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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 令和5年のねばねばBiBi併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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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动产避税的“黄金窗口”正在关闭 从2027年1月1日起,相续或者赠与发生前5年以内,通过购买、新建等有偿方式取得的出租不动产,原则上不再单纯按照路线价、固定资产税评价额等传统方式计算,而是向正常市场交易价格靠拢。 通过购买不动产来节税的两条路都被堵死。 1、5年红线。去世前五年买的房子,按接近市场价格估值。 被继承人或赠与人在继承开始前5年以内,通过有偿交易取得或新建的贷付用不动产(也就是出租房产),一律按“通常取引价额”(也就是市价)评估,不再享受路线价的折扣。 国税厅还给了个技术性让步:只要没有明显避税嫌疑,可以按取得价格乘以0.8来算,相当于承认一定折旧和地价波动。 过去打三折四折,现在打八折。 但是核心逻辑没有改变,临终前突击买房避税,这条路基本堵死了。 持有超过5年的老房子,暂时还能按老规矩评估,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半年,日本各大税理士事务所都在劝客户:想避税就赶紧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赠与。 2、比第一条杀伤力更大:不动产小口化商品,无论持有多久,一律按市价评估。  这类产品这几年在日本卖得非常火,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型、信托受益权型,起投门槛低,几百万日元就能买一小块商业楼的份额,流动性还比整栋房产好,管理很简单,还能大幅节税。 这简直是日本遗产税避税界的“网红爆款”。 过去,一栋几十亿日元的核心区大楼,可以拆成几百万、几千万日元一份出售。投资者不用管理房子,也不需要找租客,却可以享受类似直接持有不动产的遗产税低估值。 正因为它太像金融资产、太容易脱手,日本政府这次认为:既然你买的像金融商品,就不能再享受实体不动产的低估值。 国税厅这次直接一刀切:从2027年开始,符合条件的任意组合型、信托受益权型小口化出租不动产,无论购买了1年、5年还是10年,原则上都要按照正常交易价格评估。 也就是说,小口化商品依靠遗产税估值差进行销售的时代,也基本结束了。 「不動産で相続税対策」のルールが厳格化…小口化商品の保有者と、これからアパートを買う人が“要注意”なワケ【令和8年改正・貸付用不動産の評価ルール】(THE GOLD ONLINE(ゴールドオンライン)) #Yahooニュー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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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8年7月5日(日) 昨夜移動が夜だったためどんなところに宿泊したのか分かりにくかったのですが、一夜明け外から確認してみると、そこは登録有形文化財に指定され、旧米田楼という料理屋で、明治中頃、当時の城端(じょうはな)の賑わいを今に伝える『荒町庵』と呼ばれる建築物だった。日野市の新撰組同様に、過去の歴史を大切にまちづくりに生かす訳だが、歴史の厚さと地形の起伏、自然環境が圧倒的に違い、南砺市を6つのエリアに分けてその場所の特性をアピールしながら歴史と伝統、今の暮らしの交錯するさまを訪れる人々にアピールする形をとっている。 本日の目的は、データセンターを迎え入れる地域住民の意見集約と地元ローカル新聞の入手、小院瀬見集会場で行われている量子力学の説明会場での交流。 そして何より、午後からは9月議会の一般質問に予定する「オーガニック給食の必要性と実体について」元農水大臣で弁護士でもある山田正彦先生を南砺市にお迎えし講演会を聴講する。主催するのは講演会場を提供して下さる地元大福寺の太田住職です。地元の方々が本当に信頼しお慕いしている様子が端々の振舞から理解できます。お話を伺っても含蓄深く人生の何たるか❓哲学的な生きる目的というか考察を伺い学びに繋がります。山田先生の主張なさるオーガニック給食をすでに試みておられる方々の多岐にわたるお話を伺うこともでき、非常に参考になりました。 うつらうつら書いているうちに転寝をしてしまい気が付くと朝ですわ(笑)これから一番で名古屋に向かいます。多くの方々との出会いに大変学ぶところが多く、参考になりました。生産者の皆様、消費者のお母様方、そしてそれらを広めるためにご活躍の専門家の皆様、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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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朱德30岁的儿子朱琦还打着光棍,腿有残疾、为人木讷,谁见了都直摇头。贺龙一听拍了桌子:“不结也得结!”一张条子硬是把婚事定下。 主要信源:(央视网——儿媳赵力平眼中的朱德总司令) 贺龙叼着烟斗,往椅背上一靠,话说得斩钉截铁:“人家朱琦哪点不好?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结!” 说完抓过纸笔,刷刷几行字,一张“批准结婚”的条子就这样拍在了桌上。 赵力平站在一旁,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 屋子里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这门亲事,就这么定。 1946年春天,绥远丰镇的临时营房里摆了几张桌子,30来个战友挤在一起,算是婚礼现场。 新郎朱琦拄着拐杖,新娘赵力平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有鲜花,没有鞭炮,没有像样的喜宴。 只有贺龙那一声洪亮的“我贺龙做主”,和满屋子的笑声。 喝到高兴处,有人偷偷抹了把眼睛,谁都清楚,这个新郎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不容易。 朱琦这辈子,几乎没有平坦过,3岁没了亲娘,父亲朱德常年在外打仗,连面都见不着。 继母陈玉珍带着他东躲西藏,就这么熬着长到十几岁。 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稀里糊涂穿上了那边的军装,一穿就是好几年。 直到重庆谈判前后,有人发现队伍里有个叫朱琦的年轻人,眉眼和朱德有几分像。 消息一层层报上去,父子俩才在延安见了面。 那会儿朱琦20出头,站在父亲面前,看着那张陌生的脸上满是刀刻似的皱纹,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朱德也没多讲什么,只是握着他的手,老半天没松开,第二天,朱琦就递了申请,要去前线。 他是真不要命,冲锋在最前面,撤退垫后,战友们都说这小子有他爹那股狠劲。 短短几年,从普通战士拼到连长,战功章挂了好几块,身上的伤疤也添了一道又一道。 直到1943年秋天,炮弹在壕沟边炸开,把他整个人掀翻在土里。 等他醒过来,腿上的血已经浸透了半条裤子,军靴炸得不知飞到哪里去。 军医尽了力,保住了一条腿,但神经坏死,从此走路就一高一低。 那一年他27岁,从前线连长变成拄着拐散步的教官,在抗大教队列课。 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站在操场上喊“立正、稍息”,那画面怎么看都是心酸。 他心里憋屈,但从不挂在嘴上,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摆手推了,觉得自己这副样子,别拖累人家才好。 可继母康克清看不下去了,她打听到党校有个叫赵力平的姑娘,河北定县农村出来的,干活利索,模样周正。 朱琦自己其实也留意那姑娘有一阵子了,可就是不敢开口,人家好好一个姑娘,凭啥嫁个瘸子。 后来两个人调到同一个单位,天天见面,他看她忙前忙后,偶尔搭把手,不献殷勤,也不越界。 赵力平看他拄着拐还抢着干这干那,待谁都实诚,慢慢也就关注他。 只是两个人都脸皮薄,谁也不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康克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干脆去找贺龙。 贺龙那性子,听不得这些磨磨唧唧的事,直接把两人叫到跟前,一顿话说完,条子一写,章一盖,夫妻名分就这么定。 婚后第2年,战事吃紧,朱琦被调到华北前线。 家里的日子刚刚有了点热气,又散在硝烟尘土里。 胜利之后,他脱了军装,以为自己总算能歇口气,父亲朱德却给他指了一条谁也没想到的路,去铁路上当工人。 那会儿的蒸汽机车烧煤,司炉就是抡着铁锹往炉膛里添煤,一锹接一锹,煤灰扑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他腿脚不便,站着就疼,可从不吭声,咬着牙一趟一趟跟车。 同事们只知道来了个复员军人,腿有毛病,话不多,干活舍得下力气,谁也没把他往“朱德的儿子”上头想。 他就这样从司炉学到副司机,再从副司机考下司机本,整整磨了5年,才算真正握上了火车头的手柄。 后来他调去天津铁路局车辆段,一干就是20多年。 3个孩子相继出生,工资不高,日子紧巴,家里却总是热腾腾。 朱琦从不跟孩子提爷爷的事,也不许孩子在外头说。 有一回儿子在学校填家庭情况表,要写爷爷,他拦下来,让写“退休工人”。 四个字,平平常常,把一段显赫的身世轻轻盖了过去。 1974年6月,他正在家里跟来客说话,忽然捂住胸口,歪倒下去,送到医院,人已经去世。 心脏病,来得太急,一句话都没留下。 朱琦这一辈子,没有功勋卓著的战功,没有风光体面的职位,甚至没有一条好腿。 可在机务段那些老同事的记忆里,那个拄着拐杖、满身煤灰却从不肯偷懒的人,是让他们记了很多年的好司机。 他走完这一生,从战场的枪声到火车的汽笛,中间隔着延安的一纸婚书和石家庄5年烧煤的炉膛。 命运给他的不算厚道,可他也没低头。 那根拐杖撑着的,是他后半辈子的体面,一个普通人的、实打实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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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大手筆! 捐2.5億日圓援熊本】 台積電宣布,決定捐贈2.5億日圓,協助日本「令和8年熊本地震」災區的復原與重建,同時通過公司慈善基金會發起員工募款活動,希望能幫助災區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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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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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支联会颠覆政权案 邹幸彤等人遭判5至7年】 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被控犯下《香港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香港高等法院周五(9月11日)宣判刑期,邹幸彤判7年3个月、李卓人7年、何俊仁5年2个月。支联会另被判处罚款港币150万元。 检方指控3人在2020至2021年间,煽动参与旨在 "颠覆国家政权" 的行为,在《国安法》生效后以纪念 "六四" 为名主张 "结束一党专政",并持续发表针对国家的负面内容。 支联会全名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989年北京学运之际在香港成立,长年举办 "六四天安门" 事件纪念活动;2019年 "反送中" 运动后,香港政府隔年以COVID-19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举办相关活动。 2021年9月,官方起诉支联会3名领袖,支联会随后解散。 根据香港法律,触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者,依照情节严重程度处5至10年有期徒刑、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刑期最重的邹幸彤过去担任支联会副主席,在审判期间拒绝认罪。她在8月20日递交的陈情书表示,"如果这么做会令我成为永远的罪犯,如果法律真的容不下我们的信念,那我宁愿当一个罪犯,都不要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 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同样拒绝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均在2021年被拘捕,还押至今将近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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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Web3 都传颂着一套绝对去中心化和对抗主权的叙事,市场也颇为买账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叙事层次上的自嗨撞上主权国家的国家机器,轻则雁过拔毛,重则被锤出屎来 - 被黑灰产奉为圭臬的 Tornado Cash 2022 年遭美国财政部铁拳制裁,两名核心创始人面临 5 年监禁或更长的刑期 - 市值万年前五的 Ripple 20-24 年与 SEC 持续拉锯,最终被判处 1.25 亿美元巨额民事罚款,数亿法务成本和浪费掉的时间成本,让生态元气大伤 - TON 曾计划开启全球规模最大的 ICO,主网上线前夕遭到 SEC 紧急限制令强行叫停,最终创始人被迫放弃项目,向投资者退还 12 亿美元,并支付 1850 万美元罚金,宏大叙事彻底流产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技术可以去中心化,但团队不可能去中心化,项目也根本无法和国家机器对抗 因此抱国家大腿,和监管机构媾和,并不是退让反而是一种应当奉行的务实心态 在这方面,同为元老级项目的 IOTA 其实就做的非常不错 IOTA 它及早放弃了去中心化无政府主义的幻想,转而全力重塑为一套能够嵌入传统金融和政府治理的底层基础设施 - 中东合规桥头堡: 设立受严格监管的 IOTA 基金会,拿到阿联酋贸易科技基金 1 亿美元支持,专攻代币化贸易金融 - 国际组织共建: 联合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建 TWIN 全球贸易网络,让英国、东非的贸易数字化试点真正跑在链上,甚至让英国政府多名官员全职派驻长达 12 个月 - 非洲三国国家级合作: 官宣的 ADAPT 计划将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定为首批实施国,由非洲自贸区秘书处联合推动,经过了政治承诺、监管准备度等多维度严格筛选 值得一提的是,在 ADAPT 计划中选择这三个国家,并非随机拼盘,而是看中了它们在数字化转型上的互补性 - 尼日利亚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市场体量和极高的加密渗透率 - 摩洛哥则是非洲数字化程度最高、基础设施最成熟的标杆 - 肯尼亚作为移动支付鼻祖,全民对数字资产有着天然的接受度 体量、技术、渗透率的精细组合,配合各国政府明确的政治承诺,让 IOTA 得以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沙盒内,运行起跨境贸易清结算的合规飞轮 这三板斧下来,大大减少了被主权机构猛锤的可能性 提前在中东、欧洲和非洲卡好支付层与身份层的位置,可以说 IOTA 很早就预测到了全球监管会全面加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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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为什么卸任国家主席? 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接着刘少奇当选新一任国家主席,这事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 但如果把时间线一点点拨回去,看清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职位交接”,而是一场在党内、在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上,经过长时间酝酿、权衡和妥协的重大政治安排,背后牵着的是新中国权力结构的调整,和一代领导人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 先把事情说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卸任?朱德为什么“让位”?刘少奇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国家主席那个位置上的? 这事既不是谁临时起意,也不是简单的“谦让”,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那时候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担任的是这个职务,同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 直到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才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国家主席”。 从那一刻起,毛泽东多了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的身份,而朱德则成为国家副主席。 从资历、威望、群众基础来看,当时除了毛泽东,没人比他更适合做国家主席。这一点,无论党内党外,几乎没有异议。 问题不在于“他适不适合”,而在于:他自己要不要继续干。 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干到不想干,是后来的事,其实非常早——1955年前后,他就开始公开表达“不想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了。 第一次说的时候,身边不少人都觉得是“谦虚”“客气话”,没有太当真。 真正引起高层重视,是1957年。 那时候什么背景? 国内刚经历完“合作化”“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大框架稳定下来了,但经济建设经验严重不足,国际上冷战加剧,对抗很尖锐。 可以说,全国上下都还在摸索中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第二次较为严肃地提出:以后不要再由他担任国家主席。 他的理由,其实一点都不玄乎,很朴素,就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特点——外事活动太多,要见各种外国元首、代表团,要出席各种礼仪和外交场合。 对他来说,这是负担,不是兴趣。 他本人更愿意、也更擅长的是抓党的路线、方针、思想理论这块,而不是频繁出现在外事礼宾场合。 说白了,他想把这部分从自己身上卸下去。 1957年,他在党内再次提起这件事,并把原因讲得比较透后,周恩来、朱德等一批对他非常了解的领导,态度就逐渐转为“理解并支持”。 他们不是不明白风险,而是知道,毛泽东真正看重的是“党和路线”,而不是那个国家主席的头衔本身。 到了1957年4月30日,五一节前夕的一场大会上,毛泽东当着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面,又公开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想法。 这一下,不光党内,民主人士那边都炸了锅。 很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对毛泽东是发自内心地信任。 他们经历过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也见过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对比解放后几年国家在秩序和民生上的变化,对毛的评价是——这是个真心要把国家带出泥潭的人。 于是,当他们听说毛要卸任国家主席,第一反应是:这对国家是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当时有名的两封信,就是陈叔通、黄炎培写给周恩来、刘少奇的。 他们的担忧说得很直接:现在国内刚刚稳定下来,国际阵营对立也非常激烈,需要一个在“集体领导中非常突出的权威”坐镇,最好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内不要更换最高领导人。 潜台词其实就是:毛泽东如果不再当国家主席,会不会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定海神针”?也会不会导致内部产生不必要的摇摆? 毛泽东看完信,没有当场回。 他先让邓小平转给政治局,走完党内讨论程序后,才把批复转给陈叔通、黄炎培。 批复内容很清楚:不连任国家主席,他有两个理由: 一是,四年一届,他觉得这个“周期太长”,不想被这个职务“绑定”太久。 二是,“个人威信”这件事情,不是靠职位和任期长短堆出来的。 即使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影响力,短期内也不会因为“职务变化”而削弱。 这是他当时相当自信的一点。 民主人士的担忧主要是从“形式”和“国际感受”出发,而毛更多是从“实际工作重心”和“党内权力结构”来考虑。 两边不完全对路,但都不是情绪化。 1958年底,事情终于走到了一个“必须拍板”的节点。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在党内外基本达成共识,正式通过。 接下来,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桌面上: 下一个国家主席是谁? 要知道,在当时的党内高层,符合“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有好几位——资历、威望、能力都不差。 呼声最高、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朱德。 还有一部分干部比较看好刘少奇,希望他能进入考虑范围。 先说朱德。 这个名字在近代中国史上,几乎等同于“人民军队”的代名词。 “朱毛”这个说法来源已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就是那对最重要的搭档。 朱德出身滇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军事才能和政治态度都是过硬的。 从早期游击战争,到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作为总司令和“军中定盘星”的地位,没人敢轻视。 他是开国元帅之首,这不是虚名,是几十年战火换来的。 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有谁能顺理成章接替毛泽东做国家主席,那一定就是朱德。 中央后来草拟第二届全国人大的人事方案时,最初打算就是:国家主席由朱德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刘少奇担任。 这个安排,从资历、威望、党内平衡各个角度来看,都很“顺手”。 当时毛泽东也特别明确讲过一件事:他不会因为个人好恶和想法,去左右下一任国家主席的人选,这个完全交由二届人大按照程序来决定。 这话不是客套,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我可以不当,但谁接班,要按制度办。” 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本来应该是:朱德接国家主席,刘少奇去做人大委员长。 这个局面,按现在话说叫“看上去一切都很合理”。 结果,就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朱德自己的态度。 当中央内部公布拟定的人选名单后,朱德拿到名单,看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思考。 过了不久,他提笔给时任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内容,成了整个权力安排转向的关键。 信里,朱德说得很直接: 一,他本人不打算参加国家主席的选举; 二,他认真推荐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人选。 他在信里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有分量的——从革命年代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党内、在国家政务方面都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能力、作风、政治立场都经得起检验,完全可以胜任国家主席。 他还强调了一点:自己一贯服从组织安排,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个人打算,更不存在什么“顾虑”。 那为什么朱德自己不想当? 这里有几层原因,他平时也有在不同场合讲过: 第一,他觉得自己“过了那个年纪”。 1959年,朱德已经七十多岁,身体状况和精力水平,自己最清楚。 国家主席不是挂名,而是要承担大量繁琐又重要的事务——接待外宾、出访、主持大型活动、兼顾军队和其他领域的统筹。 朱德觉得,自己这个岁数,要长期承担这么多外事活动和代表性工作,很难做到游刃有余,可能不如中生代的领导人更合适。 第二,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长短板。 他的强项是军队、军事指挥和部队建设,对宏观经济、复杂外交、国家整体政务这些领域,他不否认能参与,但不认为自己是最擅长的那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从早年就在工人运动、地方党组织建设、隐蔽战线、政务管理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建国后又一直主持或协助处理大量国家层面的具体工作,对“国家机器怎么运转”非常熟悉。 第三,一点看似细节、其实很中国式的考虑:他比毛泽东大七岁。 他曾私下对人讲过——从情理上说,自己要去接毛泽东刚卸下的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总是有点“辈分上不太顺”的感觉。 他尊重毛的核心地位,也不愿在外界形成“朱接毛班”的这样一种容易引发联想的印象。 对他这种一辈子打仗、习惯在集体里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 还有一点更“生活化”的细节,也能看出他为什么对刘少奇放心。 1949年夏天,两人在中南海成了“邻居”,因为那时条件有限,大家没什么单独厨房,都在会场食堂吃饭。 朱德发现,刘少奇经常因为处理政务,错过正常吃饭点,很多时候一天只有晚上那顿饭是能见到人的。 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让朱德很直观地看到:刘少奇是那种真心肯往里“熬时间”“下苦功”的领导,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那种类型。 从朱德的视角看,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交给刘少奇,他是放心的。 自己则退一步,更集中精力继续抓好军队、人大工作,这样整个领导层在分工上也更合理。 朱德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上后,中央高层开始了比较严肃的一轮讨论。 大家不是简单“顺水推舟”,而是从整体布局来权衡: 毛泽东已经决定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但仍然是党的最高领袖,如果国家主席再由朱德出任,那在外界看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军人国家主席”的印象; 而让刘少奇出任,则意味着国家政务系统的“管家角色”名正言顺,军队那块继续由朱德坐镇,两条线清晰分工。 最终,中央认为朱德“让贤并举荐刘少奇”的建议,是有很高“可操作性”的方案,于是决定由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正式候选人,提请全国人大选举。 1959年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正式向与会同志说明这一安排。 此后,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也公开讲了一段话,点出了一个敏感现实: 朱德和刘少奇这两位,在党内都是很有威望的干部,无论选谁当国家主席,外界和内部都难免会有人拿他们相互比较、议论。 换句话说,他很清楚这次人事安排不会“零争议”,但这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从实际工作来说,刘少奇其实早就半只脚站在“国家元首的职责”里了。 新中国成立后,只要毛泽东外出视察、离开北京,很多国家事务,尤其需要有人来具体抓落实、管日常运行的部分,基本都是刘少奇在主持。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事非常规整,一件事一件事盯到位,不搞虚头巴脑的形式。 很多参加过当时工作的人后来回忆,刘少奇“经手的事情,基本不出纰漏”。 这也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干部心里认同:让他担任国家主席,是比较稳妥的方案。 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毛泽东作了卸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这也算是对自己前几年的多次表态,做了一个公开的“最终确认”。 随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宣布:经选举,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当场的反应,跟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喜形于色”很不一样。 他一再表示自己“惶恐”,觉得这是党和人民极大的信任,压力比荣誉大得多,也曾当面提出过想推辞。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组织原则下,他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接下了国家主席的职责。 外界看到的,是当天晚上全国的喜庆气氛——街上张灯结彩,单位里、居民区自发庆祝,敲锣打鼓,到处是“国家选出了新主席”的热烈场面。 刘少奇家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向他道喜。 但据当时身边人的回忆,那天刘少奇脸上没什么笑,他只是简单点头,然后像平时一样走回办公室,继续处理公文。 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里: 国民经济在“大跃进”和各种冲动指标的影响下已经严重失衡,农村的实际情况远比统计数字难看得多,很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和百姓生活状况,都在恶化。 作为刚刚“接班”的国家主席,他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不是一张白纸。 当上国家主席之后,刘少奇没有急着推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而是先从最现实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入手,尤其是农村。 他去地方调研,不是只听汇报、看材料,而是走到农户家里,看粮食、看锅灶。 有一次,他为了弄清楚孩子们到底吃没吃饱,甚至亲手扒开小孩的粪便看里面有没有粮食残渣,这件事后来被不少亲历者讲起过。 这个细节听起来很“冲”,但正好说明,当时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真实情况被层层粉饰,要知道真相,只能自己用最直接的办法去看。 回到北京之后,刘少奇参与推动了一些调整政策,尽量把经济从极度偏离的状态往回拉。 这些努力后来被证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限于当时大环境和各种力量博弈,他能做的也不是无限的,很多问题不可能通过几道批示就立刻解决。 在外交方面,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那几年,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明显“动”起来了。 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与这些国家领导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互动。 这对当时还相当孤立、被西方强烈围堵的新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拓展了外交空间,也让世界更多国家开始在现实层面接受、承认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说一句: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并不等于他淡出权力核心。 为了回应民主人士和群众对他“继续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期待,党组织后来在宪法中加了“国家名誉主席”的规定。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国家名誉主席,继续抓党的路线、思想理论和方针,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思考、主持党内重大会议上。 这种安排,一方面满足了“毛继续在”的政治预期,另一方面也确实给了他更多精力去关注他最在乎的那些“方向性”的东西。 朱德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继续在军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格局大致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工: 毛泽东把住党的大方向和战略,刘少奇抓国家具体运行和政务,朱德镇住军队和人大系统,周恩来继续总理政府日常工作。 这套搭配,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集体安排,不是几个人临时说说就定的。 站在今天回头看,1959年的这场“主席更替”,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影响: 第一,它标志着新中国最高层权力结构从“党政合一集中于毛泽东”开始尝试往“党政有所分工”调整。 毛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留在党的最高位置上,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角色从“对内对外都在台前”的那个形象,慢慢向“幕后定向”的那个位置移动。 刘少奇上来,更多承担的是具体治理、修复经济、稳定秩序的任务。 第二,它是在国际压力与国内困难并存的背景下,通过相对有序的程序完成的一次最高层权力交接。 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多见。 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展示出了一种“按宪法程序更换国家元首”的治理能力,这对外界认识中国政治,也产生了影响。 第三,对刘少奇个人来说,这次当选国家主席,是他一生政治轨迹中的高点,也是后来一系列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起点。 很多后来发生的复杂斗争,并不是这次交接本身就埋好了“阴谋伏笔”,而是在后来的路线之争、形势变化中逐渐激化的。 但无论怎么评价,1959年他接任国家主席,确实承担起了那几年里中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责任。 如果只用一句话把这件事的逻辑串起来,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主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是为了把精力转回到他认为更根本的“党和路线”上;朱德看清自己年龄和特长,选择让位,把更适合干政务的刘少奇推到前台;刘少奇在极其艰难的经济和外交环境中,接下了国家主席这个重担,尽力把一系列偏离拉回到相对可控的轨道。 整个过程,没有什么传奇戏剧性的桥段,更多的是一代领导人对自己、对国家处境的冷静判断和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这场“主席更替风波”,才值得我们今天反复回头看——它不是简单的职务更改,而是一套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重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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