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十宗罪” 人类普世价值是指“生命权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剥夺的法治 、思想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知情权、政治参与权”等，这是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底线共识，中国政府本身也是联合国成员、多项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其自身宪法亦写有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条款。 以普世人权为尺度审视中共，并非"外部标准强加"，而是以其公开承诺过的原则，检验其实际行为。中共党庆105年，其罪恶罄竹难书，本文谨从普世价值角度理出中共建政后十宗罪。 第一罪：土改、镇反与以阶级斗争为名的大规模处决与政治清洗（1949–1953） 中共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对于地主富农财产权的残酷剥夺，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造成大规模处决与批斗致死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从几十万到超过两百万不等。 第二罪：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系统性迫害（1957）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之后，反右运动骤然反转，将数十万人打成"右派"，剥夺公职、下放劳改、株连家属。 第三罪：大跃进与大饥荒——人祸酿成的空前死亡（1958–1962） 因浮夸风、强制征粮、"大炼钢铁"与政策失误引发的饥荒，学术界普遍估计造成一千五百万至四千五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之一。是对生命权最大规模的漠视。 第四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66–1976） 以"革命"之名摧毁司法体系、社会信任与文化传承的运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估计从数十万到逾百万）、无数家庭被迫害至妻离子散，以及对文物古籍的大规模损毁，构成对人身安全、法治与文化的系统性破坏。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却无任何法律程序，本身即是"无人身安全可言"的极端象征。 第五罪：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武力镇压及事后清洗（1989年迄今）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及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学生与市民和平抗议，要求政治改革与反腐。6月3日晚开始，军队以武力强行开进清场造成平民死伤逾万。此后至今，"六四"在中国大陆的公开讨论、悼念与档案查阅始终被严禁。以军队对本国和平请愿的民众开火，是对生命权与和平集会权的直接侵犯；对历史记忆的长期封锁，则是对知情权的持续剥夺。 第六罪：强制计划生育——对身体自主权的国家侵入（1980–2015）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三十余年间，强制堕胎、强制绝育、"社会抚养费"高额罚款等手段被大规模使用，尤其在农村地区造成大量人权侵害个案，并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与数以千万计"黑户"人口问题。国家以整体人口指标之名，介入本应属于个人与家庭的生育决定，是对身体自主权这一基本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在“生不如死”的生育断崖之下，要谨防中共以计划生育之名实施“强迫生育”。 第七罪：对信仰、良心与特定群体的持续压制（1999年迄今） 从1999年起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系统性打压（大规模拘押、劳教），到对家庭教会基督徒的骚扰与拆除十字架，再到新疆政策——自2017年起被曝建立大规模"再教育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2年的评估报告认为，相关拘押行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危害人类罪"。 第八罪：香港"一国两制"承诺的实质收缩 《中英联合声明》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但2020年颁布的《香港国安法》及其后一系列检控，使公开集会、独立媒体（如《苹果日报》停刊）与反对派参政空间被大幅压缩，众多社运人士、记者、律师被判刑或流亡。 第九罪：“习近平治下2012年以来的数字化极权（2012年迄今） 习近平监控国家的技术化升级："防火长城"、人脸识别、大数据与社会信用体系，使国家对个体行为的掌控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隐私权与匿名空间被大幅压缩；习近平顽固坚持"动态清零"， 2022年多地长期极端封控引发次生人道危机（就医延误、经济停摆）。 “第十罪：司法迫害、公民社会与新闻自由的系统性压制（1990年代至今）” 针对人民的任意拘押、维权律师打压的709案、NGO管制及独立媒体消失、公民记者与公共知识分子被压制。 以人类普世价值为尺，本文所列十条——无论发生在夺权年代还是执政岁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一个反复以"人民"之名自我正当化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尊重了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自由、尊严与选择？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毛泽东住所窑洞客厅里的一次关于民主中国的谈话。在被黄炎培问及如何改变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以书面形式提出12个问题，请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答。其中的第十问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限为何？” 毛泽东这样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习近平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看起来，习近平给世界下了一个战书：如果中共“自我革命”不成，那就等着一场“民主革命”吧? 从毛泽东所谓‘人民监督’到习近平所谓‘自我革命’，中共始终回避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自由选举、新闻监督、司法独立和公民社会，权力不可能真正自我约束。本文所列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同一党国体制在不同年代对生命、自由、尊严与真相的反复侵害。 @baodiantimes

【14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鲁比奥，就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严重关切】该法已于今年3月12日由中国全国人大通过，7月1日起正式施行。议员们指出，该法名义上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实质上是中共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等非汉人族群推行多数民族同化政策的法律化与扩大化。 该法第一条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为核心目标，议员们认为这反映出一种由统治精英单方面定义国家身份的等级结构，其民族属性、文化与宗教观被设定为全民必须服从的国家认同，构成强制同化。 信中特别援引鲁比奥本人2020年作为参议员时，对西藏地区类似"民族团结"法规的评价，他当时称其为中共"重塑藏人文化的明确声明"。议员们指出，这部新通过的全国性法律正是将同一模式推广至全中国境内。 议员们强调，该法的影响远不止于政治口号，而是系统动员学校、教材、博物馆、媒体平台、家庭、干部、财政预算与安全机关，共同执行意识形态上的整齐划一。民族团结不再被视为应予尊重和保护的社会状态，而被当作可以被设计、监控与强制达成的行政指标。 对藏人而言，该法律威胁母语教育、藏传佛教宗教实践，以及家庭与社区向下一代传承身份认同的能力，并与中国宪法及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与生活方式的规定相矛盾。议员们指出，该法对普通话教育与意识形态忠诚的强调，将进一步加速母语教育与文化自主权的流失。 对维吾尔人而言，该条例同样构成实质威胁。条例所推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与近年来在新疆已系统化推行的强制同化措施一脉相承，包括限制维吾尔语教学、压制伊斯兰宗教生活与文化习俗、推动通婚与人口结构改变政策等。议员们指出，该条例将这些原本局限于新疆、西藏等特定地区的"民族团结"治理模式，正式上升为全国性法律框架，意味着对维吾尔人语言、信仰与文化身份的压制将获得更系统、更长期的法律支撑，而非仅停留在行政或地方政策层面。 联署议员包括詹姆斯·麦戈文（James P. McGovern）、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H. Smith）、罗·卡纳（Ro Khanna）、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T. McCaul）、亚斯明·安萨里（Yassamin Ansari）、吉姆·考斯塔（Jim Costa）、维罗妮卡·埃斯科瓦尔（Veronica Escobar）、乔纳森·杰克逊（Jonathan L. Jackson）、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约翰尼·奥尔谢夫斯基（Johnny Olszewski, Jr.）、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苏哈斯·苏布拉马尼亚姆（Suhas Subramanyam）、托马斯·苏齐（Thomas R. Suozzi）、詹姆斯·沃尔金肖（James R. Walkinshaw）等共和与民主两党14位国会议员，呼吁国务院确保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受压迫民族保存其语言、宗教、文化与身份认同权利的原则，继续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