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德国党部 “不服从运动”开幕大会公告 历史不会因为沉默而改变，民主不会因为等待而到来。 中国民主党德国党部郑重宣布，将于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举行“不服从运动”开幕大会，诚挚邀请海外民运人士、民主人士、留学生、华侨华人及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共同参加。 活动信息 时间：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13:00—15:00 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门前 主题：不服从运动——回到中国问题的根源 四十多年来，人们不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但真正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 腐败、审查、维权受阻、言论受限、司法不独立、人权遭受侵害……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制度性问题的表现。只有直面问题的根源，民主化转型才有真正的可能。 因此，我们发起“不服从运动”，希望更多人从力所能及的地方开始，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对自由、法治与民主价值的坚持，推动社会不断迈向更加开放与公正的未来。 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可以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也许，我们是独裁统治下的最后一代； 也许，我们更可以成为中国反抗运动的新一代。 历史从来不是少数英雄创造的，而是无数普通人在关键时刻作出的共同选择。 今天，我们邀请每一位相信自由、尊严与民主的人，与我们站在一起。 让沉默结束，让公民觉醒。 让不服从成为争取自由与民主的开始。 诚邀各界人士共同参加“不服从运动”开幕大会。 中国民主党德国党部 2026年8月7日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1951-2005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2-3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1946-2014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40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15个，政变只有6个；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5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 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 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怎样才能让军队不开枪呢？这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但怎么才能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呢？这关系到抗争战略和技巧。 详见本期笔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苏利利：判断军事政变能否带来自由民主，关键不在于军队是否推翻政府，而在于军队是否受制于一个真正限制权力的宪法秩序。 苏利利认为由军队主导政体存在政治循环，她指的是什么意思？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Gatekeeper Proposition）的探讨：它在面对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及反对派的挑战时，选择或拒绝镇压，关系转型成败；军队不可能单独达成民主，但却能决定民主能否建立。至于军队在转型中为何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态度的取舍，牵涉诸多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军队文化以及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以1974年被亨廷顿视为第三波民主发端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为例，假如没有那些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领导的“武装部队运动”，那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也很难最后成功的。但那场运动的产生，则又是与整个二十世纪葡萄牙军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情境条件有关的。之前有过的数次军人起义与政变，指向不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葡萄牙的世纪进程。如1910年10月推翻长达八个世纪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就是由里斯本的共和党士兵、水手以及平民发动起义引发的。但后来，激进的改革，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政治派别冲突造成政治与经济长期不稳定，又导致1926年的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之后建立了所谓的“第二共和”，亦称“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政权，大学经济学老师萨拉查（Antóniode Oliveira Salazar）被执掌军人政权的若热·门德斯·卡贝萨达斯（José Mendes Cabeçadas）将军任命上台，开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时代，其中军队一直是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但随着葡萄牙在应对殖民地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陷入困境，高级军官利益与政治绑定固化，下级军官晋升制度上遭遇不公，军队内部挫败与不平感日增，最终又是军队终结了这个政权。是中下层军官们的选择，以及他们与和社会有极强关连带且厌战的义务兵结盟，带动了军队上层，决定了军队的走向。 以此来引申，探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军队的可能立场，也需要对军队内部结构，制度运作，包括对不同军人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和对社会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军队的文化跟传统等等做更细致的分析，这样相关讨论才有意义。例如军队内部高级军官与中低级军官利益同构或冲突的问题，又如现行法律名义上是义务役与志愿役相结合，但事实上以志愿役为主的征兵制对军队构成及立场可能的影响，再如受整体制度及社会环境左右衍生出来屡禁不止（已带有制度化特征）的大规模军队腐败及其后果，还有因军事现代化进展而有所强化的军人职业化趋势对型塑军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军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的作用等等……因各种显见的原因，我们缺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但起码要有意识且努力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做些细致研究，才不至于在军队与转型这个问题的讨论上陷于“空泛相因”，无的放矢。 以腐败为例：一方面因害怕利益受损，军队尤其是高级军官，对民主变革可能持敌视态度；但另一方面腐败也可能软化军官们固化的意识形态精神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将一些权力问题转换成可量化的利益计算呢？至于军队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忠诚问题，随着那批在文革期间为躲避去乡村或工厂从事严酷劳动，借助父辈关系进入军队，后成为高级将领的红二代陆续退役，未来民主转型中军队中立的可能性与“六四”期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弱化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专访孟加拉政治学者哈克《孟加拉起义：2024年学生抗议、军队背弃与政治转型》：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专访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助理扎克·库珀《中美竞争、台海问题与印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军力平衡》：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支持废除“宪法第九条”，她会带领日本根本性转变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吗？库珀在本期采访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专访诺奖经济学家阿西莫格卢《中国的变与不变：繁荣的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能否长期共存？》： 阿西莫格卢认为“亲劳动者的人工智能”（pro-worker AI）才能带来共享繁荣，反之如果人工智能是为了取代劳动者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