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访问学者，原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自1989年以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当局相对不加批判的互动关系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企业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的人权、民主及其拥护者。 索菲·理查森：回顾35年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历届领导层的“接触”，很难找到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口头承诺在实际行动中战胜了经济和其他利益。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立即禁止了与中国政府的所有高层交流，但仅仅几周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 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副国务卿劳伦斯 · 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就秘密访问了北京，直到同年12月白宫宣布两人再次访问中国，这一行程才为人所知。 理由是什么？探索恢复与中国的接触。代价是什么？帮助粉饰对和平民主活动人士的屠杀，并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可以对这些罪行逍遥法外。1994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决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尽管中国在人权方面未做出系统性改进。这一决定延续了接触政策的逻辑，即加深经济融合将推动政治自由化。 从那时起，世界上历届民主政府都对中国境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他们在联合国机构中提出谴责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的决议，为一些需要庇护的活动人士提供庇护，并想方设法支持中国各地的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和其他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但是，在外交政策的优先级和资源投入方面，这些人权倡议始终未能超过保障商业利益的努力。 当人权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权往往成为牺牲品。面对北京的暴行，是谁在反对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抵制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正是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进口商。民主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未能跟上习近平日益加剧的高压统治，面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他们也甘愿削弱甚至放弃因人权问题而实施的制裁。令人不安的是，民主国家和公司仍然满足于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这些官员以种族灭绝、酷刑和强迫失踪而闻名，包括对他们自己的同事以及和平的人权活动人士的迫害。 “去风险”改变了接触的性质，但这种转变也更多地是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量，而非对中国人权的关切。此外，几乎看不到“去风险”政策包含促进人权或民主的内容。这一疏忽是严重的，因为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安全关系，都与保障人权这一基础性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点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中被忽视了。 诚然，接触使互动成为可能，对人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动人士能够相互联系、交流经验，外部资源支持了中国境内原本缺乏资源的工作，国际人权法律的信息也因此得以传播。但自 1989 年以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当局相对不加批判的互动关系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企业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的人权、民主及其拥护者。 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改变与中国的互动。首先，它们应确保自身及本国企业不再助长或维持人权侵害行为。美国的《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和欧盟的新尽职调查立法对一些商业交易引入了人权审查，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类审查应进一步扩大范围，同样适用于投资、进口及出口管控等领域。 其次，民主国家政府应坚定履行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规定的法律问责义务，对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调查和起诉。数十年来，各类声明和人权对话并未阻止中国政府实施愈发严重的人权侵犯，受害者人数持续扩大。民主国家拥有收集证据和推动问责的国内和国际手段——对人权侵害的结构性调查和普遍管辖权起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如若不采取这些行动，只会进一步加深北京对自身逍遥法外的认知。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民主国家应大力加强对中国境内外独立公民社会的外交、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正是这些公民社会力量推动言论自由，从而预防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正是这些人争取了有限的法律改革，为国际商业活动创造了条件；正是他们的思想鼓励民主辩论和代表权，帮助抵御全球威权主义的回潮。这些关键的盟友理应获得强大民主国家的团结支持，这种支持本身即是一种有意义的接触。 ------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刊立场。有关本期笔谈《西方对华政策转变与中国民主化前景》，详情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