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巩俐嫁给新加坡烟草大王黄和祥。那时31岁的巩俐初婚，满心期待与对方白头偕老。可婚后才发觉，黄和祥并非真富豪。几年后，这段豪门婚姻以分手收场。 两人在尖沙咀的公寓里住了半年，巩俐才慢慢觉出不对。黄和祥很少提家里的事，偶尔说起父母，只说他们在新加坡教书。有一次巩俐整理旧照片，翻到他二十多岁在伦敦街头的合影，背景是辆老款福特。她随口问：“这是你家的车吗？”黄和祥摇头：“租的，那时候在分公司实习。” 婚后第二年春节，两人回新加坡。黄家住在组屋区，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净，但确实不是豪门该有的样子。黄母拉着巩俐的手说：“阿祥从小懂事，读书都是自己打工。”那晚巩俐在客房睡不着，听见黄和祥在客厅和父母低声说话，隐约有“公司”“裁员”几个词。 回到香港后，巩俐问起烟草公司的事。黄和祥松了松领带，坐在沙发上。“我是区域总裁，但只是高级雇员。”他停顿一下，“股份都是英美总部的。” 巩俐没说话，去厨房倒了杯水。玻璃杯放在茶几上，发出轻轻的磕碰声。 1998年金融风暴来得很快。黄和祥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在书房一坐就是半夜。有天凌晨巩俐醒来，看见他站在阳台抽烟，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忽明忽暗。 “公司要重组。”黄和祥第二天吃早餐时说，“我的位置可能保不住。” 巩俐把涂好黄油的面包递给他。“那就辞了吧。” 2000年黄和祥离职后，家里的气氛变得微妙。巩俐开始接更多工作，有时一个月要飞三个国家。有次她从戛纳回来，看见黄和祥在客厅看股票行情，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 “明天我去北京谈个合同，”巩俐一边放行李一边说，“你要不要一起去？” 黄和祥盯着屏幕。“我去能做什么？” “帮我看看条款。”巩俐说。 后来黄和祥确实跟着去了几次。在会议室里，对方总是先和巩俐握手，再朝他点点头。有次在酒店餐厅，服务员送来账单，自然地把单子递给了巩俐。 2003年拍《艺伎回忆录》时，巩俐在洛杉矶住了四个月。黄和祥来探班，每天在片场外等她收工。有天导演请剧组吃饭，席间有人问黄和祥：“您也是做电影的吗？” “不是。”黄和祥笑了笑，“我陪巩俐。” 回公寓的路上，两人都没说话。等红灯时，巩俐看着车窗外的霓虹灯。“要不你回新加坡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说吧。”黄和祥说。 2005年以后，两人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巩俐有次在巴黎拍广告，突然想起那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她算了下时差，新加坡应该是凌晨两点，就没打电话。 2008年入籍新加坡的事，巩俐是在电话里告诉黄和祥的。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说：“你想清楚就行。” “也是为了工作方便。”巩俐说。 “嗯。” 真正意识到婚姻走到尽头，是2009年春天。黄和祥来北京，两人在酒店餐厅吃饭。巩俐说起下半年要去澳洲拍戏，黄和祥说父亲身体不太好，他得多回新加坡。 “那就这样吧。”巩俐放下筷子。 黄和祥点点头。“好。” 离婚手续办得很简单。分开那天，黄和祥帮巩俐把行李箱拎到车上。“保重。”他说。 “你也是。” 车开出去一段，巩俐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路边，穿着那件她很多年前买的灰色夹克。她转回头，对司机说：“去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