用當地的管理者與工人，讓中國技術融入歐洲本土生態，實現真正的「雙贏」，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 四、 結語：在門關閉之前，尋找平衡 現在，美國的市場大門基本已經關閉，歐洲的窗口雖然還開著，但不會一直開著。對於中國來說，現在主動做出更有智慧的讓步，效果遠比等門關上後被迫應對要好得多。 我們討論這些問題，不是要站隊，而是要尋找事實。歐洲需要反思為什麼在同樣的技術條件下成本更高、響應更慢；而中國也需要思考如何在全球貿易體系中找到一個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 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們在《大家》頻道，繼續探尋真相。

这些年来，国人撰文，常常引用“恶的平庸”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经验中，有大量的罪恶是“恶的平庸”无力解释的。我们要对我们的经验给出我们的解读。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祇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我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始于休谟，而我对休谟的了解，始于阅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中对休谟的思想略有介绍。我一个朋友说，他的右派思想是从阅读批判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文章里学来的。我一位后来成了儒家学说代表人物的同学告诉我，他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才知道儒家、并为之吸引的。

过去三十多年，我给二十几本书写过序言，给两百多本书写过评论。现选出若干重发。 胡平：读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 我爱读同时代人的自传，如果作者是熟人，是朋友，那就更好。作为那个恐怖时代的过来人，我和章诒和一样，很想知道别人——尤其是那些和我比较类似的人——到底“是怎样熬过来的”。不少朋友知道我有此癖好，所以老康这本自传一出，就有朋友向他建议：让胡平看看这本书，他一定有兴趣。 一 自传是个人的历史。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历史是一个大写的词，普通人的个人历史是不能算做历史的。然而正如波普（Karl Popper）所言：如果有一部人类的具体历史的话，那一定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只是这种具体的历史是不可能写出的。我们必须有所省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写艺术史，或语言史，或饮食习惯史或伤寒病史，如此等等。一般人所说的历史，无非是政治权力史，即罪恶与谋杀史（其中也包括制止这类行为的某些企图）。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政治权力史呢？因为权力影响大，权力影响到每一个人；其次，人们易于崇拜权力；再者，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够把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很多历史家就是在掌权者的监视下进行写作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个国家越是自由越是民主，则该国家的历史就越是五光十色，越是呈现多元化多样性。例如美国，政治权力一直受到约束，因此一部美国史便丰富多彩，其中，权力史或掌权者的故事只占很有限的部分，其他各种类型的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在当代美国，比尔。盖茨的历史地位就远远超过总统们和将军们。重要的是，比尔。盖茨是独立地发挥其伟大作用的，他不需要沾权力的光，他的成功不是某一掌权者英明政策的产物，端的是“帝力于我何有哉”。反过来，一个国家越是专制越是极权，则该国家的历史就越是被权力史所霸占。梁启超说：一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族史耳（司马迁的《史记》要好一些吧）。“新中国”，尤其是毛时代的“新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一切，毛时代的中国史，如果你要按照老式的方法书写的话，那几乎就是毛的个人史。不要跟我说毛泽东有什么功劳贡献，单单是他把中国变成他一个人独霸的舞台，害的其他几亿人无从独立发展自我实现枉生一世白活一场，就罪无可赦罪该万死。 毛时代的中国没有思想史，那当然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人没有思想，那是因为在毛时代，一切不同于毛思想的思想都没有登台亮相的机会。就连大右派的思想，譬如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也都还是藉着毛发动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才得以出笼的。无怪乎章伯钧、罗隆基在被毛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而打成右派后反倒感谢毛，因为要不是毛搞这场阴谋或阳谋，他们便无从向公众公开表达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也无从以头号二号右派的身份“被历史记上一笔”。 按照老式的历史观，毛时代的中国史几乎就是毛的个人史。不错，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标准，否定官方对毛的历史评价，但仅仅这样做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不管对毛是褒是贬，那总还是围绕着毛一个人打转。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围绕着独裁者一个人打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围绕着毛核心或邓核心或江核心或胡核心打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被权力史所霸占。我们必须要有另外的历史。谢天谢地，尽管中国的所谓正史常常是政治权力史，但一般人并不是只从正史中瞭解历史，我们还通过各种野史，通过文学，甚至通过民间传说去瞭解历史（譬如通过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民间传说去瞭解秦始皇的暴政）。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重视当代中国人的自传的原因。哪怕你只是个小人物，哪怕你没做出过任何足以进入历史的事情，你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一部个人的历史。在这里，个人历史的写作是对否定个人独立价值的极权政治的反抗。写作是对人生的补偿，对命运的反抗。极权政治糟蹋了我们的人生，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写作来做一种纠正一种反抗。我们需要大量优秀的个人历史流传后世，非如此不足以与那个黑洞式的政治权力史即独裁者的个人历史相抗衡。所以有时我要想，也许，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就是自传了。 二 普希金说：“对于一个有才能的人，生在俄罗斯是多么可怕呀！”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哪里比得上共产时代的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才能的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是难以想像的可怕。不只是对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人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大饥荒夺取了四千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难道不是平平庸庸？不过，极权统治既然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压抑个性摧残精神，因此，那些有着比较突出个性与才能的人便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在毛时代的中国，有才能的人有几个没挨过批挨过整？有报道说，文革后清理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当然“知识分子”和“有才能的人”并不全等），竟多达860 万件。注意：这还只是毛时代的数字，还只是官方后来承认的数字，还只是官方承认的冤假错案。两千万地主富农（他们中间该有多少有才能的人！）不在其内，章伯钧、罗隆基也不在其内，因为当局始终不承认那些是冤假错案。应该说，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人要算是很“幸运”的了。至少，他们的个性与思想早已在较为良好的环境下发展成熟，他们毕竟在人生舞台上有过正式的演出。当章伯钧得知1957 年反右运动被写进大英百科全书，他们的言论被评价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激动得彻夜难眠，“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 相比之下，像康正果这样的人就更不幸了（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他们象花苞，还没来得及开放就遭到冰霜的摧毁。他们还没来得及使自己成熟，使自己发展，还不曾向社会发言，更谈不上影响社会，影响历史，就被卷进极权暴政的绞肉机。你因思想言论而受难，但社会并不知道你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再说了，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年龄上，你又能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你的思想和言论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而你的受难也就不可能具有多少历史的意义。你的青春，你的才华，你的前途都被糟蹋了，白白地糟蹋了。你的全部苦难顶多是在庞大的受难者数目中充当一个无名的零头，而且还是常常被忽略不计的零头。这该是多么可怕啊。这种可怕的程度，岂是普希金想像得到？ 老康受迫害的故事很荒诞，但是在那个时代也很寻常。 从少年时代起，老康就热衷于读书与写作。1964 年，老康在陕西师大中文系念书，校领导号召同学“向党交心”，老康因为一向表现“落后”，再加上出身不好，成为重点教育对象，被逼着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还过不了关，系上又进一步要求老康交出他的日记以及和朋友的来往信件，老康拒绝交出，因为他知道那等于自投罗网，结果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开除学籍，不得不进入一个公安局办的建筑材料厂当了就业工人。文革中的1967 年，老康从报上读到苏联批判“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一时心血来潮，用俄文写了封信给莫斯科大学，想要一本《日瓦戈医生》自己翻译，此信不消说被政府截获，据此给老康定下“妄图与敌挂钩”的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劳教期满后，城里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去西安郊区农村落户，认一个老贫农为养父，改名李春来，当了农民。 在老康的苦难经历中，最可怕的还不是被孤立、被监视、挨批判和写检讨，最可怕的是长期的繁重的强迫劳动和卑微忙碌的日常生活，其力量足以彻底摧毁人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兴趣与能力。老康在建材厂当就业工人时就非常担心“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像那些老就业工人一样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干活的工具，最终对文字失去兴趣。”因此，“每天下了工，哪怕只有随便翻上几页的精力，我也要坚持读下去，惟恐放任自流，荒废了时日。”（127 页）然而坚毅如老康者，也很难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腐蚀，后来他成了农民，成了个很蹩脚的农民，三十出头了，才娶了个山沟里的老婆，“从此淹没在劳碌的农家生活中”。“结婚三年生了两个娃，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习惯了‘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我惊奇地发现，父母的制止，劳改队的改造，一切强制手段都不能迫使我戒除的文字积习，如今居然在平庸的夫妇生活中日渐磨损，消蚀殆尽。真是岁月不饶人，激情易衰老呵！”（插一句，我觉得老康这段描述不够准确，“平庸的夫妇生活”只不过是压垮老康文学梦的最后一根草）老康担心，“再这样荒废下去，真有那么一天，学校要找我回去上学，我也许早已丧失学习的兴趣和能力。”（356－357 页）这种麻木和担心还是发生在毛死后，中国出现转机之时，倘若毛泽东象邓小平一样活到九十几岁，老康恐怕就给废掉了，“新时期”涌现出的许多才俊之士，恐怕都给废掉了。 三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文学热潮。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把多少人逼成了作家，举国上下都为文学而如癡如醉。自学成才的报告文学，反极左路线的先知先觉的报告文学，伤痕文学，劳改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中还有种种爱情与婚姻的悲剧故事，以及被压抑的性苦闷性飢渴的文学描写，凡此种种，都盛极一时。不难看出，上述几种文学，几乎都具有我在前面说到的个人历史的性质。老康既有出色的文学才能，又有沉重的苦难经历，当然也少不了这样的写作冲动。现在一般人只知道老康是个学者，写过不少学术专著和论文；其实老康原来一直最想写的是小说，是以自己经历为蓝本的小说。 老康产生这个念头已经有二十几年了。1979 年是老康的春天，多年的“反动”罪名一风吹，一考两考，从农民一跃而成为研究生。那时候报刊上正流行报告文学，报道了不少平反后得到新生的人物，有朋友带记者找老康采访，打算把他写成一个受尽打击而自学成才的典型。老康一想起自己多年的学业荒废就是气，怎肯把自己还塞进那个“自学成才”的俗套里。老康说：“你们真想写，还是听我讲我被打成反动分子的故事吧，可以写我到底怎么反动起来，后来又怎么不反动了。”双方话不投机，采访一事遂作罢。不过这倒激发起老康要写自传的念头。但是老康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觉得，“我要写的与那些报告文学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不是一回事。应该说，遭遇的事件都有类似之处，但他们讲述事件的腔调和品味却让我觉得不太对头。”（2 页） 这就是老康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我最欣赏老康的地方。众所周知，当年那些报告文学和小说大多有一套流行的模式，譬如写到受迫害，那就一定要写主人公如何对党坚信不疑，越受迫害越是忠诚；譬如写到下放劳改，那就一定要写到劳动人民具有如何的优秀品质，如何保护了帮助了落难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局照例是一片光明，受迫害者照例对党的“拨乱反正”感恩戴德，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类作品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最容易误导读者。老康终于没有加入“新时期”文学大合唱。直到今天，他才拿出这本打了二十几年腹稿的自传。时过境迁，老康这本书自然不可能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不过我敢说，老康这本书要比绝大部分当年轰动一时的同类作品更真实，更有价值。 老康虽然不是“生在新社会”，但却也是“长在红旗下”。与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老康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新社会”的游离分子，他几乎从不曾进入官方的话语系统，他只希望能摆脱红色政治的干扰，并不指望得到官方的承认。这多半要归因于老康在十几岁的时候从祖父的书房里阅读到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著作。如余英时教授指出的那样，古典文化为少年的康正果“建构了一个强固的精神堡垒，因而决定了一生的价值取向”。（IV页） 老康写到周围的许多人物，着墨不多，但依据我的经验判断是真实可信的。例如他那位养父、贫协组长李宝玉，要是落在张贤亮一类作家手中，那还不写成恩深义重的再生父母？处处闪耀着劳动人民的纯洁光辉。还有那些“社会渣滓”，如小偷、流氓，老康既不美化也不丑化，因为他并不想印证什么概念或理论，既不想媚上也不想媚俗。他只是写下他的经历和感觉。 很多遭受迫害的人，在平反后对共产党，尤其是对邓小平感激涕零。老康则不然。当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向他灌输对共产党对邓小平的感激之情时，老康不肯附和，“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要不是他们给我制造了‘反动’的罪名，我在大学都教了好多年的书了，哪会落户到农村？捆了人家多年才给松绑，又有何感谢可言！”（370 页）老康这段话讲得实实在在，然而在那时竟没有多少人讲得出来。一般人只知道嘲笑阿Q，挨了别人的打不敢还手，只好转过脸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可是，这比起我们那么多右派，挨了共产党的整，事后还要说是“母亲打儿子”，不是有骨气多了吗？ 鲁迅尖刻有余，深刻不足，他想像不到有些受迫害者事后竟然还要向迫害者认同。老康的几个有类似遭遇的熟人，平反后都迫不及待地站在了党的一边，有的原来不是党员的还积极争取入了党。这看上去很不可思议。一个人受到共产党那么残酷的迫害，到头来还要宣誓对它效忠，这不是十足道地的受虐狂么？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当一个人遭受党的残酷迫害时，他很容易产生两种感受，一是怨恨党的残酷，一是深感党的强大。前者驱使你反抗，后者驱使你依从。假如你发现自己没有勇气或没有力量反抗迫害者，那么你就会觉得，免除迫害的最稳妥办法就是赢得迫害者的接纳，使自己成为迫害者队伍中之一员。所谓成为迫害者队伍中之一员，那倒不一定意味着你自己也非要参与对其他人的迫害不可——很多原先的受害者在重新被党接纳后都拒绝或避免参与对他人的迫害，他们只是希望不再被党视为异己，只是希望被党视为“自己人”而已。 四 老康不肯像别人那样，“在平反后老实当我的教授，厚着挨过耳光的脸，喜孜孜接受党恩浩荡的抚摸，努力在纯学术上做出应有的贡献”。（370 页）所以他的故事就没有随着重归学院而以喜剧收场。此后老康的生活依然麻烦不断，先是在硕士学位论文中评析“艳情诗”触犯清规，差点毕不了业，继而又在八九期间参加游行而受到审查；最后，在老康已移居美国，执教耶鲁的2000 年，老康回国开会探亲，被安全部非法扣押，其罪名是向国内邮寄和携带《北京之春》等“反动刊物”。老康的这些遭遇固然证明了他秉性难移，但更加证明了的是江山未改。等平安回美后，老康赶快入了美国籍，从此安下心来定居在这片自由的土地。 就这样，老康的自传以一种既非悲剧也非喜剧的方式结了尾。它不能不令读者深思：究竟要到哪一天，中国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老康还是乐观的。他深信：“魔高一丈的日子拖不了多久了”（462 页）。◆ 2004年12月

是的。作家老鬼写了一部纪实文学《血色黄昏》，讲的是文革期间一个北京知青在内蒙古的真实经历，赢得知青一代的热烈共鸣，都称赞这本书写出了原汁原味的真实。可是一位西方汉学家向我抱怨他读不懂这本书，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主人公为什么要做出那些荒唐鲁莽的举动。岂止是外国人读不懂革命小将的行为，当这些昔日的革命小将把自己的文革经历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时，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理解，只觉得莫名其妙。

2026年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ICM 2026）开幕式上公布（美东时间上午9点开始，费城），获奖者为四位数学家：（ 邓煜（Yu Deng），芝加哥大学：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贡献，包括从硬球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等。 John Pardon，石溪大学：在辛几何等领域的成就。 Jacob Tsimerman，多伦多大学：在算术几何等领域的贡献，包括André-Oort猜想等。 王虹（Hong Wang），纽约大学/IHÉS：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突破，包括三维Kakeya问题等，她是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也是首位中国女性获奖者

过去三十多年，我给二十几本书写过序言，给两百多本书写过评论。现选出若干重发。 胡平：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籲天录》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的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这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将，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涉及"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才出狱。出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和经历，记载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热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与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瞭解到文化大革命，瞭解到一代造反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瞭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华与品格。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於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苦远非笔墨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单身监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纳粹单独拘押，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虚。为了对抗孤独，B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演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狱卒那里偷来一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和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刚从没有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对这部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写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从此再也读不进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过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和大地发下一个誓言："我这辈子祇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惨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有人。我祇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说对於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傢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出於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主的因素——尽管还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与共鸣。武汉地区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给鲁礼安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之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当然，姜弘也指出57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祇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祇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我们评价文革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无怪乎有人要把这本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研读这本书，对於我们瞭解文革，瞭解文革红卫兵一代，瞭解文革造反运动，瞭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大的价值。◆ 2006年5月 补记：2007年，鲁礼安失踪，疑似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