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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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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那几年,几乎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翻开扉页,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年向林彪约这幅字的《解放军报》记者韦梅雅回忆:“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 这四句话最早写在一九六〇年的一份军队文件里,那正是毛泽东最难的时候。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各地饿死人,有的地方出了人吃人的事。地方官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要求领袖换人。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被毛泽东撤了职,军队交给了林彪。毛泽东嘱咐林彪,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份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让人组织班子修改,自己也在草案上动了笔。决议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随后让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要各军区树自己的标兵。 沈阳军区挑中的,是驻抚顺的一个汽车兵,雷锋。他十九岁,湖南望城人,七岁成了孤儿,这年一月刚入伍。他从小要强,当过全县第一个拖拉机手,还写过小说和诗。八月辽阳发大水,他给中共辽阳市委寄去一百元,信的末尾写:“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 这一年,雷锋所在的工程兵部队为他订了一个“报大典型”的计划:把这个新兵做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树起来往上报,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了。部队专门组了写作班子,替他写学习心得、讲稿、日记和苦难家史,还派了摄影员跟拍。十一月,军区《前进报》写他的通讯送审,题目原叫《党的好后生》,杜平改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一月二十一日,雷锋见了工程兵部队的首长,听政委传达了那份军委决议的精神,回来在日记里写:“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忠实于毛主席……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十二月一日,《前进报》选登了十五篇雷锋日记,选稿的是报社编辑董祖修。董祖修后来回忆,他在连里翻雷锋的笔记本时,一张小纸条飘了下来,上面写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几句不在日记里,董祖修很喜欢,就把它接在雷锋一篇日记后面,中间替雷锋添了一句“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报社讨论后认为,它不违背雷锋平时的为人,就当作雷锋日记登了出来。后来这几句在六七十年代广泛传颂。 《解放军报》转载了这些日记,毛泽东在报上读到了。一个普通士兵在日记里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十分赞赏。林彪随即决定,把雷锋从沈阳军区的典型升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此后半年,雷锋在部队和地方作了四十多场报告,人基本不在连队。 一九六二年一月,饥荒还没过去,中共中央召集七千名干部开会检讨大跃进。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上讲,湖南农民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头指向大跃进。林彪上台替毛泽东说话:“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带头鼓掌。会后他退居二线,日常工作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的声望升了起来。 七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答:“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三面红旗,是他定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分地,指的是一些地方让农民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拍板,把军队里的学雷锋推向全国。全国要学的,就是林彪决议里那四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场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运动,压的是刘少奇上升的声望。 八月十五日,雷锋在营房边被一根弹回的木杆打中太阳穴,死了,二十一岁。九月,《人民日报》记者问他生前所在连队的干部要不要宣传他,干部说:“出了恶性事故。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呢,还宣传什么。”沈阳军区政治部却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把日记又加工了一遍。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全国各报在头版头条登出毛泽东亲笔写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题词也登了出来。 毛泽东题词登报的同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告诉全国学雷锋学什么。他说全军几年来“坚决执行了林彪元帅的指示”,雷锋最值得学的一条,就是:“他反反复复地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记者斯诺问起文革开头时的刘少奇,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阿陀《雷锋与文革》,《黑夜豆灯》上卷第254—265页(韦梅雅语、1960年军委决议、雷锋1960年11月21日日记转引自此);舒云《是否宣传雷锋曾有一场争议》,《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董祖修回忆转引自此) ——《人民日报》1963年3月5日第1、2版、10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5册、第16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雷锋致辽阳市委信 ——张峻访谈(央视《社会记录》,2006年3月6日);史宝光口述(新华社,2005年3月7日)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林彪1962年1月29日讲话);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962年7月游泳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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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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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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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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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于家中撰写的一份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检讨书。在这份材料中,他分十二个小标题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与工作经历,深刻检查了其在历史上及文革初期所犯的“错误”。 邓小平《我的自述》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 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 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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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毛主席:“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话题绕到苏联,他忽然把一笔旧账摊开:苏联占的地方太多,外蒙古曾要求归还,苏联不肯;贝加尔湖以东,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那些地方,一百多年前也被划走,中国还没有认真同他们算。那几句话不长,却像一枚钉子,钉在中苏关系最疼的地方。 外蒙古这事,不能只从新中国成立说起。 清代以来,外蒙古就在中国治权体系里,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也继承这份主权。麻烦在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太乱,南北军阀互相提防,中央的命令传到边疆,早已没了铁的分量。一九二一年,苏俄红军以追剿白俄残部为名进入外蒙古,七月六日占领库伦,也就是后来的乌兰巴托。兵一进草原,便像钉进湿木头,拔不出来了。 国内不是没人急。曹锟、吴佩孚以北京政府名义发声明,拒绝承认所谓独立。 张作霖也通电大骂苏联,扬言发兵外蒙。内蒙古王公、民间团体、各派人士纷纷抗议。 可真要打,大家都摸自己的口袋。张作霖怕关内趁机压东北,曹锟、吴佩孚又怕南北对手钻空子。喊声很大,马队没出远门。边疆最怕这种虚晃一枪,风一吹,别人就把界桩埋深了。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不承认,英美等国也长期不承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后取得名义统一,苏联要求南京承认外蒙古独立,被蒋介石拒绝。他还要求外蒙古放弃独立,回到中国。到一九二八年前后,外蒙古内部出现反独立、求回归的运动,一些人士盼南京出兵。可蒋介石忙着内战,无力北顾,中苏只在东部边境有过小规模冲突,事又冷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所谓完整,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完整。重庆方面声明这套安排对中国无效。可声明不是军队,也不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了拉苏联尽快对日作战,把“外蒙古现状维持”写进安排。所谓现状,在斯大林眼里,就是独立。 中国没坐稳那张桌子,却被写进了别人手里的账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同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用公民投票决定前途,条件是苏联尊重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援助中国共产党。 十月,外蒙古举行公投,官方结果说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可那场投票在苏联强大影响下进行,程序一直有争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后来在一九五三年国民党七大上说,这是忍痛牺牲,也承认当年设想幼稚,应当引咎自责。 毛主席没有把这笔账轻轻放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外蒙古应当并入中国版图。米高扬当场顶回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有自己的军队、文化和经济道路,不会放弃独立。米高扬回国时,毛主席还托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仍主张外蒙古回到中国版图。 斯大林回电很滑,称外蒙古领导人想把中国所有蒙古族地区都合并进去,苏联反对;至于外蒙古是否回归,应由外蒙古自己决定。听着讲理,钥匙还攥在莫斯科手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外蒙古问题又摆上桌。 斯大林早有准备,一边让乔巴山拒绝中国要求,一边让苏联外交部门拿出一九四五年条约和公投。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东北还有旅顺、大连、中国长春铁路等旧权益要处理。硬碰硬,代价太大;全咽下去,又不甘心。 毛主席只能在冷账里挑能拿回的东西。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废,苏联同意归还东北相关权益,新中国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 同年七月三日,毛主席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蒙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步走得不痛快,却是当时的现实。 事没有散。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主席晚年仍对雅尔塔安排很不满,说斯大林要瓜分世界,把中国外蒙古划出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 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周恩来总理奉毛主席意思再提外蒙古问题。赫鲁晓夫仍不松口,说要看蒙古同志态度,又说蒙古快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入中国会失去各国承认。 话还是那套,把门推给屋里人,门闩却握在苏联手上。 一九六二年,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划定边界,现实落到纸面。 台方面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继续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地图上仍留着那片草原。 地图能留住颜色,留不住已经转向的世局。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重提苏联旧账,不只是发火,更是在提醒世人:国家虚弱时,别人替它写下的字,等它站起来再看,墨迹早干,风还在北方草原上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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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晚,《潜龙——习近平传》第四章《熙来》正式公开 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九岁的习近平隔着一道木栅栏,第一次看见十三岁的薄熙来。 那时候,他们谁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后,他们会成为彼此最危险的对手。 美东时间明晚九点见! #习近平# #习近平传# #潜龙_习近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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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被党组织包办给首长,出路也不一定特别坏,家长的话万一包办给胡学范,就麻烦大了,除了六二年能收到点汇款之外一辈子算是彻底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