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要被自己人杀了。行刑前,军长贺龙叫伙房弄些肉和酒来,让他吃一顿饱饭。段德昌当面向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提了三条:红三军已经濒临绝境,这里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自己不是改组派;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他这年二十九岁。后来,新中国给烈士家属发的第一号光荣纪念证,给的就是他的家属。
夏曦是一九三一年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的,管着那里的党和贺龙带的红三军。他到任就主持肃反,在自己队伍里抓“改组派”。苏区拿这个名目当反革命的代号:说谁是改组派,就是说他是混进红军的敌人。
肃反是中央要的。中央一再批评这里肃反不力;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指示信说,中央分局在苏区有最高权力,怀疑中央分局的路线是极端严重的错误。夏曦就一轮接一轮地抓、杀。两年下来,红三军从三万多人(编军史的黎白记作两万多)只剩三千。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分局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把红三军的党、团组织解散,继续肃反。到会的人都反对。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这次没解散成。后来,军里的党员已经杀的杀,抓的抓,夏曦还是下令把军里的党组织全部解散。红三军只剩下三个党员:夏曦、贺龙,还有军政委关向应(同在红三军的廖汉生回忆是四个)。
一九三三年春天,段德昌从前方写信回军部,建议带队伍打回他参与创建的洪湖老根据地。信一到,夏曦下令抓他。
贺龙问凭什么。夏曦说,他是改组派。贺龙问有什么根据。夏曦说,写信要带队伍回洪湖,就是要拖着队伍逃跑、叛变。贺龙说,段德昌真要拖队伍跑,何必先写信、又回军部?他有大功,不能杀。夏曦拍了桌子:“哼!我决定了!”中央定的规矩,分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好服从。
同一轮被杀的,还有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贺龙记得,一天他和夏曦、关向应走过村头,看见王炳南被绑着押出来,上身剥光,打得浑身没一点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王炳南冲夏曦喊:从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里,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条命,有这样的改组派吗?你瞎了眼,把同志当敌人杀,你杀了多少啊……夏曦一声不吭,走过去了。王炳南又朝贺龙叫:胡子,我就问你一句,我王炳南是改组派吗?贺龙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胡子是部下对贺龙的称呼。一九三三年五六月又是一轮,红七师的师长、政委也被杀。
一九六一年四月,黎白问贺龙: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贺龙说,中央下指示要湘鄂西肃反,说有反革命打进了红军,他当时也信;后来杀的许多是大革命时期就跟着他的人,他才怀疑,才去争。再就是中央定的那条规矩,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讲完,贺龙泪流满面。出门的时候,一位同去的领导批评黎白,不该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的新指示信送到已转到贵州沿河一带的红三军,说分局估计党政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这完全不正确,是夸大。第二年一月,夏曦被撤职。他申辩说,自己是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两年前批评这里肃反不力、确认分局最高权力的,也是写这封信的中央。
一九五二年八月,段德昌死后十九年,毛泽东给他的家属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第零零零壹号。
——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4、50—58页;《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41、154—159页
——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报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89页;1934年中央指示信内容据黎白前文第55页
——中共中央1932年1月指示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63页;《萧克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夏曦申辩);《贺龙传》附《贺龙年谱》1934年5月条(红三军入黔东);《红军与贵州革命老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红三军在黔东特区时序列”(廖汉生在红三军)
——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1935年1月撤职);张永《锻造组织:红军与苏区史新探(1927—1934)》,2023年,第441页(廖汉生回忆)
——《段德昌:共和国“一号烈士”》,华声在线,201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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