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采访余英时先生，余先生谈到葛兆光 的一段： 问：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师有文章《“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读<陈寅恪集书信集>的随感》，将“不古不今”理解为学术立场上的“不中不西”，在“论治”方面“迥异时流”。文化之时流主要指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和胡适之等的全盘西化说。两者皆走极端。陈寅恪先生所主与康之“古”、胡之“今”迥异，故而自称“不古不今”。您如何看待葛兆光先生这个观点的？ 答：我没有注意葛先生此文，或虽看过，但忘记了。照你所说，他显然是讲上引陈先生的全句，不止是“不古不今” 四个字。就全句说，我觉得他的解释是符合陈先生的整体思想的。他说他在思想上“囿于咸丰、同治之世”,那就是表示不赞同光绪以下的思想，康有为恰恰是光绪时代。他提到“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那是指曾国藩和张之洞。张尤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语著名于世。（更早的冯桂芬已表达了这个意思。）陈先生显然愿意接受“中体西用”“的立场。而且一九六一年，吴宓和陈先生长谈之后，在《日记》中说：“寅恪兄之思想与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本位论）。”他反对“全盘西化” ，也是不容怀疑的。可见葛先生之说有坚强的根据。国内史学家中，我最佩者之一即是他。葛先生有大的眼光。他的许多研究都引起了西方和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他的专著译成日文和英文的不下五六册之多，最新的一册刚刚由哈弗大学出版印出。葛兆光不但“博古”，而且也“通今”“。我最近读到他的一篇评价大陆上各式各样的“儒家”的长文，使我对大陆今天文化的动向有了较深切的认识。所以他对陈寅恪的“不古不今” 那句话的推论是值得重视的。 经典访谈 | 余英时：一种现代学术“典范”的建立（未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