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中国如何用“法理牌”掀翻日菲的桌子 大家发现没有，中国在国际博弈中，正在完成一场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的华丽转身。 过去这些年，咱们看惯了这样一种场面：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蹦跶，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闹腾，咱们每次都是被动接招、疲于应对。对方出什么牌，咱们就想办法拆什么招。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开始主动出题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现在轮到它们被动应战了。 一、日本拿台湾说事？咱们谈谈琉球 先看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公然发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挑衅言论，还拒不撤回。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从根本上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本现职领导人竟然公开发出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应碰的红线。 好，既然你敢拿台湾问题“搞事”，那咱们就谈谈“琉球问题”。 去年10月9日的联合国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一席话，让日本国内集体破防。为什么破防？因为他们最怕有人揭开这段被刻意掩盖的历史。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日本领土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座大岛和周边小岛，压根没提琉球。1951年《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确立了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施政权，但没明确主权归属。1971年美日私自签订《冲绳返还协定》，把施政权“归还”给日本，可主权归属至今悬而未决。联合国至今都没承认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 张维为教授说得好，琉球从来都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1972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擅自移交行政管辖权，中国政府当即提出严正抗议。若明确琉球不属于日本，将从根本上动摇日本在东海抛出“中间线”等所谓主权声索的法理基础。 当然，光在嘴上说不行，还得在行动上做。福建师范大学首创的“琉球学”入选中国社科院“绝学”扶持计划；大连旅顺博物馆展出“明谕琉球国王敕”；北京近30位学者召开“战后80周年琉球冲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这就是把学术主动转化为战略主动。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你敢伸手到我家内政，我就把你脚下的地板给你掀开” 。 二、菲律宾炒作南海仲裁？咱们谈谈巴丹群岛 再看菲律宾。今年7月12日，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满十年。菲律宾方面借着这个十周年节点，拉着美、日、澳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妄称裁决“具有法律拘束力”。中国外交部明确回应：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既然菲律宾执迷不悟，那巴丹群岛的归属问题，咱们也该好好说道说道了。 今年5月，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他们划的什么界？北部从日占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和石垣岛算起，南部从菲占巴丹群岛算起，西部到中国台湾兰屿。八重山群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主权归属至今存争议；巴丹群岛更不用说——日菲这是拿别人的地盘当筹码私下分赃！ 6月30日，暨南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主办了一场“日菲‘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名涉海问题专家学者，从地理、文化、历史、法律四个角度，一致认定巴丹群岛主权属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以全版篇幅刊文，建议北京正式声索巴丹群岛主权。 地理上，巴丹群岛距中国台湾兰屿仅99公里，距台湾本岛142公里。在地质构造上，巴丹群岛与台湾岛本就相连，同处一个连续地质带，水下大陆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是台湾岛的自然地理延伸。 文化上，岛上1万多伊瓦坦人与台湾兰屿达悟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住同款“地下屋”。暨南大学新闻稿明确指出，巴丹群岛在历史上是“台湾南岛文化圈”的一部分，岛上族群在文化上更接近台湾少数民族，而非菲律宾人。今年6月，兰屿达悟族人还驾驶大型拼板舟“黄金友谊号”跨越巴士海峡到巴丹群岛“寻亲”。3000年血脉相连的证据摆在这里。 历史上，巴丹群岛古称“浮甲山”。明清时期，巴丹群岛被纳入台湾府管辖，属中国传统渔民的作业区。1895年，新西兰《北奥塔哥时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先后转载俄国圣彼得堡电讯，显示清政府当时已计划将巴丹群岛与巴布延群岛一并割让给日本。只有对该地区拥有合法主权者，才能将其纳入割让范围——这段历史恰恰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拥有巴丹群岛主权的承认。 法律上，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条明确规定，菲律宾领土北界为北纬20度线。巴丹群岛核心岛屿巴丹岛位于北纬20度25分至21度之间，完全不在该条约划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1900年《美西割让菲律宾偏远岛屿条约》将部分北纬20度以北岛屿强行塞给菲律宾，本质上就是“非法侵占”。1946年《马尼拉条约》将菲律宾独立后的领土限定在北纬20度以南，巴丹群岛亦不在此范围。 二战后，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巴丹群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理应随台湾一并归还。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必将实施。1951年《旧金山和约》未提及巴丹群岛，中国至今未承认该和约。依据“附属岛屿随主岛”原则，巴丹群岛作为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菲律宾1946年趁战后秩序重建之机，单方面宣布设立巴丹群岛省，完全是趁乱非法占据。未经协商、未经中国同意，单方面改变国界、侵占他国领土——从根子上就是非法的。 菲律宾方面急得跳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学者的主张“异想天开”，强调“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主权早已确立，不容争辩”。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直骂“荒謬可笑”“毫无根据”。军方发言人把学术研讨污蔑为“切香肠战术”。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也跳出来“谴责”。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因为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菲想隔空分家产？对不起，中国要开始算总账了。 三、从被动到主动：中国国际博弈的策略升级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你就能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 过去我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挑衅，我们抗议；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闹腾，我们交涉。每次都是被动接招，永远在别人的节奏里跳舞。 现在我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日本拿台湾说事，我就跟你谈琉球归属；你菲律宾炒作南海仲裁，我就跟你论巴丹群岛主权。你出招我接招？不，我直接重新定义战场、重新设定议题。 这就是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的转变。我不在你设定的题目里跟你纠缠，我直接把你拉到我的考场上，让你答我的题。 四、这盘棋才刚刚开始 琉球归属问题，巴丹群岛归属问题，这两笔历史旧账，我们不是今天才知道它们的存在。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拿出来说？ 因为时机到了。 中国的综合国力到了，国际话语权到了，法理研究的储备到了，舆论战的底气也到了。我们不再满足于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打转，我们要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的法理依据、自己的历史叙事，重新定义这场博弈的规则。 琉球议题交织着历史、法律和民意三重维度。巴丹群岛问题同样如此。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被刻意掩盖的国际法理漏洞。以前我们顾不上、没能力、没时机去碰，现在—— 该算的账，一笔都不能少。 日本若不能正确对待自身历史问题，又凭什么在台湾问题上“舞枪弄剑”？菲律宾若连自己领土的法理边界都说不清楚，又凭什么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 棋局才刚开始。琉球不是日本的，巴丹群岛不是菲律宾的，这两笔旧账，咱们慢慢算。从被动答题到主动出题，中国的国际博弈，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宿泊税，进入涨价周期。 新规：从明年4月1日起，东京都的酒店旅馆将全面告别沿用了23年的“定额制”，改成”定率制”，你住得越贵，交得越多。 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是固定的金额，现在变成了固定的比例。 而且这不是东京一家的事，是全日本正在批量复制的新玩法。 东京都的宿泊税制度可以追溯到2002年10月，当时规矩很简单：一晚房费1万日元以下免税，1万到1.5万收100日元，1.5万以上收200日元，二十多年没怎么变过。 所以很多来日本旅游的外国人都有到了酒店前台，被要求给100日币或者是200日币现金的情况，其实这笔钱就是宿泊税。 但是新的规定直接掀桌重来。 先给一颗糖：免税门槛提到1.3万日元以下。 但超过1.3万日币，统一按房费的3%收税。 个例子：住1.5万日元的酒店，原来交200日元，现在直接跳到450日元，翻了一倍多。 住2万日元的房间，要交600日元。房价越贵，税涨得越狠。 一晚住10万日币以上的酒店，这个税就是3000日币以上。当然，比起京都的10%，也就是1万日币，东京还是良心不少。 更狠的是，这次连民宿（Airbnb）和简易宿所都被拉进了征税范围，以前钻空子不用交税的灰色地带，这次一个都跑不掉。 被照顾的，只有便宜的胶囊旅馆和修学旅行的学生党。 为什么当下全日本都在抢着涨宿泊税？ 答案很简单：外国游客太多了，政府预算不够花。 东京都2025财年花在观光政策上的预算高达306亿日元，但旧制度下的宿泊税收入只有69亿日元，入不敷出，缺口巨大。 垃圾乱丢、街道拥堵、公共设施磨损，这些都是外国游客暴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行政成本，总不能全让本地纳税人买单。 于是宿泊税从京都改革开始，席卷全国。去年底全日本只有17个自治体开征宿泊税，短短半年，暴涨到62个，北海道稚内、山梨富士吉田、冲绳名护、、、、、、 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都跟着上车了。 最激进的还是京都，宿泊税上限从1000日元直接顶到1万日元，去年京都游客突破6279万人次，观光消费首次破2万亿日元，钱多到让地方政府眼红。 那么宿泊税，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要看对谁。 对政府是净赚。190亿日元的新税收，用于治安、垃圾清理、无障碍设施建设、AI辅助治堵，账面上都是正当理由，谁掏钱，谁来玩，这套逻辑，国际上也算通行做法。 对普通游客，尤其是精打细算的外国游客，是实打实的隐性涨价。原本住宿账单之外，现在还要再算一笔税，尤其是中高端酒店，涨幅最直接。 但是对于本地居民呢？未必全是好事。京都已经在讨论“观光客差别票价”，公交车费外国游客收本地人两倍，这种“排外式创收”一旦形成风气，容易激化本地人和游客之间的对立情绪，长期看未必是好棋。 比如日本的出境税统一调整到3000日币，本来是针对外国人调整的，但是日本人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降低护照的办理成本，再给日本人一颗糖。 至于外国人，反正你也没有选票，该收照样收。

新加坡和东京，投资移居谁更有优势 最近在坡县待了不短的时间，根据我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理解，简单来做一下对比。 仅限个人理解，不喜欢我观点的读者请绕道。 先说结论：我个人更偏向东京。这是基于现阶段，我和家庭的情况做出的结论。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年龄段不同，财富阶段不同，侧重点不同，选择不同。 总体而言： 如果你是看重税务、英语环境教育、中文的生活环境、中餐与热闹、城市国际化、东南亚商业、家庭用工便利、全球资产配置，新加坡明显占优。 如果最看重生活环境、医疗成本、养老服务、住房性价比、城市丰富度、文化底蕴、度假资源、公共交通、房地产投资空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则东京总体更强。 新加坡与东京最大的区别在于新加坡是一座城市，而东京背后是整个日本。 新加坡可以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这次在新加坡还看到了不少俄罗斯来游客。日本这两年与美国深度绑定，站在了国际地缘政治对抗的最前线。 新加坡人口大约600万，国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 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构成了一个国家。一座属于富人的城市，除了打工人，普通中产在这座城市生活都难受。 东京则完全不同。东京都人口1400多万，整个首都圈接近4000万人，背后又是一个人口过亿的日本。产业完备，工业基础好，行业足够多，机会很多，更适合普通的中产。 住在东京，你真正拥有的生活半径远不止东京。你的生活半径可以从冲绳直接到北海道。 如果讲城市效率，新加坡高于东京。 如果讲生活纵深，东京就太舒服了。 我个人为什么偏向东京而不是新加坡？ 1、没钱，穷。 如果赚到的钱足够多，可能新加坡的比重就会大于东京。至于足够多是多少，按照新加坡家办的标准，至少得有2000万新币打底吧。 2、新加坡不是福利社会。 日本是福利社会，所有在日本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医疗、教育、养老各种福利。新冠期间日本发钱也是普发，只要你缴税，就可以领取，日本人外国人标准是一样的。 而这些福利，如果你没有新加坡的PR或者国籍，是不敢想象的。一些小毛小病，就足够把你拖入经济窘境的泥潭。 3、气候适应。 这次在新加坡，我和小孩被晒到脱皮，我们在日本10多年都没被晒脱皮过。 新加坡的湿热，以及室内室外的温差，你别说老年人受不了，我觉得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不一定受得了。 或者，要适应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4、我的主营业务，房地产新加坡限制太多。日本则没有限制。 日本算是发达国家里，对外外国人购房最宽松的国家。 日本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不限制外国人购房，这两年限制比较多的，也是只是一些敏感地区的土地。 新加坡则完全不同。外国人购买住宅需要面对极高的额外买家印花税。 目前普通外国人购买住宅，ABSD可达到60%。也就是说：一套300万新币住宅，单是ABSD就可能达到：180万新币。 60%呀！再有钱的人也得望洋兴叹。 5、新加坡饮食没有日本多元化。 新加坡好吃的当然也多，更多的是适合中国胃！ 对比了一下，在吃和好吃，吃的安全和放心，这件事情上，日本完胜新加坡。 别的不说，就说西瓜和葡萄，我在新加坡确实吃不到比日本更好的西瓜和葡萄。 当然，不只是水果，有些细节上，新加坡还是赶不上东京的，比如收垃圾的垃圾车，日本的要比新加坡干净太多； 论城市卫生，新加坡和东京都挺干净的，日本的干净在于全民的自觉，比如没有垃圾桶；新加坡的干净在于满大街的垃圾桶，工资的双轨制，让他们可以雇佣足够多的劳动力来维持城市卫生。 虽然结果都是城市干净，但还是有差距的。非旅游地区的城市卫生，新加坡就赶不上东京。 当前，新加坡的人均GDP基本上是香港和日本的两倍，是周边国家的10-60倍。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差不多在10倍左右，印尼越南菲律宾在20倍左右，柬埔寨老挝超过30倍，缅甸则超过60倍。 只要有这样的收入剪刀差的存在。新加坡就可以源源不断吸引雇佣低廉的劳动力，让自己的国民过上非常优渥的生活。 我在新加坡打车，我非常喜欢和司机们聊天，很多司机都很骄傲，作为新加坡人，自豪到无以言表。政府一直在发钱，比如这个月大概可以领取600-800新币，新冠期间出租车司机可以领取1万新币。 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的国庆节。很多住宅楼和商铺，都挂着国旗。新加坡人的国家自豪感，是自然流露，无以言表的。 新加坡政府富得流油，工资也舍得发。他们的部长一年收入至少100万新币，人民币大概是600多万，普通公务员一年大概在40-50万人民币左右。 高薪养廉，吸引精英，严厉反腐再加上绩效奖金的刺激，让这些官员都拥有长期执政的责任，这套治理模式还是很成功的。 如果想写新加坡不如东京这样的理由，我还能写出来很多，但都不构成核心原因，核心原因就一条：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麦克阿瑟在日本强推英文是官方语言，今天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

#锡安109教案# #释放吴秋雨# #释放汪中长老# 锡安教会关于敦促北海市银海区法院 立即释放汪中和吴秋雨的公开代祷信 亲爱的主内家人和各界友人，平安！ “10·9”锡安教案已历时323天。2026年7月17日，北海市银海区检察院将教案起诉至同区法院。法院原经计划于8月10日召开庭前会议、8月14日开庭，但因为时间太过仓促，律师集体抗议而延期。目前法院尚未通知新的庭前会议及开庭时间。 特此，我们恳请大家继续为因信仰被捆锁近11个月的八位锡安牧者和同工代祷：高颖佳、尹会彬、王林、王聪、刘桢彬、林书铖、汪中、吴秋雨。其中，我们特别为汪中长老和吴秋雨姐妹尽快得以取保获释而迫切祷告和大声疾呼！ 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汪中、吴秋雨分别于7月17日、8月6日向检察院表态认罪认罚，因而检察院向法院建议二人适用缓刑。据潘姓副检察长和法院工作人员回复，检察院已向法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建议。 取保候审是一种非羁押的强制措施，依据《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七条的规定，汪中和吴秋雨在建议缓刑、无前科、从犯等情况下，应当评估为无羁押必要性，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一般案件符合以上条件的，会立即释放相关人员。但是，银海法院滥用羁押权，至今仍拒绝放人，对此我们表示严重的抗议！ 8月8日汪中父亲病危，家属立即向法院申请取保候审，并提交病危通知。法院却以“需做社会危害性调查”、“担心无法准时参加原定8月14–18日庭审”为由拒绝，并让家属从下午一直等到半夜，仍不作为、无答复。此后庭审延期、具体日期待定，原“赶不回庭”的理由已不成立，法院却改口称“担心途中心脏病发作住院、无法出庭”，同时继续以“社会危害性调查未完成”为由拒绝放人。法院把各种假设当作拒绝依据，却无视当事人在看守所同样可能发病、且在羁押期间无法得到必要医疗检查的风险，这明显是在滥用羁押权。 汪中父亲在ICU苦撑11天后，于8月18日去世。汪中患有严重冠心病（曾做支架，血管堵塞严重，需定期全面检查并遵医嘱治疗），已被羁押近11个月，多次依法申请取保均被拒绝。在明确符合取保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却以各种假设性原因无理拒绝，持续忽视其生命健康风险，并导致汪中痛失与父亲诀别的机会，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与家庭悲剧。对此，一方面，我们求神怜悯安慰汪中长老及其家人；另一方面，我们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同声谴责滥用职权的办案单位！ 2025年10月10日，吴秋雨在自己家里在两个年幼的儿女面前被警察带走。丈夫杨俊牧师当时不在国内，且滞留海外至今。现在哥哥3岁10个月，妹妹2岁5个月。秋雨被捕之后，两个孩子一直由外公（64岁）和外婆（63岁）照顾。因长时间没有父母的陪伴，妹妹对父母已经淡漠，说不出想念父母的话。哥哥只有零星关于父母的回忆，有时候会紧抱外婆大腿要爸爸妈妈。吴秋雨作出认罪认罚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孩子年幼，父母都不在身边，希望能尽早出来，照顾陪伴孩子。尽管如此，法院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各种无理的借口拒绝她取保候审的申请。 当家属追问检察院，为什么法院不予取保的时候，检察院说出的理由令人震惊：“我们只是提建议，决定权在法院。” 检方在与当事人做认罪认罚的程序时，绝不会说他们只是提建议，毫无决定权。为什么到了对其问责的时候，检察院的法定职权就弱化为“只提建议”呢？检方根据当事人认罪认罚达成的量刑建议，法院通常理应遵守。缓刑建议就是不需要继续进行羁押，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出缓刑和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本身就具有法律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没有理由拒绝检察院的合法建议，否则就是滥用羁押权，也违背了两位当事人认罪认罚的初衷。 目前，吴秋雨姊妹和汪中长老，及另外六位锡安教会的牧者同工，仍然被羁押在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中，面临“诈骗罪”或/和“非法经营罪”的不实指控。我们听到经过牢狱之灾的肢体分享：在里面（看守所）不只是度日如年，甚至是度秒如年！ 近几年，当局多用诈骗和非法经营的刑事罪名来严酷打压中国家庭教会，若这是上帝量给我们的苦杯，我们愿意背负十架，继续跟随基督。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警告，并劝告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不要扮演彼拉多的角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此，我们强烈呼吁：信仰无罪！教会奉献不是诈骗！圣经培训不是非法经营！释放八位锡安同工！我们最急迫的诉求：长老心脏急需治疗，亡父下葬不能等，立刻释放汪中！姊妹体弱多病，幼童盼母不能等，立刻释放吴秋雨！ 锡安教会教牧团、长老团、堂务会、家属团 2026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