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质疑我当初为什么明明知道中国的电视台把我塑造成一个负面人物，还要去参加这些节目。
这就是底层人的无奈之处了，发传单征婚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工作活不下去了。
上了电视节目之后，我前进一步也是死，后退一步也是死。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得维持现状，看看往后有什么办法。
我发传单是因为走投无路，发现被电视台捉弄羞辱之后，我不上电视台同样是走投无路的状态，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我来美国之后，发现自己有第三条路可走。我在美国总是能找到工作，能赚到钱养活自己，我当然要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哪怕是在餐馆指甲店工作，我也觉得很好，没有人羞辱我捉弄我，我挣的是有尊严的钱，我就想普普通通的过平常人的日子。
有人奇怪我为什么对在中国的名气弃之如敝屣，我早就想通了：只要我对名气还有一丝一毫的留恋，我这一辈子都过不上正常人的日子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朝一日不戴帽子和口罩，我也能堂堂正正的走在大街上，就是我这辈子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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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中国，底层百姓最绝望的不是它是独裁国家，而是它明明是一个专制国家，却偏偏要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还说些中国最民主，老百姓幸福指数最高的鬼话。
我从小在社会底层生活，最讨厌听到这样的鬼话。
我妈常给我说，我很幸福，我和弟弟妹妹的待遇是一样的。可是作为我妈带到继父家的拖油瓶，我的生活明明跟我妹妹完全不一样。
我上学时，没有书包，笔只有一支，我每天抱着书去学校。可是有一天我看到妹妹打开书包，她的文具盒、铅笔钢笔圆珠笔应有尽有。虽然我每次考试名列前茅，而她学习成绩非常差。
吃饭时，继父总会拿出一个单独的碗，把好菜夹起来。说：“我给妹妹留着。”
每次上街，继父都会给妹妹买零食、玩具，我从来没有。
最过分的是，我妈去县城或重庆，会给妹妹买衣服、发卡之类的礼物回家，从来不给我买。
我小的时候虽然痛苦，但对我妈妈说她爱我的谎话深信不疑。直到我21岁参加工作，去了很远的县做老师，才被当地的妇女一言点破：“你妈妈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孩子，肯定早就不爱你了。”
我小时候最讨厌听到人人奔小康，个个解决温饱问题的鬼话，因为我是22岁参加工作一年以后，才过上了每天都能吃饱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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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甜38岁了，没几年好作了，一不小心就是断子绝孙的下场。
女人促排一次不容易，换了其他女人，没取卵失去做母亲的机会，早崩溃了，对景甜而言只是一笔赚钱的生意。
孙宇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5000万没给，受精卵和胚胎都没搞出来，后续的麻烦全部没有。这么搞上一场，景甜名声完全臭了，他却依然可以继续赚钱，继续当富豪，甚至更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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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共产党的警察曾经在微信上联系我，希望我不要反共。
可是就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反共，我也会反的呀。从25岁到40岁，他们羞辱了我那么多年。
他们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机会，我后半辈子该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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