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家政的一点思考 每次在日本雇家政，总感叹用人成本之高。我家一个司机兼杂工月给40万日元，一个住家保姆30万（都是目前东京的市场行情价，不高不低）。而每次去香港亲哥家，菲佣印尼工人的价格是4000港币（折合也就8万日元），相较于我一半的价格拉起了一支4人全天候的家政护卫队。 在严重少子老龄化、极度缺乏劳动力的日本，为什么不能像香港、新加坡那样大规模开放廉价的“保姆签证”？ 以日本现在的物价和欧美收入的差距，真没必要继续让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妇女困在家里带孩子。如果能把女性彻底从家务中解放出来积极搞事业，对日本经济绝对是百利无一害。 但现实是，这套极其务实的模式在日本目前却难以推动。我认为主要问题又三个： 一、 法律问题 香港有一套专门针对外佣的法律豁免框架，不适用法定最低工资，而是执行四千港币的“规定最低工资”，这种合法的“差别定价”是中产家庭用得起菲佣的核心。 但日本《労働基準法》讲究一视同仁，严禁国籍歧视。只要你在日本打工，就必须满足最低时薪（东京目前是1226日元）。算下来，雇一个全职住家保姆的合法底薪必然超过20万日元（仍然远低于市场行情价格）。而违反《労働基準法》的后果是刑法伺候。 二、 签证制度 目前，能以个人名义自带或雇佣外籍家政的，只有外交官或者持有高度人才签证的极少数（且月薪被入管局硬性规定不得低于20万日元）。 日本政府前几年才在东京、神奈川等地开放了外籍家政服务，但绝不允许个人直接雇佣，由日本的几家指定中介公司（如Bears、Pasona）作为正规社员雇佣。而普通人只能以钟点工的形式雇佣，钟点工在便利性和性价比上还是不足。 三、 社会问题 香港和新加坡有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劳工引入传统，社会早已形成习惯。但日本长期是单一民族国家，政府极其害怕大规模引入廉价外籍劳工会带来治安恶化、文化冲突以及非法滞留问题。日本民间传统有一种病态的「一億総中流」（全民中产）的情结。大规模引入廉价外籍佣人，必然会催生明显的“主仆阶层”，这与日本民间追求表面平等的社会基因相冲突。 当然，目前美国和欧洲也和日本一致，没有“同工不同酬”的外佣制度。但在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今天，政治家们是否可以推出一些特殊的、突破性的改革。外佣制度远比未来的Ai机器人更能现实的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