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主席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取消高考，后来才知道其中的伟大！ 北京那几封信送到中南海的时候，天已经热起来了。主席把信搁在茶几上，手指在信封上敲了两下，没说话。 秘书站在边上等着。过了会儿，主席才开口：“你去过农村没有？” “去过。” “农村娃娃晚上怎么读书，见过吗？” 秘书想了想：“点煤油灯。有的家灯芯都舍不得挑太亮。” 主席站起来走到窗边，背着手。“城里的电灯，一亮就是一片。”他转回身，“光从学校大门里头改，不够。” 几天后，教育部的人来了。汇报的时候，有人说得挺激动：“现行制度还是能选拔人才的……” “选拔什么人？”主席打断他，“你那个数据我看了，四个城里娃上一个大学，一百个农村娃挤破头进一个。这是选拔人才，还是选拔爹妈？” 屋里静了。有人低头翻本子。 “我不是说考试不对。”主席语气缓下来，“是考试的方法出了问题。考来考去，考的是谁家请得起先生，买得起参考书。穷人家的聪明娃娃，连入场券都摸不到。” 他拿起桌上那份报告，是去年一个中学校长写的，说学生累得瘦成杆儿。“我们打仗的时候，也没说非得识字才能当指挥员。现在建设国家，倒把门坎垒得这么高。” 六月份通知发下去那天，教育部几个老同志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有人摘下眼镜擦，擦了半天。 “总要试试。”最后有人说，“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最先动起来的是工厂。钢厂推荐了个年轻炉前工，叫李建国，二十二岁。车间主任找他谈话，他手上还戴着干活的手套。 “我去上学？”李建国愣住，“我初中都没念完。” “你平时爱捣鼓那些技术小革新，厂里都记着呢。”主任拍拍他肩膀，“去了好好学，学完还回来。” 李建国报到那天，在校园里迷了路。他看见那些十七八岁的学生抱着书本走过，下意识把起了茧子的手往身后藏了藏。 第一堂课讲高等数学。他完全听不懂，就在本子上画炼钢炉。下课了，他追上老师：“老师，能不能从初中的课补起？” 老师看看他，点点头：“晚上来我办公室。” 那几年，这样的对话在很多地方发生。农村推荐来的学生带着泥土味儿进教室，部队来的坐得笔直。他们有的晚上在走廊路灯下看书，因为宿舍到点就熄灯。 1973年，有个工农兵学员写了封信到报社，说大学应该恢复考试。信被压下了。推荐他的老支书后来知道了，抽着旱烟说：“你是吃饱了饭，忘了饿的时候。” 李建国毕业真的回了钢厂。他把学到的热力学知识用在改进炉温控制上，第二年省下不少煤。他带徒弟，徒弟也是工人推荐上大学的。 毛泽东晚年有时候问起教育的事。有一次他说：“可能有人骂我。骂就骂吧，总得有人把路蹚开。” 他去世前一年，全国文盲率降到三成以下。那些曾经在油灯下认字的农民，现在能看懂农药说明书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李建国已经当了车间主任。他鼓励徒弟去考，徒弟犹豫：“我底子薄，考不上。” “去试试。”李建国说，“现在考场门开着，谁都能进。这和当年不一样了。” 他没说的是，他觉得两个时代都有道理。只是国家在不同的路上，需要不同的走法。 那篇著名的社论发表时，有个细节很少有人提：排版工人检查校样，把“伟大”两个字反复看了几遍，最后轻轻说了句：“过十年再回头看吧。” 他说的十年，后来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