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蒙古，蒙古人 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我站在命運的邊緣，望向長城之外 那片被古老教科書折疊、簡化的荒原 在中國宏大的帝國敘事裡 你曾是成吉思汗遮天的鐵騎，是元朝的疆土 是地圖上被割裂、又被遺忘的「外蒙古」 同胞們對你如此熟悉，卻又如此陌生 熟悉你古代的征服，卻對你的今日一無所知 ​而我，一個在專制陰影下躑躅的民運鬥士 一個在風雨中籌築民主議會的行者 穿過地緣政治的冰冷迷霧 卻在你的草尖上，看到了刺眼的文明之光 ​你北靠俄羅斯，南貼中共的巨靈 沒有一片海洋作為自由的緩衝 你的財富深埋在礦坑，你的人口如此稀零 照強權的邏輯，你本該是跪伏的附庸 本該在兩大專制鋼鉗下，窒息成歷史的標本 但1990年，那一場沒有流血的和平革命 你硬是在鋼鐵的夾縫中，撕開了多黨選舉的黎明 ​1992年的新憲法，立起民主共和的骨骼 Freedom House 評下的八十四分，是自由的冠冕 你不是毫無瑕疵的童話，你也有貪腐與分贓的陣痛 媒體的偏頗、權力的博弈，在現實裡交織著泥濘 但你硬是把公民的自由、政權的輪替 像韁繩一樣，牢牢扣在草原兒女的手中 在俄中合圍的黑暗威權矩陣裡 你是一顆孤獨、卻傲然長明的啟明星 ​更少人知道，你的目光曾觸碰過星空 1981年，古爾拉格查搭乘蘇聯的飛船，躍入蒼穹 那本是冷戰鐵幕下，老大哥一場政治的秀場 如同阿富汗與敘利亞的同行者，本該隨戰火流亡或被遺忘 但蒙古沒有崩解，你在自由的土壤上完成了轉型 新時代的蒙古，沒有把紅色的英雄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而是將他重新迎回，勳章閃爍著民族記憶的尊嚴 你成了第十個將公民送上太空的國度 那高度，遠遠超過了專制者所能理解的極限 ​中國的同胞，看世界的入口或許太窄 只要一個地方不再服務於中國中心的框架 不再服務於大國對抗的棋局，便從視野裡悄然淡出 但我看見了你，蒙古，現代的蒙古國 ​你提醒著我，提醒著我們這群為自由受難的人： 民主這顆種子，不一定只催生於溫潤的海島 也不一定只長在富庶的西方之邦 它一樣可以傲然挺立在凜冽的北國草原 長在俄中兩個龐然大物的陰影之間 長在一個曾被紅色帝國禁錮、卻絕不永遠困在影子裡的遠方 ​哦，蒙古，蒙古人 你用現實的堅韌，重寫了歷史的篇章 當我們還在黑暗中為中國議會的曙光而戰 你已在長城之外，用多黨的選票與太空的記憶 為整個亞洲的自由，高高擦亮了北方的北斗

共產黨的輸出革命，主要原因仍在於生存，意識型態的理念驅使，只是小部份理由，證據之一，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智小謀大的張學良，從歐洲遊覽了一圈，泡了墨索里尼的女兒，見了希特勒的大將戈林，也去了莫斯科，想見史達林，想要拿蘇共的援助，助他打日本。史達林瞧不起他，不見。回到中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派去剿匪，但反而把蔣騙去了西安，兵變抓了蔣。毛澤東彼時躲在寶安的山洞裡，聽到張學良用收音機傳來的密報，大喜過望，非殺了蔣介石不可。 史達林一收到蔣介石被抓的消息，立刻在莫斯科開會，最後決定不殺蔣，要共產國際通知毛澤東放人，放了蔣，要他承諾國共聯合抗日。史達林彼時還把蔣經國控在蘇聯當人質，他可以控制蔣，所以他不怕放了蔣介石。對史達林來說，蘇聯最大的夢魘是東西兩面開戰，德國和日本，才剛簽了反共同盟，這個惡夢真實得不得了。全世界那個時候只有蘇聯和蒙古兩個共產國家，這個反共聯盟，反的不是蘇聯，還能是別人嗎？史達林怕日本怕得要死，日俄戰爭一敗把羅曼諾夫王朝一舉打趴，教訓仍在。毛澤東像個阿斗，一天到晚只會要錢，不但不聽話，還把紅軍越打越小。如果讓毛殺了蔣，何應欽這個日本軍校出身的軍頭，變成了國民黨的領袖，那中國就會倒向日本，加入反共同盟。因此史達林決定，不但不殺蔣，還要讓蔣繼續領導中國。 每當讀到這段歷史，很難不讓人想像歷史可能的不同走向。如果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死了，日本和中國同盟，這正是日本內部兩派路線鬥爭的其中一個可能，日本帝國的侵略目標會轉向北方，變成反共的先鋒，日本不會和美國對抗，珍珠港事變不會發生，日本帝國今日仍在，而共產黨永遠無法在中國取得勝利，那會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 張學良想當英雄，結果連狗熊都不是。史達林的決定，讓毛跳腳，他還是要殺蔣，但周恩來腦子比較清楚，中共需要蘇共的援助，不能得罪史達林。於是周從延安到西安，向校長敬禮後，要張學良放了蔣。少帥以為自己是民族英雄，下大棋，但連他自己抓的俘虜都不能決定生死。張學良後悔後，發傻，像蔣賠罪，居然和蔣回南京，蔣不殺他，一直把他軟禁到死。張學良的一生毀於一個少爺的衝動，但他更毀了億萬中國人的人生。 史達林一個鄉下讀書人，意志強大，腦筋清楚，世界大勢的判斷極為準確，但可惜的是，「你能把一個孩子，從邪教裡救出來，但你無法把他腦子裡的邪教移走」，共產天堂就是他致力人生的目標，而共產主義對世人危害這麼大，正因為蘇共政權落入了史達林這個，托洛斯基稱為「了不起的平庸」的政治天才手裡。而在史達林之前，沒有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史達林一手打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權，只有史達林一個範本可以抄看，所以只要讀懂史達林為生存的種種手段，就可以理解並預測所有共產黨的行為。

上级组织派她潜伏南京，给了二十根金条，结果这个女人，打了整整三年麻将，把钱输了个精光。 1946年4月，陈修良接到一道死命令：秘密潜入南京，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地下市委，并出任市委书记。临行前，组织上把20根金条交到她手里，这是整个南京地下党未来几年的全部活动经费。陈修良把金条裹进行李，心里清楚，这笔钱能不能花在刀刃上，全看自己的本事。 到了南京，她化名“张太太”，烫了卷发，穿上绸缎旗袍，踩着高跟鞋，在城西上海路一带租下一处独门小院。对外只说丈夫是个常年在外跑货的大商人，自己闲得发慌，找人打牌解闷。 邻居们看见的，是一个天天下午都约人打麻将的阔太太。没人知道，这位“张太太”就是新上任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从搬进小院的第一天起，陈修良就定下了一套方针：把麻将桌当成办公室。她专门结交国民党官太太，警察厅厅长的老婆、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夫人、社会处头目的家眷，都慢慢成了她的牌搭子。 每次上桌，陈修良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只许自己输，不许自己赢。她知道，这些官太太赢了钱就高兴，高兴了话就多，饭桌上的牢骚、牌桌上的闲篇，三圈下来什么都能漏出来。 那20根金条就这样被她一点一点“输”了出去。有时一场牌下来，输掉的钱够普通人家过上大半年。组织上知道后，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分几次给她送来追加的经费。 旁人不解：这不是拿着党的钱打水漂吗？陈修良只跟极少数同志交底：这些金条不是在赌桌上输了，是投进了看不见的情报网里。 这话很快得到了印证。1947年夏秋，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几次突击搜捕，陈修良都提前一天把名单拿到手，地下党员及时转移，没有一次失手。 其中一次消息的来源，就是警察厅厅长的太太在牌桌上一边摸牌一边随口抱怨，说自家男人最近天天半夜出去抓人，累得半死。陈修良面上不动声色，打完四圈回到家，连夜通知相关人员撤离。第二天一早，特务们扑了个空。 靠着这套牌桌上的功夫，陈修良在南京悄无声息地铺开了局面。到1948年，南京地下党已经恢复到上千名党员，学生运动、工人斗争此起彼伏。 这一年冬天，她更是通过和周至柔夫人的牌局，摸清了国民党空军的士气低落、兵力调配松散的实情，回头就指令地下党员抓紧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16日夜里，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俞渤等五人驾驶一架B-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直奔解放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首次驾机起义，全国震动。而策反过程中的很多关键情报，最初就是在麻将桌上端茶送水、嬉笑闲聊间探听来的。 同样在这张无形的牌桌上，陈修良的触角还伸进了国民党海军和陆军。1949年2月，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驶向解放区，随后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反复轰炸，舰上官兵沉着应对。这场起义的幕后组织工作，同样是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地下党一手推动。 几乎同时，她指挥潜伏在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内线，成功策动师长王宴清准备在南京近郊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因泄密而中途被打乱，王宴清被迫只身进入解放区，但一个蒋介石亲信师长的“叛变”，对国民党朝野的打击比战场上丢掉一个师还重。 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在即。陈修良手里又多了一份极为要害的情报——《长江北岸桥头堡防御图》和《长江南岸布防图》。这份东西由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国民党国防部里带出，经过多次辗转才交到她手上。 图上标明了炮兵阵地、弹药库、江防工事的具体位置。陈修良立刻安排人将情报送出南京，为渡江战役的炮兵提供了精准的目标坐标。 这时的陈修良，依然每天下午准时坐到牌桌前，依旧只输不赢。三年的麻将打下来，20根金条早就输得精光，追加的经费也不知去向，全流进了官太太们的腰包。但换回来的，是整个南京城防的底牌、一次次成功的策反，以及大批同志的安全存活。 1949年4月23日深夜，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进入南京。天亮后，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走进刚设立的军管会办公室，脸上没有半点牌桌上的嬉笑，只有长年地下工作磨出来的沉稳。 她自报家门：“我是陈修良，原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场很多打了多年仗的老兵都愣住了——原来那个在敌人心脏里和他们里应外合的人，就是眼前这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 三年时间，她天天坐在牌桌上，把真金白银一张张输出去，把国民党高官的家底一句句听进来，把一座城市里翻江倒海的情报战一次次推上高潮。那20根金条，没有一根是白输的。

敢于反对中共强权的独裁叙事叫做独立思考 而不是中共有错的，中共也有对的，任何事情都各打五十大板，搞中式辩证法叫独立思考 就像真正的善良 不是老老实实唯唯诺诺，不争不抢的度过一生 真正的善良 是敢于在同胞，路人，朋友受到不公的时候，站出来发声

中共你是个恐怖组织和非法政权在中国进行非法统治！中共政权不是靠竞选产生，而是靠暴力非法夺取的！中共在1949年后在中国发起的三反、五反、大饥荒大跃进、文革、计划生育等各种迫害人权的运动等同内战，让所有的人都认清了中共的邪教恐怖主义的魔鬼本质！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推翻中国共产党！

中共新词汇；非短暂经济衰退时期。 如何理解；不是中共简单的承认了经济处于下行期，而是中共的财政枯竭的速度超乎想象的更快！ 大家再想想近期出台的密集政策和措施就明白了。各位替中共保管的财富到了上交的时候。

张天亮这段转述，最扎眼的不是“中共干预美国选举”这几个大字。 最扎眼的是那套算盘，已经细到国会选区这一级了。 他说金灿荣曾公开讲过一个思路：美国有 435 个国会选区，如果中方制造商和企业能进入每个选区，规模足够大，就有钱支持某个候选人；如果当地华人社区人数也足够多，就可能左右几千张选票。 这不是把普通华人扣成中共代理人。恰恰相反，最该分清楚的就是普通华人和北京政权那套企业、资金、候选人算盘。 美国很多选区，一千票、两千票就能改结果。放到街坊牌桌上看，这就是盯着最窄的缝往里塞筹码：企业先进区，钱再进候选人，票源卡住关键差距。 张天亮说，他们是在利用美国的规则，占美国的便宜。 金灿荣那句更狠。他说这样一来，就没人敢反对“我们”或反对中共，还说可以把美国国会变成中共国的全国人大。 张天亮也提醒，“我们”到底是指中共国学者还是中共，这个词本身含糊。但这套话的危险就在这里：它不是一次胜选的野心，而是让议员先学会一件事，反北京要算选区代价。 美国的制度漏洞，被人家拿去做选区级流水线。最后从工厂、支票、几千张票，一路算到国会议员的脊梁骨。

中共远洋船队最会给自己披的外衣，叫“渔业”。 一旦船开到公海，账就变了。 有公开指控称，这支全球远洋船队在南北半球、至少三大洲活动，成百上百地捕杀濒危物种，毁掉数万英亩珊瑚礁，还压榨被胁迫的劳工。 普通渔民是人，远洋船队是中共可以调度、可以遮蔽、可以对外伸手的灰色机器。船挂着捕鱼的名义，走的是生态破坏、劳工剥削和海上黑箱那一套。 中共宣传最喜欢把任何批评都扣成“反华”。可把濒危物种捞光、把珊瑚礁铲掉、把人逼到船上干活的，恰恰不是中共国老百姓。 是那套把海也当后院的权力。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美国总统能够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行事，习近平当然也不例外。但川普恰恰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也是几千万美囯人认可并支持的美国总统，不是中共领导人，也不是欧洲各国的首脑。 他并不在乎传统政治精英的行为逻辑，常常突破既有规则与外交惯例，以强烈的个人风格推动内外政策。他试图打破美国长期形成的政治束缚与利益藩篱，通过强调国家利益、产业回流和国际竞争，来延续美国过去一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强势地位与全球影响力；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做法加剧了美国社会撕裂，也冲击了传统国际秩序。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川普都不是一个容易被他国期待或既有框架所定义的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