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7（1）： “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约我写一篇专稿。我写了，也刊登出来了，但编辑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我把中文初稿发表在这里，也算留一份历史记录吧。何况，原稿的最后一段，放在今天，也相当合适。 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 王丹 1987年我考进了风气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之后，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组织了一系列演讲、沙龙等活动。校方把我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也有不少同学支持我。1989年4月15日，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原高级领导人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 4月17日晚上，我在宿舍中跟同学聊天，突然听到隔壁一栋男生宿舍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宿舍跑出来。我来到北大平时经常举行集会的地方——三角地，看到那里已经有上千学生聚集，有不少人喊“游行”。当时我想，既然很多同学有这个愿望，我不应当让大家失望。于是就对学生发表了演讲，建议大家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天安门广场。深夜十一点多，北大的队伍从校门出发，北大的第一次游行就这样发生了。而我，也因为组织了这场游行，而成为了学运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一名同学不小心把自己的脸盆掉在了地上。当然不会是一个脸盆引发了那场运动。事实上，气氛早已经在酝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巨大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50天中，学生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成立了北京市各个高校学生组织的联合机构，并担任负责人之一。我们不断地组织游行、示威、请愿，呼吁政府停止政治运动，开放报禁，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但是政府不理睬我们。5月13日，为了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三千名大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行动，我也是组织者之一。绝食后来中断了，因为政府宣布了戒严令，派出军队包围了北京市，很快，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6月3日深夜我没有在广场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我的宿舍里休息。4日凌晨开始，不断有同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政府对学生开枪了。理智上我知道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情感上我始终不敢相信。巨大的震惊导致我至少有48个小时完全处于麻木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思考。在保护我的朋友带领下，我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南京等地，希望可以观察后续的发展。但是很快，当局控制了局势，开始全国大逮捕，政府发布了21名学生负责人的通缉令，我名列第一。 听到通缉令的那个晚上，我已经没有了恐惧，只是觉得心很疼，不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天晚上，我在夜色中走到甲板上，把随身带的一些文字性的材料丢入江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政府抓到。 很快，我一个人返回北京，打电话给一位台湾记者，想跟他见面。那位记者朋友来了，但是随后来的，就是警察。我被捕了，那是1989年7月2日。我被判刑四年，1993年释放。随后我继续从事一些反对政府的活动，导致我在1995年第二次被捕，这一次政府说我要推翻他们，判刑十一年。但是很快，在1998年，政府把我流放到了美国。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我的祖国。到现在，已经21年了。 到美国之后，我在哈佛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台湾教书八年，2017年返回美国，在华盛顿建立了海外反对派的第一个智库“对话中国”。我仍然有我的中国梦，但是我的中国梦跟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一样。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国力强大的帝国，希望共产党永远维持统治，而我希望看到的中国，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自由、都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 30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1989年发生的事情。当年，对于我们那些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我们追求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至于怎么民主化，我们希望政府来回答。这就是我们游行、示威，到最后用绝食的方式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原因，我们期待政府的回答。政府后来回答了，但是答案是戒严，是军队的包围，最后是大屠杀。我承认我们当年有些天真，因为我们居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但是，天真的，不只是我们。 1989年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但是不到两年，制裁就取消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对中共抱有希望，希望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有一个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会提出民主的要求，然后中国就会民主。现在，当习近平修改宪法，准备实施长期执政的时候，再回想30年前对中共的希望，整个世界都有一点天真。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在那以后，中共当局彻底放弃了政治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了对抗西方的反民主阵营的先锋，中共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威胁。如果说，30年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从1989年那场悲剧中吸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或许，现在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把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重新挂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