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于家中撰写的一份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检讨书。在这份材料中，他分十二个小标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与工作经历，深刻检查了其在历史上及文革初期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我的自述》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 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964年，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毛主席：“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话题绕到苏联，他忽然把一笔旧账摊开：苏联占的地方太多，外蒙古曾要求归还，苏联不肯；贝加尔湖以东，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那些地方，一百多年前也被划走，中国还没有认真同他们算。那几句话不长，却像一枚钉子，钉在中苏关系最疼的地方。 外蒙古这事，不能只从新中国成立说起。 清代以来，外蒙古就在中国治权体系里，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也继承这份主权。麻烦在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太乱，南北军阀互相提防，中央的命令传到边疆，早已没了铁的分量。一九二一年，苏俄红军以追剿白俄残部为名进入外蒙古，七月六日占领库伦，也就是后来的乌兰巴托。兵一进草原，便像钉进湿木头，拔不出来了。 国内不是没人急。曹锟、吴佩孚以北京政府名义发声明，拒绝承认所谓独立。 张作霖也通电大骂苏联，扬言发兵外蒙。内蒙古王公、民间团体、各派人士纷纷抗议。 可真要打，大家都摸自己的口袋。张作霖怕关内趁机压东北，曹锟、吴佩孚又怕南北对手钻空子。喊声很大，马队没出远门。边疆最怕这种虚晃一枪，风一吹，别人就把界桩埋深了。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不承认，英美等国也长期不承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后取得名义统一，苏联要求南京承认外蒙古独立，被蒋介石拒绝。他还要求外蒙古放弃独立，回到中国。到一九二八年前后，外蒙古内部出现反独立、求回归的运动，一些人士盼南京出兵。可蒋介石忙着内战，无力北顾，中苏只在东部边境有过小规模冲突，事又冷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所谓完整，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完整。重庆方面声明这套安排对中国无效。可声明不是军队，也不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了拉苏联尽快对日作战，把“外蒙古现状维持”写进安排。所谓现状，在斯大林眼里，就是独立。 中国没坐稳那张桌子，却被写进了别人手里的账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同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用公民投票决定前途，条件是苏联尊重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援助中国共产党。 十月，外蒙古举行公投，官方结果说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可那场投票在苏联强大影响下进行，程序一直有争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后来在一九五三年国民党七大上说，这是忍痛牺牲，也承认当年设想幼稚，应当引咎自责。 毛主席没有把这笔账轻轻放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外蒙古应当并入中国版图。米高扬当场顶回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有自己的军队、文化和经济道路，不会放弃独立。米高扬回国时，毛主席还托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仍主张外蒙古回到中国版图。 斯大林回电很滑，称外蒙古领导人想把中国所有蒙古族地区都合并进去，苏联反对；至于外蒙古是否回归，应由外蒙古自己决定。听着讲理，钥匙还攥在莫斯科手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外蒙古问题又摆上桌。 斯大林早有准备，一边让乔巴山拒绝中国要求，一边让苏联外交部门拿出一九四五年条约和公投。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东北还有旅顺、大连、中国长春铁路等旧权益要处理。硬碰硬，代价太大；全咽下去，又不甘心。 毛主席只能在冷账里挑能拿回的东西。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废，苏联同意归还东北相关权益，新中国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 同年七月三日，毛主席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蒙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步走得不痛快，却是当时的现实。 事没有散。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主席晚年仍对雅尔塔安排很不满，说斯大林要瓜分世界，把中国外蒙古划出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 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周恩来总理奉毛主席意思再提外蒙古问题。赫鲁晓夫仍不松口，说要看蒙古同志态度，又说蒙古快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入中国会失去各国承认。 话还是那套，把门推给屋里人，门闩却握在苏联手上。 一九六二年，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划定边界，现实落到纸面。 台方面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继续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地图上仍留着那片草原。 地图能留住颜色，留不住已经转向的世局。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重提苏联旧账，不只是发火，更是在提醒世人：国家虚弱时，别人替它写下的字，等它站起来再看，墨迹早干，风还在北方草原上刮。

明晚，《潜龙——习近平传》第四章《熙来》正式公开 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九岁的习近平隔着一道木栅栏，第一次看见十三岁的薄熙来。 那时候，他们谁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后，他们会成为彼此最危险的对手。 美东时间明晚九点见！ #习近平# #习近平传# #潜龙_习近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