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英国政府已批准前香港立法会议员、“47人案”刑满出狱者胡志伟在英停留六个月。 现年63岁的胡志伟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上周他在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后不久即被扣押。他的律师当时告诉法新社，他被告知将于周三被遣返。不过，胡志伟的律师最新告诉法新社，英国内政部最新通知表示，胡志伟“现已作为访客获准入境六个月”，并表示胡志伟本就不应面临被遣返的处境。 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证实，胡志伟已获得六个月的居留许可，并有权申请签证以延长停留时间。该组织政策总监梅根·邱（Megan Kho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胡志伟“本就不应面临被遣返回那座曾监禁他的城市的处境”，并称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结果”。 胡志伟曾任香港民主党主席。他因2020年维园“六四”集会案及“七一”游行案，被中国香港特区法院分别判囚四个半月及10个月。其后，他在民主派初选“47人”案就“颠覆国家政权”罪认罪，被判囚四年五个月，至今年6月30日刑满出狱，在囚日子逾2000日。 （消息来源：法新社）

只有可怜的8%！中南海居然还做“春秋大梦”/（颜纯钩评论文章）台湾籍经济学家在大陆“捞”得风生水起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郎咸平。林毅夫是从台湾游水偷渡大陆，长时间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可算体制中人。郎咸平相对以民间身份，活跃于大陆不同的传播平台，因为算不上体制中人，所以针砭时弊比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个视频，他以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来比较各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数字很有趣，值得转述给大家知道。 美国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58%，英国是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西方先进国家在50%至60%之间，这是第一个层级；此外，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拉美国家大多在33%左右，这是第二个层级；亚洲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28%，伊朗和土耳其25%，这是第四个层级；非洲国家没有具体数字，郎咸平估计都在20%以下，这是第四个层级。 郎咸平在节目中请现场观众估计中国的数字，九成以上观众都认为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与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后“开古”，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只有8%，这是全世界包尾，属于第五个层级。 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在大陆舆论环境下，他不敢说假话，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经得起拷问的，绝对可信。 这个数字比较的不是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字，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占GDP数字的比重。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只占中国国家GDP总额的8%，相对于非洲国家的20%，中国少了一倍多。 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权利归于人民，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四是实行计划经济。其他的暂时放过，先问一句，是谁决定今日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是中国人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吗？更不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决定以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举手通过的。 因此，决定中国财富分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给国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里？一是去了搞国家级投资，二是去搞国际战略扩张，三是去搞国防，四是去维持地方政府营运，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质生产力，六是满足各级党官贪腐的胃口，最后才轮到分派给一般国民的残𡙡剩饭。 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便是“社会”是最高原则。何为社会？社会即是全体国民组成，全体国民是这个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国家财富应该最先用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政府决策时，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国民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利益被国家利益剥夺，国家对国民便没有意义，那不叫社会主义，叫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先设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去满足国家发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过来，以国家碾压国民，置国民基本需求于不顾。今日中国人大面积返贫，中共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便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但他们分配给国民的收入总额却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政府重视国民生活多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可以慢一点，但国民不能朝不保夕。为什么中国人收入占GDP比重那么低，因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需要更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每个中国人口袋中来。 说穿了，中共搞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以社会主义为名，巧取豪夺的一种口实而已。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绝对不会搞政治改革，因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头去了。中国一实施资本主义，最终就会改行议会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与人权、实现充份的个体自由，那时中共就“冇碇企”，国家就不是中共的，红色家族就会“见财化水”。 中国2025年的GDP总值为14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占GDP提升到泰国与菲律宾的28%（都是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如他们），那就相当于39.2万亿人民币，这笔财富给全中国13亿人分，每人可得3万元。每年多收入3万元，等于每个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这𤴓以常识推断的数字，以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占GDP低至8%，要提升到28%，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赶上泰国菲律宾，对中国人也是不无小补，再努力几年，中国有没有机会追上韩国呢？按理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这样干。 郎咸平的数字里没有台湾，我问了AI，它的回答是：受雇人员报酬（劳工薪资与福利），占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韩国的44%，可见台湾人现在的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高层级，同样是中国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还有脸要去统一人家！ 看了这些数字，我们便明白，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质是中共诓骗中国人的伎俩，说穿了一毛钱不值。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说到“祖国母亲”，还要热泪盈眶，有谁反对共产党，还要骂人家是汉奸——这些人是蠢到家了，还是活该永世为奴？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初率团访美，9日前往华府，并在周三（10日）展开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行程，包含拜会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Steve Daines）、共和党众议员罗斯（John Rose）、弗莱施曼（Chuck Fleischmann）、众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议员苏奥齐（Tom Suozzi）等人。她也见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 此外，据《自由时报》台媒等消息，郑丽文原本预计10日下午赴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拜会美国国安会官员，但此行程在未知原因下遭取消；中央社亦指，当天下午在该处并未见到郑丽文访团。郑丽文先前被问及是否将会晤美国国安会人士，对此她回应，“这个我们从来不能够对外表态”。 郑丽文被视为可能角逐2028年台湾总统的人选之一。她此次赴美两周，希望争取华府对国民党的支持；但在此行之前，她也曾于4月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抵达华府前，郑丽文在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谈到面对中国的态度，她称“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要放弃自身的吓阻力”；她也表示，美国在维护和平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希望在特习会后，华府能在东亚及台海和平事务上发挥更积极与建设性的领导作用。她还呼吁美国和中国不应把台湾当作大国博弈的“棋子”。 郑丽文此行访美与4月访中期间，皆多次强调“和平”。然而，国民党主张与中国接触、交流的立场，受到华府部分人士质疑。此外，台湾立法院在在野党的推动下，于5月通过了用于对美军购的国防特别预算，金额约新台币7800亿元，远低于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的1.25兆元方案，有台媒消息称部分美国官员对此感到失望。 针对美方疑虑，郑丽文表示她与国会议员会晤时表达了国民党的立场“并不是反对军购”，而是希望维护“立法的程序正义”和“财政纪律”，并避免可能的贪腐。她还称，美国议员相当关心能源安全议题。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则表示，“九二共识”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也不符台湾主流民意，指郑丽文在美国以“九二共识”前提推动合作，恐误导国际视听。

1975年，蒋介石葬礼刚结束，宋美龄外甥孔令侃就四处串联，想推举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但他万万没想到，蒋经国早有对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权力中枢瞬间出现真空。 但接班的戏码，其实他早在三年前就排好了。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政工、特务、党务、军权一把抓。蒋介石生前，早已为儿子铺平了道路。 反观宋美龄，她是党内的“精神领袖”，身后站着孔宋家族。 抗战时，她赴美求援，风光无限。可退守台湾后，她的政治能 量，本质上依附于蒋介石的绝对权力。她手里没有军队，没有情治系统，更没有党务基本盘。 蒋介石一倒，孔宋家族在台湾的实权根基瞬间崩塌。 名望还在，实力已空。 但权力场上，没人愿意主动退场。 4月16日，蒋介石奉 厝大典结束。治丧告一段落，政治博弈正式提上日程。 孔令侃，孔祥熙与宋蔼龄的长子，宋美龄最疼爱的外甥。他从美国匆匆赶回台北，企图重温孔宋家族的旧梦。 他四处奔走，联络“夫人派”势力，政治主张只有一个：推举宋美龄接任国民党总裁。 国民党“总裁”，并非虚衔。在党章中，总裁拥有最终决定权和一票否决权。谁拿下总裁，谁就握住党务大权，足以钳制行政系统。 孔令侃打的算盘，是以宋美龄的党内元老辈分压制蒋经国，实现权力翻盘。 宋美龄本人没有公开表态。她自恃身份，不可能亲自下场索要官职，但她默许了孔令侃的幕后运作。 阻力迅速出现。 蒋经国没有与孔令侃当面对质。政治斗争不需要当面争吵，只需要组织机器的碾压。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出面。张宝树是蒋经国的得力干将。面对孔令侃的串联，张宝树态度强硬，明确拒绝“推举宋美龄出任总裁”的提议。 张宝树的背后，是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经国的实力盘。孔令侃的游说，四处碰壁。没有军政要员敢在这个时刻倒向无权无势的孔宋家族。 交锋没有持续太久。蒋经国出手，直接从制度层面釜底抽薪。 4月28日。蒋介石离世仅仅23天。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议程直指最高权力的归属。 没有声嘶力竭的辩论，只有冷冰冰的决议。 会议抛出三项重磅提案。 第一，修改党章。保留“总裁”这一章，但明文规定：“总裁”头衔永久保留给蒋介石。任何人不得再行使用。 第二，废除“总裁”作为现任党魁的建制。新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第三，全体一致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主席。 举手表决。全票通过。木已成舟。 一纸党章，切断了宋美龄的政治退路。“总裁”变成神主牌，被供入历史。宋美龄想要的位置，在这个世上不复存在。 作为安抚，会议给宋美龄安排了一个荣誉头衔：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地位尊崇，毫无实权。 政治胜负已分。孔令侃的图谋沦为一场空。蒋经国兵不血刃，通过中央全会修改党章、集体表决，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 宋美龄深知，台湾的政治舞台已经没有她的立足之地。留下来，只会与蒋经国的人马产生摩擦。 1975年9月17日。距离蒋介石去世五个多月。 台北松山机场。专机待命。宋美龄登机赴美。对外的官方理由是：身心疲惫，赴美就医疗养。临行前，她留下一份书面谈话《书勉全体国人》。随后，专机起飞，越过太平洋。 此后，她再未触碰到台湾权力的核心。强权交替的铁幕重重落下，孔宋家族的时代，就此终结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无人机议题为何在台湾受到热议？ 今年5月台湾政府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删减，其中项目多数跟无人机有关，也在台湾社群掀起讨论。 后续政府与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虽然推出了各自的版本，但在“由哪个单位主导？怎么使用预算？”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直到7月立法院国民党团提案打算“全数冻结”行政院“无人载具统筹型计画”。而后各版本虽然通过了立法院初审，但朝野对条文内容都没达成任何共识，仍需要党团协商再进入院会讨论。 面对台湾无人机发展的变数，有些民众决定参与无人机民防培训。这个课程在学什么？台湾真的可以借鉴俄乌战争的无人机经验吗？

😮还是太先进了！韩国议员拟就杠杆ETF投资者损失，起诉政府索赔 据韩媒，韩国国民力量党议员金银惠正探讨就三星电子、SK海力士单股杠杆ETF投资者损失，向政府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同党议员罗卿瑗也主张全面调查并推动国政调查，追查监管部门"仓促引进"这类产品的过程。 争议源于金融委员会5月27日批准的杠杆产品，上市后资金暴涌导致股价剧烈波动，14只产品净资产一度达16.28万亿韩元。金融委员会7月16日紧急把保证金门槛从1000万韩元提到3000万韩元现金，双方在国会层面或将展开交锋。

川习会已经降下帷幕。美国金融市场给出的裁定是川普白跑一趟。长期国债收益率急速跃升，意味投资人认为川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问题上没有得到习的实质性帮助，原油价格将无限期地居高不下，持续推升美国的通胀。 川普的另一项失败是把台湾摆上桌面，作为与习讨价还价的筹码，实际上狠狠地打了台湾执政党和亲美派一巴掌，间接废掉了绿营十几年来在总统大选中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 -- 背靠美日的“抗中保台”路线，也预示赖清德的2028连任之旅凶多吉少。 在我看来，自1996年首次全民直选总统以来，台湾总统选举的主轴经历了两个阶段： 1）从1996的李登辉，到 2000陈水扁及其2004的连任，再到2008的马英九。这个时期的主轴是民主深化、政党轮替、世代交接。那时，美中军力对比悬殊，即使在中国的近海，美军也有制胜的把握。所以，选举的首要议题是内政。 2）从2010至今，随着中国的经济与军力的崛起，台海的军力对比越来越朝向共军倾斜，中共武统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国安问题取代内政成为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 与之同时，美国政界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全球统治力的最大挑战者。奥巴马在2011年底提出的“重返亚洲”路线实质上将美中关系从“战略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 大船转向需要时间。“重返亚洲”路线并未给马英九的2012连任选举带来多少影响。2011年秋，奥巴马的外交团队在与蔡英文面谈后给予后者冷遇，向岛内民众（亲美派占大多数）发出信号 -- 美国还是更放心马英九。 但从2014年开始，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雨伞革命”都持续推升了台湾的反中、仇中、恐中的气氛，帮助民进党在年底的地方选举中获得大胜。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证之下，“抗中保台”的路线逐渐成为台湾的主流意识。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从奥巴马的第二任到川普的第一任再到拜登的四年，可以说声调越来越高，以至于拜登最终打破美国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传统，直接作出“武力保台”的宣誓。有了美国的安全保证，“抗中保台”的路线才能无往而不胜，进而帮助民进党又取得了2020和2024的总统选举。 然而，从2020的COIVD危机至今，全世界都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甚至更胜一筹。伴随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军事科技能力也已脱胎换骨。美军在中国近海非但没有优势，恐怕已经落了下风。 至此，明眼人可以看出，一边倒的、对抗性的“抗中保台”路线缺乏可持续性。即便没有川普这个加速师，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证也将逐渐失效。没有了美国安全保证的加持，“抗中保台”必然将台湾置于“越位”的危险境地，如《孙子兵法》中所谓的“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所以，赖清德在2024的胜利恐怕是“抗中保台”路线谢幕前的绝唱。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民进党输掉立法院选举，又在去年的大罢免选举中铩羽而归，就是“抗中”氛围减弱的结果。 在“抗中”退潮的同时，蓝营内的“亲中”势力抬头，将敢于直言不讳的郑丽文推上国民党主席的位置。后者前不久得到习近平的接见，巩固了岛内亲中派领袖的地位，引发外界对于她投身2028的总统选举的想象。 但蓝营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说抗中在消退，已经不能过半，那么亲中与抗中相比就更是少数。在总统选举中起关键作用的将是中间既不敢抗中（武力保台）、又不愿亲中（接受“一中共识”）的和平派，或曰“和中派”。他们散布在民众党（白）的主体与国民党（蓝）的本土派中，加起来要超过亲中派。 所以无论郑丽文还是韩国瑜都不是蓝营挑战赖清德的理想人选。最理想的还是台中市长卢秀燕，温和稳健，不像郑丽文那样咋咋唬唬，虽让支持者激动，也令旁观者侧目。卢既能得到亲中与和中派的支持，也可以得到美中双方的认可。回到马英九的“亲美、友日、和中”的立场。 至于赖清德，由于其“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身份，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如果再得不到美方的力挺，必然会输掉连任选举。 假若现在美国总统仍然是拜登或是建制派共和党人，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美方继续“围堵中国”的大战略下，赖清德仍有获胜的机会。 但很不幸，台湾的总统选举日在2028年一月，选战主要发生在2027，那时的美国总统仍然是川普。他的“尊习贬台+卖台”路线一定会令绿营的选情雪上加霜。

中共安排郑丽文在川普访华之前去北京，摆明了是拿国民党当棋子用，也说明习近平见川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因此需要国民党配合，作為铺陈。 国民党甘愿当棋子，摆明了立场，那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是要站队中国。 这种立场选择的不明智，会在下次选举中被证明。

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