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道来：长相神似毛主席，贺子珍坚信他失散的毛毛，38岁英年早逝 1953年的上海，幽居在此的贺子珍再也按捺不住对儿子的思念，她提笔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一封信，字字句句都是对失散幼子的牵挂，她想找到那个长征前寄养在苏区老乡家的孩子，那个小名被唤作毛毛的毛岸红。收到信的邵式平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寻访，几番周折后，大家在江西的乡村里找到了朱道来，这个被朱盛、黄月英夫妇抚养近二十年的年轻人，正是这对夫妇1934年10月收养的红军男孩。 到了上海，贺子珍早早等在屋里。门开了，朱道来走进来，有些拘谨地站着。贺子珍站起来，走得很慢，走到他跟前。她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看他的额头，看他的眼睛，看他的下巴。她伸出手，碰了碰他的手背，又很快缩回去，像是怕碰坏了什么。 “你……路上累不累？”贺子珍开口，声音有点紧。 朱道来摇摇头，“不累。” 黄月英站在一旁，手里攥着一个布包。贺子珍的目光移到布包上。黄月英把布包打开，拿出那件小棉袍，递过去。棉袍很旧了，颜色褪得发白。贺子珍接过来，手指摸到领口一处内缝的边，那里有个她习惯打的结。她摸着那个结，摸了很久，然后把它贴在自己脸上，闭上了眼睛。 屋里很安静。过了一会，她放下棉袍，对朱道来说：“孩子，你转过去，我看看你后颈。” 朱道来转过身。贺子珍轻轻拨开他后颈的衣领。那里有一小块淡红色的胎记，形状像片小叶子。她记得。 血型检测的结果送来后，贺子珍拿着报告单，看了又看。她对工作人员说：“是他。是我的毛毛。”语气很平静，但拿着报告单的手，指节有些发白。 朱月倩出现后，事情变得复杂。贺子珍听到消息，坐在窗前半天没动。她问工作人员：“那位朱同志，怎么说？” “她说得很肯定，细节也都能对上。” 贺子珍点点头，“那就等组织调查吧。” 她没再要求见朱道来。只是有一天，她请人把朱道来和养母黄月英请到住处，一起吃顿饭。饭桌上菜不多，贺子珍给朱道来夹了一筷子菜。 “多吃点。”她说。 黄月英有些不安，搓着手，“贺大姐，我们……” “你们把他养大，不容易。”贺子珍打断她，“谢谢你们。” 饭后，朱道来要走了。贺子珍送他到门口，看着他，像第一次见他时那样，仔细地看着。 “去吧。”她说，“好好听组织安排。” 朱道来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还是点了点头，“您保重身体。” 门关上了。贺子珍在门后站了很久。 毛主席的决定传来后，贺子珍什么也没说。她把那件小棉袍叠好，收进了箱底。偶尔，她会拿出那张朱道来的照片看看，然后用布仔细包好，放回去。 朱道来去了北京。他给贺子珍写过信，信里说自己一切都好，在学习。贺子珍回信，嘱咐他注意身体，用功读书。信不长，语气平常。 后来，朱道来考上了清华，信里提了一句。贺子珍拿着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笑了笑，“这孩子，肯用功。” 再后来，信渐渐少了。贺子珍不问，也不让人去打听。 1971年底，消息传来。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完，等着她反应。 贺子珍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的事？” “十二月。” “在哪里？” “北京。”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了。” 等人走了，她打开箱子，拿出那件小棉袍，抱在怀里，在床边坐下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微微塌了下去，眼睛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望了很久。 箱子里，那几张信纸已经有些发脆了。最上面一张，字迹工整地写着：“妈妈，我一切都好，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