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节，张万年去探望毛岸青。一进屋，看见桌上那盘炒白菜、一碗炖豆腐、几个馒头、一小碟腌萝卜，堂堂主席的儿子，年夜饭就这？老将军愣在门口，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张万年坐下来，拿起馒头咬了一口。馒头有点凉了，嚼起来干巴巴的。毛岸青给他倒了杯白开水。 “暖气烧得不行？”张万年问。 “够用了。”毛岸青搓了搓手，“煤票不多，省着点。” 邵华起身去添煤，炉子里的火苗蹿起来一点。张万年看见她棉袄袖口磨得发白。 “孩子们呢？”张万年问。 “在单位值班。”毛岸青说，“过年嘛，让有家的同志先回。” 张万年点点头。他想起自己儿子昨天还抱怨年夜饭不够丰盛。 毛岸青夹了块腌萝卜，嚼得很慢。张万年注意到他夹菜时手有点抖。 “头疼的毛病还犯吗？” “老样子。”毛岸青笑了下，“习惯了。” 窗外的鞭炮声一阵阵传来。毛岸青望向窗外，看了很久。 “想起父亲了？”张万年轻声问。 毛岸青收回目光：“想起有一年春节，父亲让炊事员多做了几个菜，把警卫员、秘书都叫来一起吃。他说，大家都是离家的孩子。” 张万年放下筷子。他忽然明白这顿饭为什么是这些菜——主席在世时，家里年夜饭也就是多加个肉菜。 “父亲走后，我和姐姐商量过。”毛岸青慢慢说，“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他在时不搞特殊，他走了更不该搞。” 邵华轻声插话：“老张去年住院，不让用干部病房，非要住普通间。” 毛岸青摆摆手：“别提这个。” 张万年看着眼前这个清瘦的老人。他说话时腰板挺得很直，眼神平静得像冬天的湖水。 “有时候也苦吧？”张万年问。 毛岸青想了想：“比在上海流浪时好多了。那时候……”他顿了下，“不提了。” 但张万年知道他要说什么。那些年在上海，这孩子吃过多少苦，档案里都记着。 “我现在每月工资够花。”毛岸青说，“国家还不富裕，我们多省一点，老百姓就能宽裕一点。父亲是这么教的。” 他说这话时很自然，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张万年临走时，毛岸青从书架上抽了本书递给他：“你爱看历史，这本送你。” 是一本《史记》，封面旧了，但保存得很平整。张万年翻开，看见扉页上有行小字：“岸青购于新华书店，1973年”。 “这书……” “我看完了。”毛岸青说，“好书要传给爱书的人。” 张万年收下了。他知道这不是客套，是真心。 车开出去很久，张万年还抱着那本书。司机从后视镜看他：“首长，您眼睛怎么红了？” 张万年没回答。他想起刚才在屋里，毛岸青送他出门时，站在门口挥手。路灯下，那身影单薄得像是能被风吹走，却又像棵树一样扎在那里。 那晚张万年回到家，看见满桌的鸡鸭鱼肉。他坐下来，很久没动筷子。 “爸，怎么了？”儿子问。 张万年摇摇头，夹了根青菜。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那顿饭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家风。不是嘴上说的，是骨子里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