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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wb的@庚白星君 “劳务派遣”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我朋友的孩子，今年985硕士毕业，投了几十份简历，石沉大海。后来好不容易拿到一个offer——某高校的行政岗。全家高兴坏了，觉得孩子总算端上了铁饭碗。 结果入职那天，孩子傻眼了。合同不是跟学校签的，而是跟一个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第三方签的。问了一圈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劳务派遣”岗位。 当朋友告诉我时，我都不敢相信，现在连老师都搞劳务派遣了？ 我这位朋友一边苦笑一边嘲弄地说：“你还真是少见多怪”。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不直接招人了，包括政府部门，一水的劳务派遣。拿着极低的工资，贴水的社保，干着原来聘任制的活。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朋友儿子的女同学去某大学面试实验技术岗，劳务派遣，月薪6000，最低标准的五险一金。面试现场，七八个面试官轮番刁难，问的全是小众高精尖技术问题，考生答不上来就被嘲讽“不懂就不要装懂”。最后面试官来了句：“我在美国读博的时候……” 大哥，这就是个没有编制的、月薪6000、最低社保的岗位，你还指望找个十项全能的“六边形战士”啊？ 简直不要太离谱。 前几年，我知道“劳务派遣”已经在工程领域愈演愈烈，因为“劣币驱逐良币”，你想在招投标中胜出，你就要“降本增效”，其中最容易降的是用工成本。 于是，越来越多的施工方不再直接招人，而是选择“劳务派遣”。可没想到这股风居然吹到高校了。 劳务派遣的老师还是老师吗？ 教师节，正式老师发礼品，有慰问，劳务派遣岗——没有。 工作量呢？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加班加到怀疑人生。 工资低到什么程度？月薪三千左右，说好的补贴，入职后学校改革，一分钱拿不到。更让人心寒的是，因为没有编制，其他部门的老师甚至学生都不尊重你，工作推不动，锅倒是背了不少。 985硕士，月薪三千，没有工会福利，没有尊严，没有归属感。 这就是今天中国高校的“老师”——劳务派遣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群毫无归属感的高校教职工，会教出怎样的学生？ “劳务派遣”这是准备把高校也毁了吗？ 劳务派遣这玩意儿，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中国的劳务派遣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向外国驻华机构派遣中方雇员。90年代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劳务派遣作为一种“临时解法”被引进推广。 注意关键词——“临时解法” 。 法律给劳务派遣划了三条红线：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说白了，就是应急用的——某个项目缺人手，临时找几个人顶一顶，项目结束人就散了。 可现在呢？ 劳务派遣用工呈爆炸式增长。 截至2025年，劳务派遣从业人员已超过7800万，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全国劳务派遣机构多达35.23万家。 珠三角电子厂，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派遣工；内蒙古、山西等传统工业大省，派遣工比例甚至占到了八成。2025年我国劳务派遣行业市场规模达2150亿元。45%的派遣工在同一岗位工作超过3年。 临时？辅助？替代？ 全变成了笑话。劳务派遣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用工主要方式。 为什么企业爱用劳务派遣？当然是有利可图。 有位老板算了笔账：正式工月薪5000，加上五险一金、1.6万的年终奖，一年成本10万块。换成劳务派遣工，月薪3000，社保和年终奖统统省掉，再给派遣公司2万，一年下来只要5.6万。 10万变5.6万，省了将近一半。派遣工平均工资普遍只有同岗位正式员工的60%-70% 。有的行业甚至低到50%。 原本招一个人的钱，现在能招两个人。你是用工单位你会怎么选？ 除此之外，劳务派遣还让用工企业少了很多“麻烦”。 例如社保问题。 劳务派遣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是常态，有的派遣公司直接截留社保费，更有甚者让员工签“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社会保险覆盖率低于75%，超千万劳动者权益处于“裸奔”状态。 此外还有工伤赔偿问题。 用工单位说“不是我签的合同”；派遣公司说“是用工单位管理不当”——互相踢皮球。 上海海事法院有个案例，派遣员工工作中受伤，八级伤残，用工单位以“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由拒绝赔偿。 员工权益、员工培训、员工赔偿...... 劳务派遣的三角关系——派遣公司、用工单位、劳动者——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责任避风港”。 这就是劳务派遣的精髓——用人不担责，省钱还省事。 对用工单位而言，劳务派遣或许是“降本增效”的好手段，可对劳动者而言，这真的是一种邪恶至极的剥削制度，在我看来，它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 劳务派遣的本质是把人变成“可租借的工具”，它压根没把人当人。 欠薪了？用工单位说钱已经打给派遣公司了；派遣公司说用工单位还没打钱——互相踢皮球。 工伤了？用工单位说“不是我签的合同”；派遣公司说“是用工单位管理不当”——谁也管不着。 想晋升？主管明确说“派遣工没资格”。干满10年你也成不了正式员工。 想维权？劳动者维权成功率不足20%。 这不就是新时代的奴隶制吗？ 奴隶主至少还管奴隶的吃喝拉撒，因为奴隶是“财产”。劳务派遣工呢？连“财产”都算不上——你只是“可租借的劳动力”，用完就退，坏了就换，不用了随时打发走。 人，被彻彻底底地当成了工具。 有人说，劳务派遣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灵活用工”。 我呸。 灵活用工，是灵活了企业，苦了工人。 法律明确规定了“三性”原则和10%的比例红线。可现实呢？2024年人社部抽查3万家企业，42% 的企业派遣工比例超标，有的甚至高达50%以上。38%的央企超比例使用派遣工。 这不是“灵活用工”，这是系统性违法。 2025年，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劳务派遣专项整治行动。广东出台了省级地方标准《劳务派遣服务规范》。用工比例从10%进一步收紧至8%。 但够吗？ 远远不够。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当985硕士在高校做着月薪三千的劳务派遣工；当博士考进高校发现自己是“第三方派遣”；当6800万劳动者拿着正式工一半的工资、干着两倍的活、没有任何保障——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主体性。共同富裕，是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 劳务派遣这种把人当“可租借工具”的用工模式，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性侵蚀。 如果任由这种邪恶的用工模式无序蔓延，侵蚀的是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毁掉的是先辈们苦苦追寻的主义！ 电影院里有人站着看电影，后面的人被逼跟着站起来，这时候，作为管理者，要做的不是去劝人们适应站着看电影，而是要所有人坐下。 最近，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接下来要强化收入分配改革，蛋糕向底层劳动者倾斜。要我看，也先别急着搞什么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改革了，先把“劳务派遣”这种邪恶的用工模式禁止再说。 历史原因已经归到历史，当下的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奴隶制。 朋友的孩子最终没有去报到，孩子感到很迷茫！ “派遣工就像韭菜，”他说，“割了一茬又一茬，谁会在意一茬韭菜的感受呢？ ” 是啊，谁会在意呢？ 全国35万家派遣机构，6800万派遣工。他们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钱，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尊严。 他们是新时代的“奴隶”。 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劳务派遣制度本身并非不可用，关键是要回归其原本的定位——作为一种应急、临时的用工补充，而不应成为企业长期依赖的手段。真正的产业升级，不应该局限于流水线的更新、技术参数的提高，而是要让每个劳动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体面转身。 各位，是时候，给这6800万人一个正式的身份了。 是时候，让劳务派遣回到它该待的地方去了。 是时候，把人当人了。

中国高校早在2023年就开始严管，如国防科大、西安交大等知名985/211高校也曾令其学生签「保证书」，以翻墙罚款15000元行政处罚等话术教育 按照这些公告的统一口径，“翻墙”是指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规避国家网络监管，突破IP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非法访问境外网站的行为。这里“墙”指的是“国家公共网络监控系统”-GFW（The Great Fire Wall of China），俗称中国国家防火墙 包括这类校园网多数采用深信服产品，辅助校园网管理员对违规使用校园网翻墙的学生进行识别，更讽刺的是SSL VPN为深信服提供的EasyConnect还卸不干净

9月15日凌晨，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白云校区，一名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在读学生跳楼自杀。 此事再次暴露中国高校，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 导师不仅掌握科研资源，还可能影响学生的课题、论文、评价乃至毕业，却缺乏有效制衡。 个别导师会利用手中权力压榨学生，将其当作免费劳动力，甚至以“毕不了业”相威胁，逼迫学生为自己干私活。 类似逼死学生的悲剧此前已发生过，如今又一次重演。 相关部门应彻查此事，若查实导师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应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这类悲剧背后，往往是学生缺少退路，应急人文关怀机制缺失等多重痛点交织的结果。 八年制本博连读学制过长，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一旦中途遇到困境想要退出，过去投入的多年时光却可能全部归零，学生除了硬扛别无选择。这种设计本身就是把人逼向绝境。 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温度的医生，但前提是先善待医学生本身。 现行制度不能只盯着论文、课题、毕业指标，还应留有缓冲空间，退出机制与人文关怀。 比如，即便学生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博士阶段学业，也应允许其按本科学业成果正常毕业，而不是让多年努力一夜清零。 唯有约束导师权力，给学生提供退出选项，搭建独立于导师体系之外的求助通道，才能真正减少学生无处可逃的绝境。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体制内大裁员只是时间问题， 其中教师队伍大概率最先大刀切。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里，教师占比很高。 八九十年代，教师还算公务员序列，理论上可平级（实际多半降半级）转行政。 如今少子化这么离谱，那么，幼儿园编制最先松动， 接着小学、初中、高中，再往上是高校和科研机构。

中国世俗意义上最顶级、最传统的一批天之骄子在过去四十年里的命运轨迹就在眼前。 不管是清华还是北大，除了极个别人，绝大多数人的终极归宿都是政府官员、高校党委书记、教授、或者国企高管。 清华的特点，早期全是理工科，比如化学、自动化、精仪、水利，但他们毕业后，并没有留在实验室里死磕科研、去当两院院士，大部分顺着学生会主席的台阶，迅速转成了大国企的主管或地方的党政一把手，比如国网董事长、市委书记。 北大的特点，文史哲和法学、经济占了绝对统治地位。他们的路线更加纯粹，要么进入核心部委、地方政府，要么留校行政主管。 清北的学生会主席，从20岁起，他们被筛选和培养的核心就不是如何攻克科学难题。 如何理解组织规则、如何进行资源分配与人事博弈才是他们思考的重心。 他们是天生的系统维护者。 在这份密不透风的建制派名单里，有几个名字显得格格不入，而他们的结局也非常微妙。 肖建华（北大186级法律），曾是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巨鳄，目前的现状名单上只隐晦地写了四个字：移居海外。 戴威（北大09级光华），OFO 共享单车的创始人。当年资本的宠儿，如今成了背负巨债，被限制高消费的初代老赖创业典型。 在这个序列里，选择走纯粹的资本和创业路线，风险反而最高。 一旦脱离了体制的绝对庇护，市场和周期的熵增会瞬间把天才拍碎。戴威的共享单车开局即巅峰，最后却成了时代的一粒沙。 清华的学生会主席，连跨度都极具逻辑性。 从1978年到2016年，几乎没有断代，专业从硬核工科向社科经管演变，但路径极其稳健。 每个人都像是在严密电路板上精准咬合的齿轮。 北大则充满了人文和宏大叙事的色彩。 法学、哲学、政治学扎堆，他们更喜欢讨论主义、规则和框架。 但在商业浪潮来临的时候，他们也更容易因为理想主义宏大叙事而陷入疯狂的资本失控。 总之，这是一种极其高能耗、且充满了妥协的生命路径。 它是现世的巅峰，却绝对不是科学与极致纯粹的归宿。 正如我之前所言，红尘之中的每个人寄托各不相同，有些人推开彼此的门，把命运就这样交织在体制的宏大机器里。 此上，就是我对清北学生会主席去向的浅见。

杀手中国女留学生文文的凶手，中国籍朝鲜族男子郑昌圣涉嫌分尸，会不会被判死刑？ 韩国有没有死刑？ 韩国法律条文里保留死刑，《刑法》规定杀人罪最高可判死刑。 但属于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自1997年12月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后，至今近30年再也没有执行过死刑，国际特赦组织早已将韩国归类为实质废死国家。 哪怕法院理论上判处死刑，实务中也几乎不会执行，大多会通过上诉、特赦转为无期徒刑。 这名凶手会不会被判死刑？ 1. 法律层面：杀人+毁尸灭迹属于情节极其恶劣，检方理论上可以求刑死刑； 2. 现实层面：韩国近几十年没有死刑执行先例，最终几乎不可能实际判处并执行死刑，大概率会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或超长有期徒刑； 3. 本案额外加重情节：嫌疑人是高校讲师，利用身份加害学生，还存在毁损遗弃遗体的行为，量刑会顶格从重，但依旧跳不开韩国实务上不执行死刑的大环境。 补充 该案嫌疑人是中国籍，韩国司法独立审判，量刑完全适用韩国本土法律，中国司法无权干预，最终判决以韩国法院审理结果为准。 根据韩国现有法律，凶手郑昌圣在韩国被执行死刑的几率不大。

中国对外国使馆主办的 LGBT+ 活动施压，多场骄傲月活动被迫中断 🇨🇳🇪🇺🏳️‍🌈 ——彩虹跑遭警方阻拦、变装艺人被扣留近七小时、放映会被查身份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026年6月24日刊发的调查报道，2026年5月至6月间，多个由外国驻华使馆及文化中心在中国举办的 LGBT+ 活动接连受到中国当局施压，部分被迫取消或中断。多名欧洲外交官认为，这是自新冠疫情以来针对外国使馆所属文化机构的一次罕见、骤然加剧的施压，尤其集中在涉及性与性别多元的活动上。 事件以5月28日北京的一场“彩虹跑（Rainbow Run）”为开端。该活动由芬兰驻华使馆自2024年起每年举办，仅限外交官参加，属于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起的“北京多元周（Beijing Diversity Week，5月25日至31日）”的一部分。据报道，活动前一天，一名芬兰外交官和一名中方本地雇员接到自称北京市公安局人员的电话警告，称该活动“违背中国文化”。比赛当天，使馆周边出现异常的警力部署，路障封锁了部分路线，当局以“家长投诉担忧对儿童的影响”为由要求取消活动。仍有约十五名外交官坚持起跑，途中有人被便衣警察跟踪拍照，也有人一度被阻止离开使馆。一名常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表示，此举构成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Convention de Vienne）》所规定外交豁免的违反；事后中国驻芬兰临时代办被传召至赫尔辛基。 次日，受欧盟代表团之邀来华参加“北京多元周”的两名变装艺人遭遇扣留。其中一位是西班牙裔英国艺人 Choriza May。据她讲述，5月29日深夜至30日凌晨，警方将两人带至一个房间盘问并没收护照，扣留近七小时，给出“缴纳罚款或离境”两个选项。当局以签证问题为由，称其在华活动不属于旅游。据她描述，警方主要想查清是谁此前邀请她们前往北京知名同志夜店“目的地”（Destination）——该店当周末突遭当局勒令关闭。两人最终在清晨获释，并按警方口述手写信函，承诺“不从事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并“尊重中国的文化与习俗”。另一名比利时艺人 Edna Sorgelsen 错过航班，于5月30日转赴香港。 施压并不止于此。据报道，6月6日，北京法国文化中心（Institut français）被迫取消两部以 LGBT+ 人物为主角的影片放映——分别是 Robin Campillo 执导的《Enzo》以及 Caroline Poggi 与 Jonathan Vinel 的《Eat the Night》——警察到场登记了中国观众身份。6月10日，法国文化中心与加拿大驻广州领事馆合办的一场放映出现类似情况，当局事先获取了报名名单，部分中国参与者及其雇主被联系劝阻，现场警察查验身份并盘问观众。更早在3月底，歌德学院（Institut Goethe）与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合办的放映也遭遇大量警力，约三十名着制服或便衣的人员部署在场馆周边，入口处设有检查，部分警察进入放映厅对观众拍照。 中国自1997年起不再将同性恋入罪，国内也存在一些社群空间，但 LGBT+ 聚集场所数量稀少，时常遭遇行政关停或警方施压。多名受访者描述了近年来线上内容被审查、社群账号一旦获得过高可见度即被删除、高校 LGBT+ 社团无法正式注册的状况。前述欧洲外交官表示，“北京多元周”明年仍将继续，并强调可见性的意义在于向当事人传递“你们存在，你们并不孤单”的信息。 参考来源： 原报道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