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贺龙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一次会议上，他和毛主席坐在一起抽烟，瞅着周围人都端着茶水，贺龙忍不住问毛主席：“你们喝的都是茶水，为什么我喝的是白开水啊。” 贺龙放下手里的烟，等着主席回话。毛主席笑了笑，把烟灰磕在缸子里，说：“你是新来嘛，行政处的同志大概还不晓得你的习惯。”他招了招手，把一位工作人员叫到身边，低声嘱咐了几句。 不到五分钟，一杯新沏的茶就送到了贺龙面前。茶叶在热水里舒展开，颜色清亮。贺龙端起来喝了一口，是上好的龙井。 但他心里咯噔一下。这杯茶和主席、总理他们杯里的茶，看起来一模一样。他立刻放下杯子，招手让那位工作人员回来。 “这茶叶，是单独为我准备的，还是会议统一配的？”贺龙问得很直接。 工作人员有些紧张：“是……是从会议用茶里取的。” 贺龙点点头，没再说话。他把那杯茶轻轻推到桌角，再没碰过。会议开了两个钟头，他杯里的热水添了三次，茶叶始终浮在水面，一口没喝。 散会后，他直接去了行政处。管事的处长认得他，赶紧起身。贺龙摆摆手，指着仓库里码放整齐的茶叶箱：“我想看看会议用茶的采购记录和领取单。” 处长愣了，但还是翻出了账本。贺龙一页页看下去，采购渠道、单价、每次领取的部门和人名，记得还算清楚。他看到最近一次领取记录里，有自己刚才参加的那个会议名称。 “这茶叶，”贺龙合上账本，“是按人头分配到会的？” 处长忙说：“是，按参会领导人数提前备好。” 贺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又向处长要了支笔。他低头算了一会儿，抬头说：“今天这会，我那一份茶叶没动。你把它从消耗里划掉，或者记在我名下，月底从我工资里扣钱。” 处长张了张嘴，半天才说：“贺副总理，这……这没这个规矩，都是统一走的经费。” “今天就有了。”贺龙把本子和笔还给他，“我那一份，我付账。” 这事当天下午就在几个部门传开了。晚上贺龙回家，夫人见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觉得奇怪。他打开盒子，里面是半罐散装茶叶。 “哪来的？”夫人问。 “街上买的。”贺龙说，“往后开会，我喝这个。” 第二天他去体委开会，一进门就从铁皮盒里捏出一撮茶叶，放进空茶杯里。旁边的干部看见了，有人也跟着拿出自己带的茶叶。但大多数人还是用了会场备好的茶。 贺龙没说什么，只是会议间隙，他问体委的会计：“你们一年会议茶水的开支是多少？” 会计报了个数。贺龙听完，点点头：“够建两个基层体育场了。” 这话后来被传了出去。 月底，贺龙让警卫员拿着行政处送来的扣款单，去财务室交了他那份茶叶钱。收款的老会计戴着老花镜，看了单子又看看警卫员，嘀咕了一句：“还真是自己付啊。” 警卫员回来把这话学了。贺龙正批文件，头也没抬：“该付的就得付。不付，下回他们就会给你多备一份点心，再下回就能多备一桌饭。人的口子，都是这么一点点扯开的。” 1955年开春，国务院一次扩大会议。贺龙到得早，会场还没什么人。服务人员照例要给他泡茶，他指了指自己带来的铁皮盒：“用我这个。” 会议开到一半，一位领导笑着凑过来：“老贺，你这自备茶叶，可是将我们的军啊。” 贺龙给他看了看盒子里普通的炒青：“我这是给自己立规矩。你们该怎么喝还怎么喝。” 但第二年，国务院修改了会议管理办法。茶叶依然供应，但鼓励自带，公家提供的茶需登记，费用每月从个人津贴中扣除，账目张榜公布。 新办法施行第一天，贺龙去看了张贴的明细。他找到自己名字后面那栏，茶叶一项是空的。他转身问工作人员：“我这个月还没开会？” 工作人员翻了下记录：“您前天刚开过会，但您用的是自带茶叶，所以没记。” 贺龙点点头，走到公示栏前，掏出笔，在自己名字后面的空白处打了个勾。 年底，行政处整理仓库，发现茶叶消耗比往年少了三成。处长在汇报工作时提到了这个变化，周总理听完，说了一句：“贺龙同志带了个好头。” 贺龙后来一直用那个铁皮盒子装茶叶，直到1958年，国务院正式实行会议用品个人登记扣款制度，他才把盒子收进办公室抽屉。但他每月还是会去看一次公示栏，确认自己名下每一笔扣款都清清楚楚。 有一次秘书打扫卫生，看见那铁皮盒子放在抽屉里，已经有些锈迹，就问要不要处理掉。贺龙拿过来，用布擦了擦，又放回原处。 “留着吧，”他说，“看见它，就记得茶该是什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