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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上班的動力!! 你想要哪個女生當你的秘書? 這陣子越研究 DeFi,我越覺得一件事 市場真正缺的,從來都不是收益 而是能長期留下來的收益 很多協議在牛市時看起來都很漂亮 APR 高得誇張,資金流入速度也很快 但問題是,這種收益很多時候建立在短期激勵上 代幣補貼一減少,流動性開始下降,整個收益模型很快就變了 所以現在我看項目,會特別注意一件事 這個收益,到底是來自真實需求,還是單純靠補貼撐起來 這也是為什麼我最近越來越關注 @TermMaxFi 因為它想做的方向,和很多傳統高 APR 敘事不太一樣 它更重視的是 如何建立一個可以被長期使用的固定收益市場 借款人願意支付固定成本取得流動性 出借人願意接受相對穩定的固定收益 市場透過期限與利率形成更完整的資金曲線 這種結構,其實更接近真正的金融市場 而不是只靠短期情緒推動 尤其現在 RWA、Tokenized Stocks、機構資金慢慢進場之後,我覺得市場對「穩定性」的需求會越來越高 因為大資金通常不會天天追逐最新池子。 他們更在意 這個市場能不能穩定運作 收益能不能預估 風險能不能量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TermMaxFi 現在做的固定利率基礎設施,我認為很有機會成為下一階段 DeFi 裡的重要一環 至少對我來說,它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借貸協議,而是開始有點像鏈上的固定收益市場雛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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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許多有名的總統,詹森沒有名牌大學的學歷,他是真正窮苦出身。他大學唸德州的一個鄉下師範學院,學費已經很低廉,但他還是得休學一年,先去賺點錢才能完成學業。師範學院常有一些德州各地學區的督學、校長來進修,詹森結交了一個德州南部學區的督學,督學承諾詹森一個教職,詹森就這樣在1928學年,在Cotulla這個地方,教了一年書。 Cotulla在一百年前的人口,和現在差不多,都只有三千多人。德州在一百年間,發達不知多少倍,但Cotulla卻一點都沒長進,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鄉下的一個地方。它離墨西哥邊界只有六十英哩,離大城聖安尼奧九十英哩,看起來不遠,但一百年前,柏油路沒有舖到Cotulla,交通不便,所以是真正偏鄉。小地方近八成是墨西哥裔,務農為主,學童經常一曠課就是幾個月,因為家長把小孩帶去甜菜園或是棉花田工作了,沒有人管這些墨裔小孩功課怎麼樣,甚至沒有人管這些小孩會不會說英文,直到詹森來了Cotulla小學,才有改變。 小學原來有五個老師,都是主婦不情不願地來上班,每天都是上課前才到,一打鐘下課就趕緊走人,一刻也不停留。小學很久沒有男老師了,大家都很高興有新血,詹森一到,督學立刻指派他當校長。這是詹森的第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他的所作所為,完全反應了詹森的整個人生態度,甚至他的人生野望。詹森從來不把他的工作當小事,他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早早到學校檢查環境、備課,下班後繼續忙到很晚,小朋友功課一定要教到會才放他們走。他認為小朋友會講正確的英文很重要,不厭其煩地要求他們發音正確。小朋友下課時間沒有遊戲場地,原來的老師也不管,他一來就弄出場地,找到排球和壘球的設備,要求老師輪流在下課時間看顧小朋友。鄉下小孩從來不知道體育比賽,也沒有錢去外地參賽,詹森自己找家長帶隊去比賽。Cotulla的小朋友一輩子都記得這個,不乖時教訓他們,對他們有要求、有期待的詹森老師。唯一的校工不識字,詹森有空就教他識字,但詹森嚴格要求他把學校打掃乾淨。 在一個偏鄉遙遠而無人知的小學,做著誰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工作,但詹森不因為事小而輕乎,什麼事都全力以赴,他相信,「只要你每個方法都試了,你就會成功。」詹森的志向當然不是當一個成功的小學老師,有一次小朋友學他講話傷了他的心,他很生氣地打了那個冒犯他的小朋友,然後對全班罵,「你們怎麼能這樣笑我,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二十歲的詹森在Cotulla流露的不只是他過人的努力和非凡的野心。詹森的白宮任期以民權法案、社福法案和越戰泥淖聞名。六零年代前的德州,和南方各州都一樣,政治和社會是充滿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所主導,政客全都是民主黨。詹森為了民權法案,把這個南方的民主黨板塊打破,可以說是背叛了一直力挺他出頭的南方白人,但詹森不是為了權術而虛情假義地通過民權法案,他是真心地想要為弱勢的少數民族說話,想為他們做事,他在Cotulla的學生,幾乎都是墨裔,他沒有少盡一分力來幫助這些學童,也許他還多出了力,因為他自己也是窮苦出身,他內心還是有一股俠氣,不忍見人間的不公不義。但詹森的俠氣,還是家父式的,他在德州,但他不想學西班牙語,他在Cotulla教墨裔小孩要怎麼擁抱英語、美國文化、美國歷史,因為那是他認為對小朋友最重要的教育。結合了俠氣和家父心態,轉換到全國的政策,那就是美國史所未見的社福擴張:食物券、老人及窮人健保、窮人免費學校午餐、窮人住房補助等等,都是詹森任期內搞出來的,每一個政策都立意良善,都是「為你好」,但最後都把這些窮苦、弱勢族群,養成伸手牌,失去自立的能力,還造成了政府永遠的財政問題,美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很大的部份都可以溯源到詹森的總統任期。 有錯誤理念的人,你寧願他笨一點、懶一點,造成的禍害會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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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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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將畢業要上就業市場的時候,我聽從了當時正因為Freakonomics火紅,芝加哥大學教授Steven Levitt公開的建議,取了個美國化的名字。他說他都這樣建議他為數眾多的國際學生這麼做,因為他的研究證實,「名字」充滿了許多訊息,會給僱主認識到你是不是非常願意融入環境、擁抱當地的文化,你是不是想和其它人一樣,而決定要不要給你加分。講到這裡,就很多人想要舉反例,但是愛舉反例的人,常常不了解這種實證研究的意義,就業結果的差異,當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但這種設計良好的實驗,真正的解讀方法是,「如果兩個各方面都一模一樣的人,取了一個美國化的名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就業結果」。我那一年的就業市場正在金融風暴的谷底,任何一點加分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 Levitt的意見,放在今時今日,那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我都可以想見各式各樣的批評,「死白男,你憑什麼要人家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什麼不擁抱自己的文化」「你很好,沒有需要改變」「是別人該來學你的名字怎麼唸,而不是你要配合他們」「世界本應該如此多元」諸如此類的看法。如果是個人的價值觀,自我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在現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上,人生下來就存在的偏見,也許社會比較文明了,社會比較多cancel文化了,這些偏見不敢顯露出來,但一直都在而去除不了,只是變成隱性的偏見而已,這也是Levitt和Ronald Fryer等人研究的價值,人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有人選擇保留自己驕傲的一切,有人極力融入新社會,那都沒有關係,「名字」的訊號傳遞機制,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或是不做什麼,而失去作用。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多東亞移民,給小孩取名字,都是非常美國化的名字,那是一個想要融入的心情,那是一個務實的心態。反觀印度人...... 但這些強調要政治正確的左派意識型態,其實還是有害的。首先,這些高大上的多元價值讓新世代對社會的運行有誤解,造成他們的認知和現實有落差。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價值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變成紅衛兵的鬥爭手法,為什麼Levitt現在不太敢再講這些實證上反多元的研究?因為那是會被人cancel的大逆不道言論。現在美國的教育界,不管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通通是這種多元的氛圍,所以多數的老師,自己言論審查的厲害,而一旦開始懼怕被告發,那就當不了老師了,因為老師很多時候,是要「教育」學生,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傳道責任。而一旦老師不敢要求,那學生其實就失去了學習做人做事道理的機會。一如我之前所說,大學的價值一在credentials,二在無憂無慮的四年探索,而如果老師都是畏首畏尾,那這個探索的過程,這個讓青少年成熟的獨特經歷,就少了一些能導正行為和看法的力量。 所以,我的課,不准用手機和電腦。學生可以遲到,可以中途離席上廁所,但我都很明白告知,你有你的來去自由,但你要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帳,記載了和所有人的往來好壞,你每次上課都要晚來,或者是都要用上課時間上廁所,你雖然不會在這堂課被扣分,但你在我的私人帳裡,會一直都是負值,你的印象分數就是負的。當你身邊的人,對你的帳上,記的都是這些負值,你就把自己在社會成功、人生幸福的機會一降再降,如果不自己想辦法改變,那也不要日後悔恨。是的,我就是那個沒有政治正確危機感的說教老頭,但這不就是學校給我終身職的立意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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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收到一些社群的詢問,問我為什麼去年 10 月到 12 月罵幣安罵得那麼兇,現在反而替他們說話? 我的核心觀點一直沒有改變。 1011 這件事,幣安始終欠行業一個交代,我認為幣安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現在風向如此,我當然可以站在道德制高點繼續批判幣安,政治正確又能博眼球,何樂而不為? 但我覺得過去三個月,我該表達的立場已經表達完了。站在從業人員的角度,一直停留在批評而不往前走,是不成熟的,也沒有任何意義。 幣安從成立到現在,早期確實受到很多同業的攻擊。 但現在幣安早就是世界第一了。任何一個正常有腦的同行都知道,商戰不可能贏得市佔,真正贏的方式是流動性,是產品,是品牌,而不是攻擊對手。 有些事情是行業結構性問題,不該把所有責任都扣在幣安身上。但有些事情確實是幣安的責任,該接受檢討就接受檢討。 從何一的回應可以感覺出來,幣安在面對 FUD 的時候,第一時間不是反省自己,而是去思考「這個攻擊從何而來」。 這是一種從古早交易所商戰時期就延續至今的應激反應。何一作為幣安當時風口浪尖的第一道防線,會有這種應激反應,我覺得很正常。 但現在已經是 2026 年了,想法不應該還這麼 defensive。 這幾天幣安從西方圈這幾天燒起來的這些炎上事件,都是過去的因所種下的果。 我並不確定這到底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行為。 但就算真的是有組織、有預謀,也得要有前因後果,這把火才燒得起來。 如果你們不反省,這種火以後只會越燒越大。 幣安的核心思維永遠都是防禦性的,永遠在想如何維持自己的賺錢能力跟行業地位,看誰都是潛在競爭對手,看誰做大了就要用自己的資源去碾壓。 你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在上幣這件事上,絕對不能讓別人來「白嫖」用戶的流動性。 但有沒有想過,靠著這種偏頗的上幣邏輯來維持地位,讓你們錯失了多少用戶真正想買、想交易的幣? 我就舉平台幣 HYPE 為例,市場上有多少交易所同行已經上架現貨了? 但你們就是硬不上,原因很簡單,因為 Hyperliquid 是競爭對手,威脅到你們了。 按這樣的邏輯,我相信即便 HYPE 衝到市值 Top 10,你們也不會上。 White Whale 也是一樣的概念,from bottom up 的社區幣,有熱度有交易量有故事,但 SOL = BSC 的敵人,所以不上。 反過來看,DOYR、我踏馬來了,這種扣完字眼就火速退潮的幣,大家都以為死了,結果轉頭 Alpha 就給上了。 如果說這兩個幣在你們喊完之後自己活下來了,幣價健康、社群活躍、討論有熱度,那也就算了。 但它們都死了啊?死了的幣你們到底在上啥?唯一能找的角度就只有何一提過、CZ回應過而已,這種上幣邏輯怎麼可能服眾? 美股還有七巨頭互相制衡競爭、彼此砥礪進步。 但在幣圈,幣安是絕對龍頭,當這個量體的企業的把追求利潤放在第一,把扶持自家生態鏈放在第一,對整個行業都不是好事。 我可以理解CZ想要為 BSC 創造動能,但直接或間接喊單 TST、Mubarak、Broccoli、Giggle、Aster ,真的是好事嗎? 你的個人行為跟平台影響力高度耦合,喊單是讓散戶自己去遐想、自己去下注。 這件事如果是其他 KOL 做,頂多被罵一波就過去了。但你是 CZ,你做這件事就是球員兼裁判。 今天有人因為你的話衝進去,明天套牢了,這個帳一定會算在你頭上。每一次都在消耗信任。 你以為你在幫 BSC 造勢,但這種靠喊單撐起來的繁榮是假的。真正的結果是什麼?是讓所有人開始質疑幣安的中立性。 你覺得各國監管單位看到你這些行為,會有什麼想法? 打開幣安APP,一整排的幣安人生、我踏馬來了、老子幣、DOYR,他們會怎麼想? 這就是為什麼行業很多人賺到錢了,但始終賺不到外界的尊重。 你是行業龍頭,你的 APP 首頁就是這個行業的門面。當門面長這樣,你要怎麼說服傳統金融、說服監管、說服主流社會,我們是一個值得被認真對待的產業? 我不是要幣安當聖人。 商業公司追求利潤天經地義,我自己也是開公司的,我懂。 但當你是行業龍頭的時候,你的每一個決策都在定義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 你選擇上什麼幣,不上什麼幣,市場就會往那個方向長。 你選擇喊單什麼幣,散戶就會追什麼幣。 你們給誰頒「行業貢獻獎」,大家就會覺得這個人是行業認可的領軍人物。 你們的審美,會影響這個行業的審美,也會影響外界對行業的觀感。 這是權力,也是責任。 我對幣安沒有私人恩怨,我也不覺得幣安是壞人。 我只是覺得,一個世界第一的交易所,應該有世界第一的格局。 不要再用 2017 年商戰時期的思維來應對 2026 年的市場了。 你們已經贏了,現在該想的是怎麼讓整個行業一起變好。 這樣你們才能贏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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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手上的寶可夢卡牌賣給你,告訴你這卡牌以後會漲價,你聽了很興奮,買了卡牌,等漲價。我轉頭又印了一堆卡牌,告訴你,這些卡牌以後還會更值錢,你想要賺更多的錢,就把手上的現金通通交給我,來買我的卡牌。我的荷包滿滿,但我又加印了更新一代的寶可夢,更漂亮,以後會漲更多,問你要不要買。什麼,沒錢了?你可以找銀行借!什麼,信用額度都用完了,銀行不借?沒關係,你告訴銀行,你手上這些寶可夢卡牌,很值錢,你可以抵押來借錢,而且你也不是把貸款花掉,你買的是值錢的卡牌。什麼,銀行不覺得這些卡牌以後會增值?沒關係,我來和銀行談,我有很多錢,我跟銀行擔保,如果寶可夢卡牌幾年後沒有這個價值,我負責給銀行差額,這樣銀行就可以借你更多的錢,來買我新印的寶可夢卡牌!這大概就是很多看空輝達股票的人,心裡想的「循環投資circular financing」,用來描述輝達最近和華爾街談的五千億借貸平台,剛剛好,他們認為輝達的GPU,和老鼠會的詐騙沒有什麼兩樣。 當然不一樣。股票估值的方法有千千萬萬種,但多半不離一個基本原則,「越賺錢的公司,越值錢」。寶可夢卡牌和比特幣一樣,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沒有產生財富,「沒有賺錢」,賣寶卡夢卡牌的公司,當然有賺錢,但如果產品本身沒有財富的價值,那當然像老鼠會一樣,紙牌屋隨時會倒塌。這也是為什麼Coinbase這樣的公司,沒有什麼前景,不要碰比較好。 輝達的GPU不是卡牌,也不是比特幣,但是不是會變成黃仁勳說的「AI工廠」,我們不知道。但現實是GPU供不應求,而供不應求的原因,不是炒作,不是囤積,而是真的算力滿載地在使用,Anthropic到處找GPU,SpaceX和谷歌都先把算力給了Anthropic。Anthropic兩年內就會達到二千億美元的營收,OpenAI應該也相去不遠,他們買GPU,他們借別人的GPU算力,都是像寶可夢卡牌一樣,只是放著囤貨嗎?不是,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快達到十億用戶的產品,我付錢給ChatGPT,不是跟著別人湊熱鬧,而是每天都真實地需要AI來幫忙。特斯拉的自駕每天載著我跑來跑去,背後也是輝達晶片在訓練這些模型。這些AI晶片的需求,都是真實存在,既不是dot com泡沫的本夢比,也不是地產風暴的房貸包裝再包裝,對於現在做空AI的瘋子,像Michael Burry,我祝他們好運,但我一點都不擔心現在是AI泡沫,至少還不是時候看空。 因為微軟執行長Satya Nadella在法說會提到了1873年一書,讓科技圈一時注意到AI和十九世紀內戰後美國的鐵路瘋狂建設時期有極為相像之處。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比較,Nadella有點是向世人示警,要注意不要重蹈覆轍,鐵路的建設,的確是百年一見的生產力躍進,縮短了人們交通的時間和空間,擴大了市場,產生了更多生產的可能性,對美國財富的提升,長期生產力的加持,有跨時代的影響,把AI比為鐵路,有其意義。而鐵路的建設,相當昂貴,如果沒有像中國蓋高鐵一樣,把國家搞破產也要蓋,只靠私人建設的話,需要極大的資本市場投入,甚至是要先預支未來一樣的投入。的確,1873年一書,講的就是美國的鐵路建設狂潮,如何把股市和債市的資金,吸得一乾二淨,但最後把鐵路大亨和銀行一起弄垮的故事,甚至造成了在1929年之前,美國所經歷過的最大經濟蕭條,多年無法回復。鐵路後來的確達到了泡沫時期的預言,的確改變了美國,促成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但最早投入鐵路建設的投資人,全部被清空,發了美夢,但沒有賺到錢。 輝達現在賣了這麼多晶片,台積電還不斷地擴張,記憶體三雄也抓著這個世紀難見的契機擴產,然後上游的協力廠商,下游的數據中心,通通在擴充,然後核心的Anthropic和OpenAI瘋狂地發股票,一邊募資,一邊求材。退一萬步說,AI的需求,完全不虛假,但鐵路也是這樣不虛假,只是先期的乘客、貨運量完全無法合理化鐵路在資本市場要的本益比,現在的AI也是這樣,就算Anthropic和OpenAI,兩家每年都可以做兩千億的營收,然後把營收通通拿去買輝達的晶片,而且通通不要分給上下游廠商,那還是無法合理化輝達五兆美元的市值。從這個角度看,把AI比為鐵路,而要投資人小心,是正道,但我還是要講一句金融市場最可怕的話,「這一次不一樣」。 人類社會對交通方便的需求,會隨著路網越大,而自然變得更多,因為原先的不可能,化為可能,這個時程很長,唯一加速的方法,就是把路網瘋狂地蓋下去,但這個加速的過程,不但受限於資金,還受限於材料,更受限於中國苦力和歐洲新移民的數量,沒有人去蓋鐵路,就沒有鐵路。另一方面,AI的需求,也像鐵路一樣,越多的建置,就會產生越多的新可能,製造出更多的需求,但和鐵路不一樣的是,瓶頸不在於物理限制,甚至不在人口數。鐵路的乘載,有一個人口的天花板,但AI沒有,我們已經看到AI代理的驚人需求,AI代理完全不受限於人口數。而AI更驚人的能力在於,我們在生產智能,可以解決問題的智能,這個智能跨越到幫我們解決物理限制的日子,早就來了,智能加乘的速度還會加快。黃仁勳畫出來的美麗未來,不一定是作夢。 然而就算AI美夢再美好,再真實,泡沫一定會到來,那是人性,但不是今年,也不是明年,現在壓空方,不智。長期利率還沒掉下來,資金還不算真的投入AI建設,我們現在是dot com泡沫的1994或是1996,連1999都還沒到,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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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國防部長最近演講說,他從無到有,自己蓋了個AI助理,很得意地表示,「如果你對科技的了解,只有被簡報過的程度,那你無法管理這樣的科技。」網上一片稱讚,新加坡給官員的高薪,就是能請到這麼棒的人材,放眼望去,全世界有多少部長級的官員,能夠有這樣的科技能力?但我看了只能搖搖頭,「開始了」,李光耀的不肖子孫,路子開始走偏了。 法國總理克萊蒙梭說過,「正因為戰爭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給將軍來決定。」身為國家內閣級的領袖,負有政治責任的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政策的制定上,作出最有利國家、社會的政策,並且在政治程序裡推動這些政策,領導屬下,完成福國利民的工作。誰說最重要的工作是懂政策裡的技術性細節?能夠在不影響政策品質的前提下,了解技術性細節,那可以加分,無妨。但多數的時候,技術的專家,會見樹不見林,反而影響大局觀。政府官員最需要的特質,在於面向民眾的政策,而不是所謂專業的枝枝節節。 但這個部長更大的問題,不在於他會因為太過投入科技細節而影響政策品質,而在於他在「表演」,一如美國左派政客的performative行為。當政治意識型態變成一個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核標準時,能不能幹,已經不重要,如何在舞台上表演出符合政治想像的身份,才是取得權力的關鍵。因此,這些performative的政客,像是接受左派媒體的指揮一樣,講一樣的話,穿著打扮一模一樣,譴責政敵的話語也一模一樣,對著自己的群眾跳忠字舞,只求群眾的認同,進而取得權位,有沒有能力,那是其次,久而久之,在逆淘汰的情況下,左派政治人物的品質,就越來越差。新加坡當然沒到這個地步,能力還是很重要,但當李家父子離開政壇後,新加坡沒有了國王,沒有定於一尊的拍板者。總理只是一班同僚裡的頭銜最大的那個,並不是共主。於是,就會開始有些官,想要用「表演能幹」來取代「真的能幹」,慢慢地取得群眾裡的政治資本,進而轉成實質的政治權力。也就是說,當群眾的掌聲,給的不是事情辦得最好的那一個,而是話講得最漂亮的那一個,那李光耀辛苦打造「選賢與能」的基礎,就會開始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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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反制德州的選區重劃,加州已經成功的把許多紅區,硬是修改成民主黨可以控制的選區,原本43:9的藍紅席次比,在新的選區劃分下,將要變成48:4,輕鬆地抵消德州的共和黨增加數目。但這個選區重劃的競賽還沒完,兩黨都有大動作,而最新的戰況是在維吉尼亞州,選民最近公投通過修憲,批准藍紅比從6:5變成10:1的選區重劃,但這修憲案被維吉尼亞最高法院宣告違憲。民主黨白忙一場。 選舉是肢體碰撞的運動,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手段不拘,以勝選為目的。所以民主黨說什麼,民主黨只是要反制共和黨挑起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即不擇手段的選區重劃),我都聽不下去。全世界最會傑利蠑螈的就是民主黨了,不信你看看新英格蘭地區。新英格蘭地區的21個眾議員,通通是民主黨,你如果不細究,你還以為那邊都沒有共和黨員。四成的共和黨選票,一席都沒有,而且是經年累月,不是最近才發生。我只能說,是共和黨自己笨,自己以為是紳士,人家都戴起拳擊手套在打你,你還西裝筆挺地挨打。沒有一樣低級的川普點醒,共和黨還在那裡自以為高貴。 不過維吉尼亞的違憲判決,暴露出民主黨另一個,一向就有的問題。民主黨政治人物,無能。維吉尼亞的州憲規定,如果要修憲,議案必需在州議會通過兩次,而兩次中間,得有州議會大選,目的是讓選民可以理性判斷修憲案合不合理,在投票選議員的時候,當作重要考量。民主黨在推這個選區重劃的修憲公投時,早有法律專家說時間點可能會有爭議,但民主黨不管,硬推,想要先取得公投多數,再用民意的壓力逼迫最高法院就範,一如華盛頓州的違憲所得稅法。但這些個民主黨智障,連誰在最高法院當法官都不知道,最後只能被打臉,失敗作收。 如果這是詹森的政權,他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他要推的法案,他一定把票算得一清二楚,一定把法條翻來覆去,修得精確萬分,不會有任何可能的失敗空間。所以他在歷史上和小羅斯福齊名,屬最能幹的民主黨總統,也對後世的美國子孫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詹森和小羅斯福,懂得民主權力機器的運作,他們知道要國會通過法案,他們的政策才能有持久的效果,所以當他們決定要推法案時,一定把大軍集結,威脅加利誘,傾巢而出,絕對不會犯維吉尼亞民主黨這種低級的錯誤。所以社會安全法是羅斯福通過的,老人健保法是詹森通過的,至今仍然規範華爾街的大小金融法案是羅斯福通過的,而詹森是南北戰爭以來,唯一通過民權法案的總統。 現今的民主黨政客,一代不如一代。維吉尼亞的修憲案,背後的力量是歐巴馬,歐巴馬就是民主黨所有問題的具體化表現。當民主黨越來越往左靠的時候,身份認同政治變成是進步派血緣正統的主要依據,如果你的出身不純,你是白直男,那就更要積極表態效忠這個身份認同血統,不然你就沒有升官的機會。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黨政客,專心致志於「表演」,政治的所有作為通通是performative,白直男的代表就是加州那個白痴紐森州長,什麼事都幹不成,整天在表演。而少數民族的代表,就是歐巴馬。「我是美國的第一個黑人總統,我代表了所有的進步價值,不管我要做什麼,都是對的,你們都要俯首在我面前,任我差遣」,當他令不出大門,法案通過不了,別人不買單地的時候,他也非常驕傲,不屑政治運作。於是就大筆一揮,行政命令一下,取得了暫時的勝利,拿到了對共和黨說嘴的權力,就算事情辦好了。我以前寫過,歐巴馬如何整高等教育、聯邦航管員、醫療保險等等,用的都是行政命令。但行政命令的問題是,換了黨派當總統,就會被立刻取消。拜登也是,大筆一揮,就想要納稅人對少數人的學貸買單,就想要引進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沒有一件事,敢堂堂正正的動員議員來通過法案,所以最後都被取消了。美國近代最沒有歷史影響力的總統,非歐巴馬和拜登莫屬。 詹森是在保守的德州磨鍊他的政治手腕,羅斯福的進步主義背叛了他哈德遜河谷的貴族階級,兩個人都是在泥巴裡打滾過的政治能手,豈能是沒幹過一天實事,僅靠著一場演講,靠著全美國罪惡感當選的歐巴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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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是從推特觀察我很久的粉絲🫣 因為單身多年許久沒有體會到性愛 所以常常跑來私訊我說想要ㄩㄩ 但礙於時間上的小問題遲遲沒有見面 昨天趁我跟他都有空閒時間 二話不說直接ㄩ出來啪啪(/ω\) 我就這樣被他後入輸出了一個半小時… 結束後直接累癱在床上不想動ㄌಥ_ಥ #過程很滿足但就是太久了# #單身男# 單身的都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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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季經濟成長率超過13%,是1980年代以來的最高紀錄,我們這種經歷過經濟起飛大家樂年代的人,都以為不會再看到這個榮景,所以看到這個結果,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在世界的歷史裡也少有進入已開發經濟的國家,還可以有這樣的成長率。我有幾個觀察重點。 第一,很多人都說台灣運氣好,搭上這波AI的順風車,我說不是運氣好,而是台灣一直都選對陣營壓寶。從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灣因為全球戰略的關係,一直採取「親美」的國策,蔣介石靠美國保護而得以偏安,蔣經國搭上出口美國的大潮,創造了台灣第一次的經濟奇蹟。民進黨因為反共而親美,自然不用說,但除了馬英九要把台灣綁進中國的那幾年外,其它的國民黨政策也都是親美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二十年,台商瘋狂投資中國,那也是親美的政策造成,台商去中國蓋工廠,因為要賣產品到美國,因為要幫美國公司生產,所有的終極目標都是對著美國,連台積電都是美國人張忠謀成立的。美國巨大的商業市場,自由的經濟,加上法治的人權保護和發達的金融市場,得以一再地創造新科技,一再地把生產力提升帶來的繁榮富庶,帶給美國及親美陣營。親美的國策,給了勤奮、聰明的台灣人一個發達的機會,那不是是運氣。光憑這點,台灣花再多錢買美國武器都值得。 第二,一如1980年代的大家樂瘋狂,一旦台灣人發財了,各式各樣的泡沫,就會出現。但這一次不一樣的是,台積電帶來的「雨露均霑」溢流效應,還連帶地促進了股票市場的發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不同於1980年代之處。當台灣人在1980年代發財了,台灣人的理財方式相當受侷限,因此有些熱錢跑去炒消費品,跑去玩大家樂、六合彩,但更多的錢是進了銀行或是買了房產。銀行和房地產市場,對國家來說,都是比較差的儲蓄資源分配方式,因為相信「有土斯有財」,所以台灣人不但有超高的房屋自有率,還把房價炒到年輕人買不起房子。而銀行的保守放貸方式,也限制了資金流向新興科技業。因此,當台積電的高股價、高市值、高全球知名度,把一般不買股票的台灣人也吸進台股後,台灣的股票市場,變成一個更好的儲蓄及資源分配管道。當然,股市相對變得重要,也代表股市的榮枯,會是民心及政府執政的重要經濟指標,如何處理熊市時的低盪,也會是執政者未來的考驗。但總的來說,讓自由的股市來運用台灣人的儲蓄,是比讓銀行或是房市來吸納,更有效率。 第三,經濟成長帶來的財富及稅收,可以解決很多的政治問題,但執政者能不能抵抗亂花錢買票的民主壞習慣,變得相當重要。因為有高經濟成長的政府,很容易像中了彩券的個人一樣,把錢隨便就花掉,甚至花在需要長期供養的習慣上,那就會造成長期的問題。台灣因為一直有中國威脅及外交孤立的問題,在財政上比一般國家來得小心,但是還是得防範左派的正義魔人試圖綁架政策,「錢那麼多,福利多一點有什麼關係?」。大體來說,如果要花錢,要花在投資,而不是是消費。所以如果要在「加發失業救濟」和「提高基本工資」之間選一個,要選提高基本工資;如果要在「住房補助、社會住宅」和「捷運基建」之間選一個,要選「捷運基建」;如果要在「育兒補助」和「老人健保免費」,要選「育兒補助」。選未來,而不是買選票,保留經濟彈性,而不是綁住僵化的福利制度,就是一個比較理性的選擇。 台灣的問題很多,極待處理,但我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會想要有台灣的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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