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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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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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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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出柜日:分享一项研究记录中国性少数为何不向父母出柜🇨🇳🏳️🌈
10月11日是国际出柜日(National Coming Out Day)。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者 Susanne Y. P. Choi 2025年7月在《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发表论文《“不出柜”的情感关怀》(Not coming out as affective care),中文译介由知和社于2026年10月11日发布。论文分析的是中国大陆44名表示打算永远不向父母出柜的性少数者。
这44人(37名男性、7名女性)来自一个收集了187名中国大陆LGBTQ+人士生命故事的研究项目,招募渠道包括同志交友软件、北京上海深圳的社群组织和2018年上海骄傲节。187人中,接受访谈时已向母亲出柜的有77人,已向父亲出柜的有63人。
论文归纳了三种不出柜的情形。一种是与父母本就疏远,没有说的动力。一种是子女在经济上反过来供养父母,把性取向看作自己的事。第三种是论文的重点:因为顾及父母的感受而选择不说。
30岁的女同性恋受访者阿文说,出柜会让自己轻松,可父母从此要替她保守秘密,心里“就好像鱼刺在喉”。33岁的阿田是家中独子,担心击碎家人对延续香火的期待,正与伴侣准备赴美代孕。作者把这种经过权衡的沉默称为“审慎不作为”(deliberative inaction),认为出柜或不出柜都要看具体处境和家庭条件,不宜当作道德上的绝对命题。
论文也呈现了代价。32岁的阿贵既觉得亏欠在婚姻中长期受苦的母亲,又不愿为她走进婚姻。25岁的小王为了让农村出身的父母安心,打算结婚,还没决定是与女同性恋者形式婚姻,还是与不知情的异性恋女性结婚。作者指出,后一种做法会伤害不知情的配偶,也可能影响日后的子女。作者同时说明,典型受访者多是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物质条件影响着这类选择。
背景补充:另一项2023年发表于《家庭问题杂志》(Journal of Family Issues)的研究调查了11,048名中国顺性别男女同性恋成年人,70.4%的受访者感受到结婚生子的压力,54.2%曾因性取向遭受来自原生家庭的负面对待或暴力。
参考来源:
知和社的中文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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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晚上,北京。王晶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是妻子学校里的人事干事打来的,说:"卞校长受伤了。"九、十点钟,他带着孩子赶到邮电部医院。妻子躺在那里,遍体鳞伤,眼睛还睁着。头肿得很大,全是乌青色。孩子们被领到另一间屋子里。接待他的是七个人,学校里现在掌权的委员会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要他们把名字写下来。这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他到西单商场买了一台照相机。照相机那时候是贵重东西,家里从来没有过,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他拿着相机回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给妻子拍照。黑白照片上,身上大片的血斑看得清楚。她上身的衣服已经撕破了、剪开了,穿不上,他把这些衣服全都收起来。后面几天,清洗、换衣、火化,每一步他都拍了照。
死去的人叫卞仲耘,五十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排在三个副校长的第一位,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这所学校里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读过书。她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前一天夜里王晶垚很晚才回家,她告诉他,下午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了校领导,很危险了。他劝她暂时回老家躲一躲。她说,自己一走,就更证明她有问题,不能走。她说,打死像她这样身份的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两个人商量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也商量过逃走,哪一样都没有做。八月五日早上,她起得早,走到他的房间说要走了。家里的老保姆劝她:"别去学校了。"她还是要去。临出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握了握手。
六月一日晚上,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那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批的,他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宋彬彬,高三,父亲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隔一天,团中央派来领导学校运动的工作组进了学校,一进校就宣布热烈支持宋彬彬她们,支持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校领导靠边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给卞仲耘定的罪一条一条写出来。一条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证据是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差两分没被录取——录不录,是学校请示了市委和教育局、按上面的指示定的,罪却算在她头上。一条是"反对毛主席",证据是三月里北京附近地震,她告诉学生地震来了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要不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她没有说带,只说要尽快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去。
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开全校大会批斗她。她被押到台上,弯腰九十度。有学生跑上台,拿学校自制的、枪头包着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她捅倒在地。她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揪着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在旁边,不干涉。会后,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请求不要再对她用暴力。信里写: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信寄出去,没有回音。
七月底,毛泽东要借学生造反,打倒刘少奇,下令撤掉各学校的工作组,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八月一日,他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信一传开,各校红卫兵照着做。他又命令公安部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学生打人,警察不许管。女附中的红卫兵在这封信的前一天成立,接管了学校。八月五日一早,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去六月初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说中学里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同一天,中共中央撤销了六月里刘少奇签发、要求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那个文件。
下午两点左右,高一的红卫兵先动手。胡志涛那时正在打扫厕所,她说,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新市委批准。一个高个子学生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去。卞仲耘、胡志涛和另外三个校领导被揪到大操场,戴上废纸篓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反革命黑帮"的牌子,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一字排开跪下。全校学生涌到台下。人群里有人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木工房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取开水。然后五个人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一边敲手里的铁簸箕,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小操场有一堆修操场剩下的沙土,叫他们挑。有人把卞仲耘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打人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桌椅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下戳出一个小洞,血从洞里涌出来。挑完土,五个人被揪回宿舍楼,在一楼厕所里淋了屎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一片血迹。她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黑帮头子",打得最重。
下午五点来钟,她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人踢她,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东西,骂她"装死"。五点多,有人叫来校工,把她搬上一部平常运垃圾的手推车。胡志涛看见车上她两条胳膊红肿,眼睛张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还在吐气,就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胡志涛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有红卫兵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出校门。手推车就停在北门边。她的身体用大字报纸盖起来,上面压了一把大竹扫帚。车停了一两个小时。七点多,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新市委,才把她送进对面的医院。医生检查,尸体已经僵硬,死了多时。一位老师三天后写信给王晶垚,记下当时的情形:"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
在医院里,同校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来见王晶垚和大女儿,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上缠着袖章,要医生给卞仲耘做尸体解剖,证明她死于心脏病,不是打死的。写在那张纸片上的七个名字,第一个是宋彬彬,就是六月里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个高三学生。八月五日那天夜里,宋彬彬等学校的负责人去了北京饭店,见到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打死了校长。据说,吴德告诉她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八月九日中午,王晶垚收到一封信,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八月八日下午两点写的,字是故意改了笔迹写的。信里把那天下午的经过一步一步记下来,信里说:"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信里还说,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最小的女儿,她还那么小。信寄到不久,学校有人上门追查这封信,凶恶地要他交出来。他拒绝了。
同一天火化。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因不明"。孩子们来跟妈妈告别。他和大女儿找了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不让孩子看见那张满是青紫血痕的脸。小女儿十岁。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家人听到里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心里想,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她这样的命运了。同一个文件里还说到红卫兵这样的学生:"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宋彬彬,纸片上的第一个名字,登上城楼,把一只红卫兵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报纸发表了两个人的对话: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说:"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规定: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北京太文明了","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家里,小女儿发现,父亲睡的草席边沿都被咬碎了。他夜里睡不着,不能哭出声,就伏在席子上咬草席。多年以后大女儿说,"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一年以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一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她布置了一个灵堂: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照片前放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里人,谁也看不到。
三年后,进驻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她的《审查结论》是"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那一套。一九七三年,她的死按"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给了家属四百块钱。一九七八年,西城区委为她昭雪,说她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而"壮烈牺牲"。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四百块钱在学校里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没有结果。
第二年,他递了控诉书,要求调查最后毒打她致死的那三四个学生,也控告外校的工作人员袁淑娥,她在六月那场批斗会上拿出一张剪去旁人的合影,只留卞仲耘和一个男老师,说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学生那一头没有下文。检察院对袁淑娥一案的答复是:"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他接着告。一九八九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他说袁淑娥在批斗会上揪过卞仲耘的头发,决定书里写:
"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打人的学生,他没有起诉。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那天她身上的东西,他每一件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装进一只皮箱:一件浸透了血的白衬衫,上面用墨汁写着"打倒"两个字;一块手表,表带打歪了,表针停在三点四十分。医院里那张写着七个名字的纸片,他也留着;她六月里写给上级的那封信的底稿,文革那些年一直藏在墙缝里;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他说:"血衣我全部保存。"几十年,这些衣服没沾过一次水。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宋彬彬在母校的一个聚会上道歉,说她对卞校长的遇难"是有责任的",说那天她和另一个学生负责人刘进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一月二十七日,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把八月五日这件事叫作"八五事件":"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他对采访的人说,她们说抢救了,说向医院提出了要求,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那年春天,一个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他,如果有一天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老人一字一句地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王晶垚在北京去世,一百岁。到这一天,打死他妻子的人,没有一个受到法律惩罚。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全版,2019年,卞仲耘条,页39—64
——王晶垚《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张敏采访王晶垚、王友琴,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2013年8月4日、2014年2月3日
——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2014年1月1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6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1968年编印本,页265、266、2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晶垚同志治丧小组讣告,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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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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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4日早上,沈阳监狱,枪决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辽宁当局这样做,是怕她在公判台上和刑场上当众喊冤。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这年四十五岁,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1968年前后的一个星期天,她到一个同事家借江青的讲话资料,同事劝她站到自己这一派来。她说,她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文革有好多问题她不能理解。同事当天就向派里的头头汇报,写成文字,装进了她的档案。不久,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她在干校被揪出来,成立了专案组挖她的"黑思想"。专案组整理的"张志新反动言论"里有这样几句:"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那几个人把记录稿递给她,问这些是不是她的观点。她看了一遍,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的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
1969年1月5日晚上,她给丈夫曾真写了一封信:"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对不起你。"她准备自杀,被发现,罪加一等。9月,她被捕入狱,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女儿林林给她写信:"妈妈,我和弟弟都很想您。我求求您:您承认错误吧!您承认了错误就是我的好妈妈了。"她回信一句:"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个好妈妈。"
办案人员后来说,逮捕她的时候,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算了。她不认罪。1970年5月,下面报上来的是死刑。省高院一位副处长私下说,她动口不动手,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他被换下,案子还是死刑,立即执行。最后报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那里,他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无期徒刑。8月24日公判大会,她被拉去陪斗,嘴里堵了海绵,同两个要处决的犯人一起绑到刑场陪斩。事后问她有什么感想,她说:"我的立场观点未变。如果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宣判,我是不甘心的,死不瞑目!"
她被关进"小号",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有一天审讯,她承认过"错误",第二天又翻过来。有人说她不要脸。她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监狱里的人后来写材料说,她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狱警把这些情况上报,称她"装疯卖傻"。
1973年11月16日,监狱开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讲到林彪推行极右路线,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几个人扑过去,把她押了出去。监狱认定她"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提请加刑,报了死刑。
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开扩大会议,审批"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这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他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又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她是否精神失常,报了上去。3月19日批示下来:"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曾真和两个孩子到县城开会,说是办个"学习班"。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两段,然后问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林林摇摇头。来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林林答不上来。曾真替她答:"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来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曾真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让林林在写好的东西上签字,按手印。回到家,没有做饭,曾真把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他以为孩子睡着了,翻出妻子的照片,流了泪。林林扑进他怀里大哭,他拍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
4月3日,沈阳市中级法院判决:"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不通知家属。下午六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她宣读判决书。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说:"需要对这个判决认真看一下,再回答。"不给看。她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早上,她被押到四大队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割断了喉管。她奋力呼喊。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倒在地,被拖了出去。她站起来,张了张嘴,没有声音。七点半,犯人们来到四大队,她戴着手铐脚镣,胸前湿了一大片,被人架上了公判大会的台。宣判完,卡车把她运到沈阳大洼刑场。执行记录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尸体没有交给家属。辽宁中医院一位读者后来写信给报社,说"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
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到沈阳采访,看了案卷和割喉管的那间屋子。文革那几年,沈阳枪毙的犯人里,有人临刑大声喊冤,有人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喊"毛主席万岁",当局认为影响极坏。辽宁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提出枪决前先割断喉管。主持辽宁的毛远新等人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第一个被割喉管的是沈阳一个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一直喊冤。到张志新,已经是第三十多例。
1979年3月27日,沈阳市中院的新判决书写道:"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宣告张志新无罪。"3月31日,省委开平反昭雪大会,林林捧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5月,陈禹山到沈阳采访了四天,写了一整夜。稿子送到北京,报社领导觉得太血淋淋,报到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胡耀邦批准发表,要求只写她"反对四人帮",不写她获罪的真正原因。几天后,总编杨西光把陈禹山叫到办公室,说耀邦同志自己没有动笔,文章一个字没改,连标点都没动,但交代了一句:"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为真理而斗争》专辑第1辑重印,第15—18页)
——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供稿《要为真理而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5日第1版(同上专辑第1辑重印,第11—14页)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纪实》,《光明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2版(同上专辑第4辑重印,第6—11页)
——李菁《回忆烈士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陈禹山口述),《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月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年7月21日访陈禹山),《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
——卫毅《张志新 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访张志勤),《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
——张志新女儿林林关于"死囚家属学习班"的回忆(转引)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75年3月19日批示(转引)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乌有之乡(相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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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警方搜索同志酒吧并裁处51人,社群次日集结抗议🇹🇼🏳️🌈
2026年10月3日下午4时30分,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持台北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进入西门町开封街的同志酒吧 Commander D。这家以 BDSM 为主题的酒吧已经营业14年。据万华分局说明,当时店内有58名顾客和9名工作人员,其中51名顾客被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3条裁处,44岁的钟姓负责人被以妨害风化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
第83条处罚的是“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任意裸体或为放荡之姿势,而有妨害善良风俗,不听劝阻”的行为。警方称该店多次遭检举,现场有人裸露并查获使用过的保险套。绿党质疑警方以男性顾客是否赤裸上身作为带回的判断标准。店家表示顾客之间的互动属于私人行为,店内设有身份和年龄查验,愿意配合调查。
据现场民众和团体指控,警方入店后没有先出示搜索票,要求在场者蹲下、不得交谈和使用手机,店长被上铐。万华分局起初表示“绝无言语羞辱身障人士”,调阅影像后承认一名员警对身心障碍顾客言行不当,记申诫一次。据台湾媒体报道,该员警当时说的是“他残障也可以做爱喔”。分局否认针对同志歧视性执法。
10月4日下午,抗议者在西门红楼前集结并走向万华分局,路透社估计约100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等10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台北市政府启动有外部监督的独立调查,要求万华分局保存并公开密录器和监视器记录,并为警方进入同志场所订立明确的执法准则。声明称不容市府“一手消费同志、一手打压”。
台北市长蒋万安(国民党)10月4日受访时说,警方是依法持搜索票执行,过程如有不当,会要求警察局即刻检讨并尽速对外说明。台北将在本月稍后举行东亚规模最大的同志游行,蒋万安此前曾出席。台湾2019年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下个月举行地方选举。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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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正新:成人不宜的“黄继光堵枪眼”
英雄缘起假新闻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日电 本社前线通讯员报道:在战火纷飞的上甘岭附近的山岭上,出现了一位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通讯员黄继光。他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战士。
在一次反击战中,我军的冲锋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敌人的火 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对突击队员们说:“谁去干掉它?”一个年青的通讯员黄继光答道:“我去!”黄继光知道祖国人民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他满怀信心地向战友们说:“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胜利的消息吧!”
接着他又说了一声:“同志们准备冲!”便提着手雷向前冲去。敌人的机枪扫射得十分猛烈,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后面的战友们只见他摇晃了一下,又向着敌人地堡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了黄继光的身体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并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敌人的枪眼。接着,他的战友们便发起了冲锋。这时敌人的火力点上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黄继光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一个指挥员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道:“马特洛索夫,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以上就是“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首版。载于1952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
这故事假得让人无法辩护。作者硬要让黄继光的功夫超人类:枪弹穿身而过并无大碍。连中数弹才不过“摇晃了一下”。再往下功夫更绝:堵住连续发射的机枪口竟如同足球队员胸部停球一样轻松。边堵着枪眼还能边忙里偷闲地观察敌情。及时发现敌人阴谋立刻采取措施把它解决掉。先前故意保留手雷而用肉身堵枪眼,更显英雄深谋远虑,早料准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连串超人神功太精彩,激励学龄前儿童没问题。只可惜成人不宜。
“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第二版
不幸的是,精彩的首颗“中国马特洛索夫”卫星只运行了一个月就被废止了。这在中共宣传工作史上很少见。原因显然是这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假度太高。估计管宣传的领导读了后也忍不住起鸡皮疙瘩。党固然不怕民众公开批评假新闻,但也得顾忌太假太滥的故事会在人民心中产生反效果。新华社不得不返工重做。第二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把首版中的荒谬情节全部删除。这等于承认首版里讲了假话。按理说,出了影响全国的假新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应向读者道歉,还应该向志愿军方面了解造假原因和过程,给读者一个说法。但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党的喉舌本来就以蒙骗大众为己任。第一次没蒙好,加加油接着蒙就是了。
《人民日报》于1952年12月20日刊登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重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文。文中“堵枪眼”过程被改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敌人火力点里的七挺机关枪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越打越疯狂,子弹像大雨一样地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在照明弹的光亮下,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地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的火力点三、四十公尺的时候,忽然吴三羊仆倒了,接着萧德良也倒了下去,紧接着黄继光也跌倒在地上了。
倒下的黄继光并没有牺牲。他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他回过头来望了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痛,用脚蹬着山坡上的虚土、碎石和敌人的尸体,向着火力点一步又一步地爬去。机枪子弹成群地落在他的头前、脚后和身边,溅起的碎石打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不顾这些,他继续慢慢地向火力点爬去,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公尺的地方,他就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仍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他的握着手雷的右手,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他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鲜血汨汨地流着,他昏迷过去了……。
一阵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颈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嘶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他四肢无力地瘫痪在地上。他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然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火光夹着黑烟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那里的地堡是被打塌了,但没有被炸坏的两挺机枪还在一个枪眼里发射着,虽然火力没有以前那么猛,但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压在山坡上。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我军的反击部队像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
新华社在该文后加了一个编者按:“十一月二十日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与实际战斗情节略有出入。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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