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常榮幸的能在#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 再次以 #假裝不了# 獲得了年度20大金曲！ 真的很感謝所有地區電台和媒體，還有歌迷給予這首歌的支持！ 感謝 @t2tattong 和小寒老師為這首歌做出的貢獻。感謝我所有在 @modee…

到手！再次謝謝各位～我會繼續努力加油的。 · #年度二十大金曲# #假裝不了# · #gcma# #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IG# : #t4#

🔥X爆款！中國人高調挺台反共 1.5萬讚洗版 兩岸網友炸鍋 搜尋過去24小時，X上最熱點的一則中國內容，來自用戶@MinMin89485072的貼文。這則簡單卻震撼的表態迅速衝上熱門，獲得1.5萬多讚、1100多次轉發、2900多則回覆，觀看數超過50萬，成為華語圈最火討論。 引用內容：「我是中國人，我支持台灣🇹🇼，我反對習近平，我反對中國共產黨。」（附圖片展示台灣國旗與相關符號） 這則貼文引發各方信息與觀點激烈碰撞。支持者紛紛留言「勇敢！」「同感！」「海外華人終於敢說真話」，認為這反映了許多對中共威權不滿的情緒，強調台灣民主自由的吸引力，以及X平台言論開放的重要性。有人分享自身經歷，指出在大陸網絡環境下類似聲音被壓制，轉向X後才敢公開。 反對者則痛批「漢奸」「賣國賊」「分裂國家」，主張中國人應維護統一大業，認為此類表態受西方勢力操弄，損害民族利益。 還有中立網友從歷史角度分析，提及兩岸分治70多年、現實地緣政治、美中競爭下台灣的戰略價值，討論經濟依存與政治分歧的矛盾。 部分觀點聚焦人權議題，讚揚X作為自由平台放大多元聲音；另一些則擔憂極端化，呼籲理性對話避免仇恨。整體來看，這則內容凸顯海外華語圈對身份認同、民主與威權的深度分裂，與近期兩岸緊張氛圍高度相關。 《網言網事》老編的看法 這則貼文看似簡單一句話，卻像一面鏡子，照出當代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複雜與撕裂。在全球化與資訊爆炸的時代，「我是中國人」不再是單一標籤，而是承載歷史、文化、政治多重張力。@MinMin89485072的表態勇敢，但也反映了部分海外華人對中共治理模式的不信任與對台灣民主模式的認同。 老編認為，這類聲音在X上爆紅，正是因為平台強調言論自由，與大陸嚴格審查形成鮮明對比。真理追求者不會迴避事實：台灣擁有獨立民主選舉、言論自由與多元社會，而大陸則在經濟崛起同時，面臨人權與透明度挑戰。當然，反對者也有理由，民族統一是許多中國人的情感底線，歷史淵源不可抹殺。但用「賣國」帽子扣人，只會加深對立，無助解決問題。 作為人文主義者，老編主張以事實與對話為本：尊重個體選擇，不將群體標籤化；理解兩岸民眾都渴望和平繁榮，而非衝突。AI與社媒時代，資訊流通更快，卻也易助長極端。希望更多人超越情緒，基於人性共通點思考未來。自由表達是進步起點，但理性與包容才是長久之道。這則熱帖提醒我們，華人世界多元聲音值得聆聽，而非壓制。 網友們，你怎麼看這位中國人的公開表態？如果是你，敢不敢在X上這樣發聲支持或反對？

北美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師父生日快樂 5月13日是世界法輪大法日，也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華誕。今年的「五一三」恰逢法輪大法傳世34周年，北美地區法輪功學員同慶佳節，紛紛表達對師父的感恩與思念，向各界分享真善忍帶來的美好與喜悅。 法輪大法（也稱法輪功）自1992年5月13日從中國長春傳出後，至今已廣傳全球六大洲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逾萬個褒獎、支持議案和信函。真、善、忍的修煉原則使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民眾身心獲益，道德昇華。 自2000年起，法輪功學員將5月13日定為「世界法輪大法日」，迄今已是第二十七屆「世界法輪大法日」。法輪功主要著作《轉法輪》等已被翻譯成五十種語言，在全世界發行和傳播。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2026年普利策 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内部文件显示：硅谷技术助长了中国残酷的大规模拘押与监控体系》 执法记录仪挂在输液架顶端，记录着杨国良躺在病床上的每一次轻微抽动。他在遭警方用砖块殴打后，满身是血、瘫痪在床。 到那时，对中国农村的杨家来说，监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被困在一套以美国技术为基础的复杂网络中，这套系统不仅监视他们，还试图预测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们的火车票、酒店预订、消费记录、短信和电话都会被转交给政府。他们家周围布满十多个摄像头。过去几年里，他们试图前往北京约20次，但常常还没出发，就有蒙面男子出现并将他们带走。去年，杨的妻子和小女儿被拘押，如今面临审判，罪名是“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最高可判十年监禁。 但杨家人说，他们并不是罪犯。他们只是农民，试图请求北京阻止地方官员夺走他们在江苏东部的1.5英亩土地。 “我在自己家里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杨国良坐在黑色窗帘后说。那些窗帘是为了挡住警灯直射他家的强光。“他们的监控让我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感到不安全。” 在中国各地，数以万计像杨家这样被标记为“麻烦人物”的人，被困在一座数字牢笼中。他们被禁止离开所在省份，有时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家。而这套全球最大的数字监控系统中，大部分技术来自一个长期宣称支持全球自由的国家：美国。 美联社调查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设了中国的监控国家体系，其在助长人权侵犯方面的作用，比外界此前所知更深。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曾反复警告这些工具正被用于压制异议、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族群，但这些企业仍向中国警方、政府和监控公司出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 尤其关键的是，美国监控技术使中国在西部新疆地区开展残酷的大规模拘押行动成为可能。该系统几乎针对、追踪并评估整个维吾尔本地人口，目的在于强制同化和压制他们。 美国公司将“预测性警务”带入中国。这类技术会吸收和分析数据，试图在犯罪、抗议或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加以预防。 系统会挖掘大量信息，包括短信、电话、支付、航班、视频、DNA采样、邮件投递、互联网记录，甚至水电使用情况，以找出被认定为可疑的人，并预测其行为。但这也使中国警方能够威胁亲友，并在所谓犯罪尚未发生之前就提前拘押相关人员。 例如，美联社发现，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曾与IBM合作，为北京设计名为“金盾工程”的主要警务系统，用于审查互联网，并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宗教团体，甚至被视为“麻烦”的村民。相关依据来自一名举报人带出中国的数千页机密政府蓝图，经美联社核实后首次公开。IBM及其他作出回应的公司均表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遵守适用于中国业务的所有法律、制裁和美国出口管制。 在中国各地，监控系统追踪被列入黑名单的“重点人员”，限制并监控他们的行动。 在新疆，管理人员会将人划分为高、中、低风险等级，常常采用100分制评分，蓄胡须、年龄在15至55岁之间，甚至仅仅因为是维吾尔人，都会被扣分。 一些科技公司甚至在营销中直接涉及种族。 2019年，戴尔与一家中国监控公司曾在戴尔官方微信账号上推广一款“军用级”AI笔记本电脑，称其具备“全种族识别”能力。而在今年8月美联社联系之前，生物科技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的网站仍在向中国警方推销DNA试剂盒，称其“专为”中国人群设计，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 2019年以后，随着新疆暴行引发国际愤怒和制裁，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的速度明显放缓。但这些技术已经为中国监控体系奠定基础，随后中国企业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在某些情况下实现替代。直到今天，人们仍担心出售给中国的技术最终会流向何处。 例如，20名前美国官员和国家安全专家在7月底写信批评英伟达向中国出售用于人工智能的H20芯片的交易，其中15%的收入将交给美国政府。他们表示，无论芯片卖给谁，最终都会落入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手中。 英伟达表示，公司不制造监控系统或软件，不与中国警方合作，也没有为警务监控设计H20芯片。英伟达曾于2022年在其微信账号上称，中国监控企业银河水滴和GEOAI使用其芯片训练AI巡逻无人机和步态识别系统，但英伟达告诉美联社，这些合作关系已不再继续。白宫和商务部未回应置评请求。 根据网上帖子，赛默飞世尔和硬盘制造商希捷今年仍在会议和展会上向中国警方推广产品。北京街头的警员使用摩托罗拉对讲机。采购文件显示，英伟达和英特尔芯片仍是中国警务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而维护既有IBM、戴尔、惠普、思科、甲骨文和微软软件及设备的合同仍普遍存在，且常通过第三方执行。 十多年前从中国开始的这一切，如今也可被视为其他国家的警示，因为全球范围内监控技术的使用正在急剧上升，包括美国本土。在特朗普政府的鼓励下，美国科技公司比以往更强大，而总统特朗普也撤销了拜登时代一项旨在防止新监控技术侵害公民权利的行政命令。 随着这类技术能力与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它们的覆盖范围也在扩大。如今，监控技术包括用于在美国追踪和拘押移民的AI系统，也包括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识别击杀目标的系统。与此同时，中国利用从美国学到的东西，把自己变成监控超级大国，并将相关技术出售给伊朗、俄罗斯等国家。 美联社此次调查基于一家中国监控公司的数万封泄露邮件和数据库、数万页公司和政府机密文件、公开中文营销材料以及数千份采购文件，其中许多由非营利机构亚洲协会旗下数字杂志ChinaFile提供。 美联社还参考了数十份公开档案申请，并采访了100多名现任和前任中美工程师、高管、专家、官员、管理人员和警察。 尽管这些公司常声称自己不应为产品用途负责，但IBM、戴尔、思科和希捷的营销材料显示，有些企业曾直接将其技术包装为帮助中国警方控制公民的工具。 它们在公开和私下销售话术中引用了中共用于镇压抗议的常用语，如“维稳”“重点人员”和“异常聚集”，并点名提到用于压制异议的项目，如“网警”“雪亮工程”和“金盾工程”。 其他公司，如英特尔、英伟达、甲骨文、赛默飞世尔、摩托罗拉、亚马逊云服务、微软、西部数据、ArcGIS地图软件制造商Esri，以及当时的惠普，也曾明知对象为中国警方或监控公司而出售技术或服务。四名执业律师表示，美联社揭示的这些销售，至少可能违背当时美国出口法的精神，即便不一定违反字面条文；相关公司均否认这一点。 “所有东西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研究中国警方使用美国技术的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Valentin Weber说。“中国当时的能力几乎为零。” IBM、戴尔、思科、英特尔、赛默飞世尔和亚马逊云服务均表示遵守出口管制政策。希捷和西部数据表示遵守其运营所在地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甲骨文、慧与科技，以及2023年收购VMWare和云公司Pivotal的科技集团博通，未作正式评论；惠普、摩托罗拉和华迪未回应；Esri否认参与，但未回应具体案例。微软告诉美联社，在“金盾工程”升级过程中，没有发现其“明知向军方或警方出售技术”的证据。 一些美国公司后来因人权担忧和制裁终止了在中国的合同。例如IBM表示，自2015年以来已禁止向西藏和新疆警方销售产品，并于2019年暂停与国防承包商华迪的业务关系。 但制裁专家指出，相关法律存在重大漏洞，而且常常滞后于新技术发展。例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军警装备出口禁令，并未充分涵盖后来出现的新技术或可用于警务的一般用途产品。 他们还指出，出口管制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堪萨斯大学国际贸易法专家Raj Bhala表示，美联社描述的问题属于“我们会放进考试题里的灰色地带”。 “这会引发对可能不一致、可能违规的担忧，”Bhala说。他强调自己是在泛泛而谈，并非针对任何具体公司。“但我非常强调‘可能’。我们需要知道更多事实。” 尽管德国、日本和韩国企业也发挥了作用，但美国科技公司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供应方。 新疆政府在声明中称，其使用监控技术是为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及犯罪活动”，尊重公民隐私和合法权利，并不针对任何特定民族。声明还称西方国家也使用类似技术，并称美国是“真正的监控国家”。中国公安部门以及杨家所在省份的相关机关等其他政府机构未回应置评请求。 这些技术至今仍在支撑控制杨家和其他普通人的警务数据库。根据中国政府统计数据估算，过去十年中至少有5.5万至11万人被置于居住监视之下，还有大量人员在新疆和西藏被限制旅行。 分析人士称，中国城市、道路和乡村布设的摄像头数量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摄像头。 “因为这些技术……我们完全没有自由，”杨国良的大女儿杨彩英说。她如今流亡日本。“现在承受后果的是我们中国人，但迟早，美国人和其他人也会失去自由。” 1976年，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力中走出，当时四分之三的中国人都是农民，杨家也是如此。他们住在长江三角洲湿润葱郁的田野间，一座由瓦片和夯土建成的三间房子里。 毛泽东去世后，北京新领导人开始向世界开放中国，惠普、IBM等美国科技公司迅速进入。但政府能够接受的改变仍有严格边界。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震动北京，当局派出坦克和军队向学生开枪。 不久后，北京开始规划“金盾工程”，目标是将中国警务系统数字化。 2001年，“9·11”基地组织袭击极大推动了对监控技术的兴趣。一名研究人员声称，如果当局能通过数据库中的公开信息挖掘劫机者之间的联系，就可能阻止袭击发生。 美国公司从中获利，向美国政府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监控技术，声称这些技术能够预防犯罪和恐怖袭击。 它们也在中国看到了同样的销售机会。研究人员警告说，这类监控技术落入威权国家手中将成为“镇压工具”。然而，IBM、思科、甲骨文和其他美国公司仍拿下了向北京“金盾工程”供货的订单。 “中国以前没有这种东西，”一名前新疆中国警官王某说。他因担心遭报复，只愿透露姓氏。“这些概念全都来自西方。” 很快，中国警方封锁敏感新闻，以令人不安的精准度锁定异议人士。 今年2月一次人权会议上，时任思科律师Katie Shay表示，企业有责任了解客户可能如何将其技术滥用于“监控和审查”。 “很多人遭受了本国政府的伤害，我想承认这种痛苦，”已于6月离开思科的Shay说。“但我也要说，思科否认有关其参与的指控。” 思科告诉美联社，公司致力于人权，但法院中的相关指控可能“打开洪水闸门，使美国企业仅因合法出口现成商品和服务而遭起诉”。 当思科被国会传唤时，IBM正与一家中国国防承包商合作，参与中国“金盾工程”二期建设。 美联社获得的机密政府蓝图显示，2009年，IBM与华迪合作建设预测性警务系统。华迪是中国最大导弹军工承包商旗下的国有子公司，从中国国防部体系中分拆出来。 华迪蓝图写道：“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该蓝图显示，数据库将在线追踪数十万人。 回应美联社提问时，IBM将其可能曾与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的任何关系称为“陈旧过时的互动”。 IBM称，如果旧系统如今被滥用，而IBM并不知道它们被滥用，这种滥用完全超出IBM控制范围，也并非IBM几十年前所能预见，更不能反映今天的IBM。 回到2009年，北京迫切需要这类技术来压制网上集结的批评者，其中就包括杨家。 同年4月，地方当局命令杨家和村里300多户人家离开土地。开发商看中了他们位于湖边的优质地块，计划建设“西式”公寓和别墅，配套喷泉、足球场和购物中心。 杨家当时并不知道警方正在安装能够锁定他们这样的家庭的系统。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收了，补偿只是一套五层步梯楼里的房子，对年迈的母亲来说楼梯太多，根本难以上下。 杨家和中国各地许多农民一样开始申诉。 “我发现政府拿走我们土地的方式是违法的，”杨彩英说。“他们骗了我们。” 2009年7月，也就是杨家土地被征收三个月后，中国另一端的新疆爆发骚乱。一名维吾尔人在玩具厂被私刑杀害的血腥图片在网上传播，愤怒的维吾尔人走上街头，数百人死亡。 美国公司再次将自己的技术包装成解决方案。 政府派出军队，切断新疆电话和互联网连接。三名当时为新疆政府工作的工程师告诉美联社，在秘密会议中，官员们得出结论：警方未能发现危险信号，是因为他们无法识别被视为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维吾尔人。 工程师称，当时新疆警方和数据系统已经运行在IBM、思科、甲骨文和微软等美国技术之上，美联社通过审查政府合同核实了这一点。但这些数据库彼此没有连接。 于是，新疆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来自所有可用来源的数据，包括银行、铁路和电话公司，融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工程师说，官员要求提供所有可疑人员及其三代以内亲属的完整信息。他们描述了自己参与过的具体会议。三人中两人因担心在中国的家人而要求匿名，第三人Nureli Abliz如今在德国。 很快，利润丰厚的合同开始招标。IBM也在争取其中的机会。 IBM向中国官员承诺：“在问题发生之前预防问题。”在2009年8月的一份宣传册中，IBM引用新疆骚乱案例，称其技术可以帮助政府“确保城市安全与稳定”。 IBM高管奔赴中国各地，游说中国官员。2009年12月，他们在北京设立了新的“IBM电子政务创新研究院”。2011年，IBM收购了i2，一款旨在预防“恐怖威胁”的软件。公司宣传i2分析中国社交媒体的能力，并授权一家名为蓝灯软件的上海公司将其出售给中国警方，公司记录显示。 一名举报人提供给美联社的泄露账本显示，中国警方从IBM、思科、甲骨文和微软等公司购买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产品，用于升级“金盾工程”警务系统。 在中国国家机器与批评者的对抗中，美国技术使力量天平发生倾斜。 2011年，小偷洗劫了杨家，寻找他们的房产证，但没有找到。 两年后，几名剃光头、身上有纹身、戴金链子的男子砸开他们家门，打碎窗户，掀翻家具，试图逼他们搬走。杨的母亲吓得瘫倒在地。医生诊断她心脏病发作，但杨家没有钱给她装起搏器。 愤怒之下，杨家起诉了当地警方。2015年6月，法官裁定他们的土地被非法征收。杨家为此庆祝。 但判决仅数周后，中国警方通过“金盾工程”技术识别人权律师，在全国范围内给数百人戴上手铐，将他们推进警车。 一名律师后来回忆，警方在抓捕他之前，就已经监控了他在微信上关于人权的消息；他被抓后被铐在椅子上遭受酷刑。 一夜之间，中国刚刚萌芽的维权运动遭到致命打击，杨家的案件也随之瓦解。杨家被叫去，被冷冷告知原判决被推翻，诉讼未经审判即被驳回。 “我们真的太相信法律了，你知道吗？”杨国良握紧拳头说。“结果它一文不值。” 与此同时，北京正在把新疆改造成地球上监控最严密的地方，将约100万人送进营地和监狱。 2014年，习近平访问新疆数小时后，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随后习近平要求严厉镇压。 “他非常愤怒，”曾为新疆政府工作的工程师Abliz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维吾尔人的监控还不够严密。” 第二年，2015年4月，Abliz参加了新疆一场闭门展会。前IBM合作伙伴蓝灯软件的展台吸引了他的注意。 蓝灯软件多年作为IBM i2警务监控分析软件在新疆警方的经销商，后来开始自立门户，推广类似i2的软件，声称可以在极端分子惹事前将其拘押。这种相似并非巧合。根据泄露邮件和记录，蓝灯软件的软件复制自i2。 一名蓝灯软件项目经理在邮件中写道：“该平台基于i2开发。” 它使用了i2开发的专有数据可视化系统。该软件支撑了所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并有权触发逮捕。 Abliz整个人僵住了。 “我当时觉得，这是人性的终结，”他说。 蓝灯软件未回应多次置评请求。IBM表示，已于2014年切断与蓝灯软件的关系，并不知道蓝灯软件与新疆公安局之间有任何互动。 2015年秋天，也就是新疆展会数月后，邮件显示，蓝灯软件与新疆警方签订合同。工作人员安装了数百万个摄像头，并连接了7000多个警务站，这些警务站常常相隔只有数百米。近10万名警员被招募来敲门，收集姓名、地址、指纹和面部扫描数据。 工程师告诉美联社，尽管中国硬件更受青睐，但外国软件因性能以及与中国基于美国技术构建的系统兼容，仍不可替代。这包括甲骨文和微软的服务器与数据库软件，以及VMWare的云软件。戴尔于2016年收购了VMWare。 2016年底，镇压开始。内部文件、一份泄露的蓝灯软件副本，以及对16名前新疆警察、官员和工程师的采访，揭示了该系统如何运作。 蓝灯软件将输入中央警务数据库的数据整合起来，为新疆大范围人口建立档案，并打上“去朝觐”“出国留学”等标签。管理人员随后进行问询，计算风险分数，并决定拘押对象。 泄露消息显示，数十万人被标记为“不可信”。泄露文件显示，2017年仅一周内，IJOP就将24412人标记为“可疑”，其中多数人随后被拘押。 “他们认为抓走数千名无辜者，也比放走一个罪犯要好，”Abliz说。 这项技术粗糙且有缺陷。蓝灯软件的邮件显示，工程师曾紧急修复一个软件漏洞，以释放数百名被错误归为高风险的人。一名前新疆警官核查身份证时也发现，监控摄像头经常误认人员。 然而，警员被告知“电脑不会说谎”，IJOP列出的目标“绝对正确”，Abliz说。软件的命令常常被恐惧、无条件地执行。 “科技公司告诉政府，他们的软件是完美的，”Abliz说。“这全是神话。” 全方位监控迫使人们完全服从：警员逮捕同事，邻居互相举报。 2017年5月，现居荷兰的教师Kalbinur Sidik被召到乌鲁木齐一栋黄色砖墙公寓楼里的区政府办公室。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维吾尔女性起身介绍自己是当地官员。她告诉Sidik，她被任命为所在楼栋的负责人，负责收集邻居信息。 “这些数据会用来做什么？”Sidik问。 那名女子看向电脑，屏幕上运行着蓝灯软件，列着姓名和标签：“夜间外出”“海外电话”“无业”。其中一个按钮格外醒目：“推送警报”。 女子点击按钮，屏幕上出现一串姓名。她解释说，这些人将因涉嫌与恐怖主义有关而被拘押和审讯。Sidik瞪大了眼睛。 “我恨她做的事，”Sidik说。“我知道那些人会消失。” Sidik和另外五名前警员及管理人员说，新疆官员下达了逮捕指标。Sidik惊恐地看着她所在小区每周强制升旗仪式的参与人数，从400人减少到100多人，因为居民不断被逮捕。 在区政府办公室里，她看到屏幕上不断出现这些标识：甲骨文、微软、英特尔。美联社发现，在镇压期间，三家公司的产品都被用于新疆警务和数据系统，同时出现的还有Esri、希捷、西部数据、英伟达、赛默飞世尔以及当时属于戴尔的VMWare。戴尔曾在其网站上宣传与新疆当局合作。 Sidik问当地官员这些东西从哪里来。 “我们花了很多钱进口外国技术，”她回忆对方这样告诉她。 被数字天网捕获的人之一，是新疆一所军医院的哈萨克族药剂师Parida Qabylqai。 2018年2月，Qabylqai因去哈萨克斯坦看望父母而被IJOP标记。起初，她的上司以为这是错误。 “你是个好人，不应该被列进去，”她回忆他说。然后他查了IJOP，看到了她的名字。 “这真的很严重！你会被送进营地的，”他震惊地脱口而出。 一名警官把一份认罪书塞到她手里。 “我做错了什么？”Qabylqai问。 “签字！”警官吼道。 Qabylqai被铐住、蒙头，迅速送往营地。在那里，摄像头日夜监视她，甚至在厕所里窥视她赤裸的身体。守卫通过扬声器吼叫，命令她不准说话，甚至不准动。 “他们对我们做的事，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说。“但他们说我的名字被IJOP列出来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解释。” 就连执行这个系统的人也未能幸免。 2018年，新疆公务员刘玉良被命令前往村里一名年轻警察的家。他和几十个人沉默站着，看着这名警察抱住哭泣的怀孕妻子。 这名警察曾把许多人送进营地。后来，他自己也被标记为拘押对象。 刘因恐惧不敢反抗，只能参与逮捕，就像那名年轻警察过去做过的那样。 蓝灯软件会在被标记人员做出任何被系统认定为可疑的行为时提醒警方，例如夜间外出或反复登录互联网。刘被派去敲门，询问那些“眼中充满恐惧”的居民。 在警方横扫新疆期间，邮件显示，蓝灯软件从后来被博通收购的云公司Pivotal购买软件。邮件还显示，2018年，蓝灯软件在亚马逊云服务和微软Azure上注册账户，希望向警方客户扩展云服务。 亚马逊云服务表示，蓝灯软件“在短时间内使用了非常有限的云服务”，且并非用于新疆镇压相关软件。微软表示，蓝灯软件通过一个已于2021年停用的自助服务门户使用Azure服务，其任何数据均已删除。 新疆政府告诉美联社：“绝不存在所谓‘大规模侵犯人权’。” 刘最终辞职回到中国东部老家，试图忘记自己所见所为。但他不安地注意到，家附近也开始安装新的摄像头和检查站。 四天后，国保打电话传唤他问话。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跟着他回到了家乡。 “新疆模式正在被复制到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刘说。 2024年，刘离开中国，尽管机场一名工作人员警告他说，无论他去哪里，都会被监视。 “这项技术本身没有情感，”刘说。“但在一个不尊重法律的政府手中，它就会变成邪恶的工具。” 杨家至今仍被美国技术困住。今年的维护合同显示，IBM、戴尔、惠普、思科和希捷的服务器、交换机和硬盘驱动着针对他们的警务系统。英特尔和英伟达芯片处理数据，甲骨文和VMWare软件运行数据库。 但杨家越是坚持，系统反扑得越狠。 2023年2月，他们带着一封信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局。两天后，警方从酒店将他们抓走并送回家。 杨家继续试图向北京申诉。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在汽车站和火车站被抓走，在医院遭殴打，被救护车绑架。 去年7月，杨的母亲再次尝试。她带着一封写给习近平的信： “他们用暴力和绑架阻止我上访、阻止我求医……我们恳请总书记救救我们。” 在北京领导机关外，几个魁梧黑衣男子将杨母扑倒在地。她被关押一个多月，遭审讯、脱衣搜查、强制服药，并被剥夺食物和水。10月，她和杨的妹妹失踪。 如今，杨家的房子成了当地最后一座还未拆的房子。杨父独自居住。 亲戚们因害怕尾随他的警察而断绝联系。数千页文件藏在抽屉里、塞在袋子里、堆在浴缸里的箱子中，记录着他们16年来寻求正义的每一步。 今年4月，杨收到刑事指控文件，文件显示警方为了阻止他们一家“异常上访”花了多少钱。 成本：约3.7万美元。

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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